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疯了四个月之后，也就是他第二次被迫出院的第二天，院里邻居们家家户户正在准备“国庆节”团聚。老爷子在去如厕时突然摔倒，邻居们连忙帮助叫了120急救车把人送到医院，大家边帮着忙活，边给帮着揍钱。 医院诊断结果是，老爷子患了大面积颅脑出血，危在旦夕。开颅手术的钱大家根本揍不上。单位留守处的同志也来了，他们也根本拿不出这笔钱。最后，老爷子的徒弟，现任留守处负责人老刘，将老太太、医生、邻居"代表"找到一起，分析了情况，最后老太太决定放弃手术。老爷子于入院次日凌晨一时十三分离开了人世。去世前，他将最后一腔血全都喷出来了，喷出一米多高。
三天后，由单位留守处的老刘和对门的大老王共同张罗，把老爷子死亡证明、户口注销、医院结帐、火化手续等等帮助办完了。
或许老太太家没什么亲属？或许有亲属也都断了联系？或许亲属们根本就忘了这门穷亲戚？反正，没有一个亲戚来。
一辆灵车，一辆七个座的小面包车，就把所有人拉上了。没有追悼会、没有悼词、没有正式的告别仪式，送葬的人目送着老人被火化工推进了火化间。老刘按老太太的要求将骨灰盒拿回家，摆在家里仅有的书柜上。
按照惯例，老刘和大老王坚持一定要把去送葬的同事、邻居安排吃顿饭。就在家附近的小饭店，并了两张方桌，十二个人一齐吃了饭，徒弟老刘代表师娘向大伙鞠躬致谢！大老王表示今后还得尽力照顾好这娘俩儿。
单位留守处的老刘是老爷子最后一个徒弟，老爷子提前退休后，他接了总会计师。老刘，人品很不错，每年逢年过节都要来看看师傅。有时，还把孩子、媳妇领来，一起到师傅家义务劳动，帮着收拾屋子、做点饭菜，十多年从来没间断过。
有一年，大年初二，老刘俩口子来给师傅拜年，老俩口实在过意不去，非要留他们俩口儿吃顿饭。可疯儿子被锁在里屋连吵再闹，这饭怎么吃呀？刚好对门的大老王过来拜年，于是说：“干脆你们一起到我家去。”
大老王是个热心人，乐于助人、七零年下乡当两年知青，后来参军去了新疆。在部队当了四年伙头军，复员后进了工厂。前几年厂子也黄了，买断工龄回家。一个月后，他重操旧业，到一家中档饭店当了厨师。这些年来，大老王三天两头的划了些剩饭剩菜拿回来给对门送过去。
大老王贴着老刘耳根子说：“刘哥，你们就留下来吧，过年了，咱们让大爷、大娘高兴一下吧？”老刘说：“好，那就让兄弟受累了。”
老刘借口出去买烟，去商店买了些酒和熟食。回来后，见大老王都把桌摆上了，几个冷盘都摆上了桌。老爷子和老太太也要帮忙，大老王媳妇坚决不让，说：“今天过年，全当我们小辈的侍候您二老了。”
这顿饭，吃了很长时间，大家边吃边聊，还一再为这老俩口挟菜、敬酒。
这一天，老爷子也第一次把自己的经历从头到尾的说了一遍。说到伤心时，大家一起跟着落泪。老爷子也讲了些让他高兴的事、自豪的事。当然，最让他高兴的是他有个好徒弟和一个好邻居。
这个年，老俩口过得很开心。
有人说：“人到了晚年，孩子就是希望，老伴就是天”这话不假。
自从老太太的老伴去世后，家里的“天”就塌了。首先，是老太太更加孤独了，无助了。其次，是家里的大部分收入一下子没有了，本来就一贫如洗的这个家，维持正常生活都难了。
老太太整天不说一句话，一个人不停地在街区的几个垃圾箱里捡拾破烂。稍有点微小价值的破烂，就得捡回来拿到废品收购点去换两个小钱。
前后楼的邻里们，见老太太可怜，就常把一些不要的东西拿给老太太先挑。有时老太太感到有些东西还很好，还不舍得去买。楼下有些租库房的库主，也常把一些过期的、散包的食品、废品给她。
就这样日积月累，老太太屋里、屋外垃圾堆成了小山。垃圾堆里鼠害成灾，不时有野猫为争夺领地在院里发动“战争”。甚至有邻居还看到她家窗外的垃圾堆里有黄鼠狼子了。邻里们为此恐慌了，于是一些邻居把此事反映到社区。
为此，社区专门组织部分党员干部到她家去义务劳动了几次。每次都动员她卖掉一批破烂，扔掉一批破烂。有人以为老太太是没力气搬东西出去卖，就帮她弄了个小型的拉杆车。可是，每次清理之后，一两个月就又堆积成山了。
这件事着实让社区党书记十分头疼，社区为老太太的事专门开了多次“诸葛亮”会。最后，社区想办法帮老太太家办了“低保”，帮老太太儿子办了病退、为娘俩分别接续了医保。而此前，这些事老太太是根本不懂的。
即使这样，老太太仍有许多事都必须有人帮助和指导才行。于是社区周书记带头拉上几名从岗位上退下来的党员，组成了一个专门的帮扶小组，定点为老太太一家服务。
一户在院里租房的个体经营公司，提出个很好的建议报给社区。他们想把老太太家一楼三室房子租下两间，每月给1500元的租金。然后，动员老太太把精神病的儿子长期送到精神病人安养中心寄养。他们负责把老太太的另一室装修好，留给老太太居住，希望她尽可能的改善一下生活。请求社区派人帮助协调和监督。
几经动员老太太终于同意了。老太太的儿子，被精神病安养中心来车接走了。 接走那天，周书记派人和老太太一起去安养中心去看了。除了办理必要的手续外，安养中心领导还特意带她们参观一圈，这总算让老太太打消不少顾虑。
儿子被接走那天，安养中心的大夫打开儿子的房门，好说歹说才把儿子架到救护车上。临走时儿子还在大喊大叫“我不下乡、我不下乡······。”看来，他下乡知青的那段记忆太深了，深到他如今一个“无所畏惧”的精神分裂症患者都为之惧怕。
儿子的住院费、生活费问题、寄养、看护、居住的问题暂时解决了。老太太的生活环境改善也有望了。
前后楼的邻里们也很受感动。大家议论：“社区帮助老太太，也帮助咱们左邻右舍办了件大好事。”“这样的情况还真得由社会帮助协调才行。”“社区加强这方面的工作非常必要。”“这样的家庭状况如果社会不管，那她们可真是死路一条了。”······
自从社区介入，老太太的生活，安定了许多。
但是，一个年近八十岁孤苦伶仃的老太婆，身边没亲人、没有生活气息，慢慢消耗着生命。
她不知道老头子在那边过得怎样？只是偶尔在梦里，听老头子说：“来吧，这里也许比你现在活儿的要好些。”她渴望去找老头子去，至少能有个人说说话。
可到了白天，老太太就又改变了想法。她牵挂着儿子，她要继续活着，哪怕这日子再难、再苦她也要活着。她要陪着儿子一直走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天。
虽然儿子疯的根本不认识她；虽然儿子再不可能和她说上一句贴心话儿；虽然儿子不会再给她留下任何希望。可儿子必定是从母亲身上掉下来的肉啊？她怎么能把儿子一个人扔到这个世界上呢？
现在老太太每天只有一个盼头，那就是每个月的22号，这是她看望儿子的日子。
每到这天，她都要早早的起床，赶在市人上班高峰之前，乘车赶到离家很远的精神病安养中心。还要在门口等上两个多小时才能进去看儿子一眼。
她知道去早了也进不去，可她还是要这样做。原因有二：一是，她想儿子心切，无论儿子疯到什么样，她都不在意，终归这个世上她只有这一个亲人了。二是：老人害怕别人的冷眼。
有一次，老太太病了，早上虽然起床晚些，她顽强地爬起来，艰难的向车站走去。时间晚了些，车上的人很多。尽管这样，一些穿着时髦的人们还是要千方百计地躲着她这个脏兮兮的老太太。一个五十年上下的女人，为她让个座。可里面座位上的年轻姑娘，斜了她一眼，就把身子扭向窗外，还掏出手绢捂住自已的鼻子。
老太太的心被深深的刺痛了。老太太想，孩子，若不是这路太远，也实在走不动，不然大娘真想一个人走着去。
到了冬天，天还没亮，老太太就顶着肆虐的寒风，早早等到车站，下了车她还要在精神安中心门前苦等。
那里不同于别的安养所，所有医护人员没有上岗之前是绝不能轻易将外人放到院里去的。在凛冽的寒风吹拂下，老太太总感到这段时间好长好长的。
有人说：“人到了晚年时间仿佛过得更快了。”可是老太太并没有这种感受，她感到她的每一天都是那么漫长，长得让她难以忍受。
老太太真的需要人帮助了，这种帮助绝不是一点点微薄的补助；不是逢年过节送几斤米、面、油；不是有病时送点药等等。她需要有人说话，有人在身边照顾。
这两年，老爷子的徒弟老刘他们的厂区被政府卖了，建了几十层的大楼。厂里的剩余人员全部脱管了。老刘俩口子去外地儿子上大学的城市打工去了。
邻居大老王患了脑血栓，也得家人照顾才行，为大老王的病，老太太也着实上了不少火，还病了一场。她没弄明白，不是总说好人一生平吗？这是怎么了？
多少次，她真想干脆离开这个世界去找老头子算了。可每当他看到儿子时，这个念头又彻底打消了。
就这样老太太已经在这座日益繁华的大城市里，在这条她唯一认识的一条路上，来来回回走了四年。她不知道她还能走多久？还能走动多久？能不能哪一天她就倒在这条路上？
老太太始终也不明白，上帝对她怎么就这么不公平？苦了一辈子、累了一辈子、担惊受怕一辈子，我都没说什么？我没造过孽啊！为什么老了、老了还让我遭这么大的罪呢？难道这就该是我的晚年？（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