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北京像全国一样，古玩市场维持在有限的范围内。少许信托商店有零星的经营。成规模经营的地方，只有琉璃厂古玩一条街，青山居及若干青山居宾馆门市，北京友谊商店和一九七九年崇文区成立的燕京书画社。
这期间，随着文物政策的放开，北京街头出现了自发经营的民间市场：七九年南二环玉蜓桥下；八二年的白桥；以及同期的什刹海西南岸和故宫东华门外，周日晚间旧家具大车交易。到一九八六年，位于劲松电影院后身的小河南岸荒地，出现了古玩早市散摊，并一发不止。在潘家园街道政府的扶持下，潘家园旧货市场成了全国收藏品集散地，领衔全国同类市场近二十年。
文革结束后，北京的首批收藏爱好者来自各行各业。他们有文化，有几个别人没有的闲钱，更有着莫名其妙的浓厚兴趣。在大家都忙着赚钱，以改善生活的时候，这些人却花钱买破烂。一九八五年，北京硬木家具厂的尹士奇先生，让我在他家看了一对黄花梨太师椅。两边的扶手花枨用同料新配。两块光料八十元。这对椅子，尹先生六百元买进，修好后，三千元卖出。永定门外的北京硬木家具厂在全国独一无二。今天圈里，敢说玩硬木家具的人都应该知晓它的份量。即便王世襄老先生在世，对厂里的技术高手也要推崇几分。
在前几年的《歪门邪道说古玩》系列文中，写过隶属于北京文物店的琉璃厂“汲古阁”。汲古阁地下室里，存着一批建国初期的高仿清三代官窑器。一九八八年秋天，汲古阁一老一少两位李经理邀我过去，参观堆在后院的一堆文革查抄藏品，和地下室里的高仿品。那时，汲古阁经营不下去了，员工工资已然开不出来。
举出汲古阁的例子，是说明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北京坐店经营的古玩店铺是何等惨淡。粹文阁篆刻大家李文新的弟子马俊明，为了养家糊口，在日坛宾馆门前开摊赚钱。一枚图章五块钱。我们是幼儿园的伙伴。在摊前见面时，他显得十分尴尬。
一九九零年。北京友谊商店三楼的古玩市场。一尺半高清晚期民窑青花撇口观音瓶，一对八百元。那时的北京古玩流通价格低廉，购买者甚少。就是这些甚少的古玩收藏者，以自己全部的经济力量和孜孜不倦的追求精神，在以后的收藏大舞台演绎出一段神话。
以九零年作为一条切线。之前的收藏全部出于收藏者的爱好，与经济价值无关。这些人在九零年以后开始著书立说，为自己在收藏界的话语权打下基础。在此之前，故宫的馆刊一直以史料为主。考古所的《考古》专刊主攻方向是出土文物。国内没有专业的古玩鉴赏专家。历博和故宫的专家一直以修史，建史，讲史为主责。收藏品鉴定是专家们拾遗补缺的顺手活儿。
细心的人可以看一看，几乎现在所有架上的古玩鉴赏书籍，都出版于一九九二年之后，特别集中在二零零零年以后。九二年以后的十年是中国收藏品鉴赏成理论，成思想，成学派，成门类的十年。其中始作俑者的是文革结束后，以兴趣踏入收藏大门的那批人。他们在文博界里斡旋，拜师门，选大旗，把文博界的前辈，摆弄得五迷三道，纷纷走出象牙塔，投身被人安排好的收藏品鉴赏市场。其实，人们关注的不是他们，而是他们身后的，渐渐掌握了话语权的徒子徒孙们。
古代艺术品是收藏品家族的主流。古代艺术品之所以珍稀，是因为它们不会永远保管在一个人手里。今天在你手里。明天在他手里。后天在我手里。这在行里被称作传承有序，在民间叫作“倒手”。经过史无前列的文化大革命，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民间收藏品，以前无古人的名义出现在市场。一批有情人以低廉的价格得到了它们。这是一次倒手。
得到它们以后，这批人以著书立说的方式，把自己的收藏品嵌入书写的历史，再由请出的文博大家们作序提拔，给以名份。这是第二次倒手。不仅成为长子，还是嫡生。
如今，当年的胡同串子，古玩熏虫也已经六十岁以上，年向古稀。他们手中的藏品，大多林林总总过百逾千。不管愿意不愿意，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三次倒手将要到来。不要盼着那位美国藏家的大戏在中国重演。中国的古代艺术品只能由中国人捧场。
在各位和媒体的多年诱导下，中国的收藏品市场，全然成了比证劵市场下一等的投资市场。买家以购买股票的心态购买古玩。这等结果都是你们的功劳。在第三次倒手将要到来之际，各位的藏品留多大头寸后，推入社会呢？千万别说准备捐给国家。下一个真正的孙瀛洲不知是否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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