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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门寺地宫出土金银平脱秘色瓷探讨2
备史补遗》等古文献中,曾有五代秘色瓷使用“金棱”和“银棱”的记载,前蜀王王衍报后梁末帝朱有贞的信物中也有金棱碗,称“金棱含宝碗之光,秘色抱青玉之响”。法门寺地宫出土唐秘色瓷的重要意义之一是:咸通年间的入藏物账中明确记有:“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棱”,从而将瓷器使用银棱的记载和实物都提前到了唐代,它的发现,不仅证明五代时期文献记载的真实性,也表明了五代越窑秘色瓷使用的“金棱”、“银棱”、“金扣”装饰,渊源于晚唐时期的秘色瓷装饰。
  从法门寺出土的两件金银装秘色瓷碗观察,所谓“银棱”装饰,是指用银片包在瓷器的口沿或底足之上的装饰工艺。作为装饰工艺的“扣”,《说文解字》上解释为“金饰器口”,在《后汉书·邓皇后纪》上出现“扣器”称呼并注释作“以金银缘器也”。这种工艺用在瓷器装饰上以往多见于宋代的定窑等瓷器上,根据所用金属材料或金、或银、或铜的不同,被称“金扣”、“银扣”、“铜扣”。从五代文献看有“金棱”、“银棱”、“金扣”几种称呼,“棱”和“扣”应是同一种工艺。从两种称呼在历史上使用的时间先后看,晚唐和五代时称作“棱”,五代和宋及以后称作“扣”,表明这种瓷器装饰工艺在初创时曾起了一个概念较为含混的“棱”字,而随着工艺的发展和推广,人们最后确定了更为确切的传统称呼“扣”来作为称谓。五代末至北宋及以后,“扣”的名称就成了该种装饰工艺固定的称谓,从此再也没有变换过。
  追溯晚唐秘色瓷银棱(银扣)的起源,我们发现该种工艺曾经历了漫长的发展道路。考古资料证明,扣器工艺在中国源远流长。早在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在非金属器皿口沿上采用金、银、铜扣(统称金扣)予以包镶的装饰工艺。如安徽舒城秦桥的战国晚期墓出土的大漆盒就饰有错金铜扣。铜扣上的错金花纹生动流畅。四川成都羊子山172号战国墓出土器物中发现方扣漆器、圆扣漆器、大方扣器等,或镶铜扣,或镶错银铜扣。
  已发现的这些战国时期的铜扣和错金铜扣、错银铜扣,都镶在漆器之上。这种髹漆制品中新出现的扣饰工艺,因其既具有装饰性,又具有实用性,可使漆器达到实用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统一。所以战国时期一经出现,自后一直得以流传。
  饰有金属扣的秦代器物仍有一定数量发现(图4),湖北江陵凤凰山70号墓出土的漆盂装饰有镶嵌花纹的银质箍扣。汉代金属扣装饰工艺得到进一步发展,在西汉前期的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一些漆器上亦有铜扣及螺钿装饰。
  到西汉中晚期,用金银作扣、作箍与镂刻金银饰片贴花成为这一时期漆器特色之一。镶扣与贴箔漆器出土地已分布在陕西、广西、云南、安徽等多个省份。以安徽天长汉墓出土的双层银扣彩绘奁为其代表器加以叙述。在该器盖顶柿蒂形银箔上以珠状饰物作纽,外嵌银环三匝,奁口镶以银扣,在盖壁及奁壁皆镶银箍,朱绘云纹,中嵌金箔动物纹,该器将贴金及银扣装饰工艺置于一器,唐代秘色瓷银棱金银平脱工艺部分特征已在该器体现出雏形。
  至东汉,扣器仍有生产。据《后汉书·和熹邓皇后纪》载:元兴元年(105年),“其蜀、汉扣器,九带佩刀,并不复调”,说明这之前西蜀工官曾为宫廷制作扣器。
东汉后期墓葬中漆器出土较前期少。在甘肃武威市磨嘴子四号东汉墓中出土有彩绘铜扣兽纹漆钵。此钵为木胎地,绘有精美的装饰纹样,在口沿上镶有铜扣(图5)。
  

  上述用扣装饰的扣器,其器物质地均为木胎或夹伫漆器。唐以前,在其他质地上装有扣饰的器物,见于陕西西安的隋李静训墓(图6)。1957年该墓中出土了1件饰有金扣的玉杯,该玉杯高4.1厘米,口部外有金镶口沿一周,金沿宽0.6厘米。该杯将金、玉两种不同质地的材料结合在一起,制作出既清雅又富丽的金扣玉杯,它的出现反映出隋代金扣工艺有了新发展,隋代已将金扣用于漆器以外的其他质地器物之上。金银平脱工艺最流行的年代为盛唐,姚汝能《安禄山事迹》中记载有许多唐玄宗对安禄山的赏赐和安禄山自献的金银器物,其中多有金银平脱器皿,并提及“玄宗赐金花大银盆二……小玛瑙盘二,金平脱大盏四,次盏四,金平脱大玛瑙盘一”。从这条文献记录我们可知,唐玄宗时期除了在金、银、铜等金属器和漆器(木胎)上,还在玛瑙器皿上制作金银平脱髹漆装饰。玛瑙与瓷器同样坚硬而光滑,距离晚唐以秘色瓷为胎体制作金银平脱器只剩下了一步之遥。虽然装饰金银平脱的唐代玛瑙盘尚未见实物面世,但从实用的角度结合法门寺金银平脱秘色瓷的做法,可以推想唐代玛瑙盘也是把金银平脱装饰在玛瑙盘的外壁上。
  从初唐末到盛唐,我国还出现了在陶器上贴金箔的装饰手法。见于考古发现的器物依其墓葬年代早晚顺序主要有:
  陕西礼泉显庆2年(657年)张士贵墓中出土了22件彩绘陶俑,均为男骑马乐俑,通高25厘米,马笼头上贴金加以装饰,墓中出土的大型文、武官俑采用了贴金彩绘装饰(图7)。
  礼泉麟德元年(664年)郑仁泰墓出土6件贴金陶器,其中釉陶彩绘贴金武士俑2件,彩绘贴金镇墓兽2件,釉陶贴金文吏俑2件,贴金部位在陶俑袍服、衣甲之
  陕西乾县唐神龙二年(706年)永泰公主墓出土一批描金骑马女俑,金装部位在女俑的裙部,现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乾县唐神龙二年(706年)懿德太子墓中出土了一批贴金骑马武士俑,在墓龛中的仪仗俑中以贴金甲骑俑作为先导,贴金装饰在马铠的面帘部位(图8)。
  已出土的唐代金装陶器多出土在初唐末至盛唐的帝陵陪葬墓和一些贵族官员的墓葬中,近年西安南郊长安区南里王村唐墓出土陶武士俑更以金箔贴饰甲胄,显得气宇轩昂,异常威武(图9)。唐代陶俑贴以金箔装饰,以显示其豪华气派,富丽堂皇,陶器上贴金装饰为唐秘色瓷金银平脱装饰打下了工艺基础。
  

  中国古代封建统治阶级使用延展性好、价值昂贵的金银制作、装饰器皿,以充分显示其财富与高贵。从汉代至唐代,史料上还有当时的统治阶层认为“以黄金为饮食器则益寿”的记载。
  这种上层社会的喜好和审美观念在唐代大大推进了金银器皿及金银装饰制造工艺,推出了金银平脱、金装陶器、贴金银箔等新工艺技法,导致最终在晚唐,匠师将唐代流行的金银平脱、金装陶器工艺与传统的金银扣工艺相结合并推陈出新,在晚唐上林湖越窑生产的“秘色瓷”上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工艺,在中国古代陶瓷史上首创了以金银装饰瓷器的技法,为后代制瓷业创出了一条新径。它集金银的富丽豪华与瓷器含蓄典雅之美于一体,对后世制瓷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五代及宋代流行的金银包镶瓷器口沿工艺开创了先河。秘色瓷采用的金银装饰工艺最终演变为后代的瓷器包镶、描金、贴金、戗金,清代还创烧出直接以黄金配入釉料中的金釉与胭脂红釉(又称金红釉)。(图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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