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五年，黄泰晨因年老无子，托凭亲族商议，将弟弟的二儿子过继过来为嗣子。在写立的《承继文书》上，也有宗族中的四人押约签名扮。可见在过继立嗣问题上，宗族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徽州风习，父亲在世时分析家产，一般由父亲主持阉分即可。但如果出现特殊情况，不是按照传统均分惯例的话，有时不经宗族认可，分产合同就难以成立和持续有效，因而当出现不均分产业时，往往要请族长、房长等出面押约签字，才能使分产合同真正有效万历四十六年，祁门十五都奇峰郑氏宗族郑三元老人，生有四子，前三子均已为他们婚配多年.只有四子年幼尚未成婚。
老人已六十七岁.患有重病，身无余积，担忧四儿子将来娶妇艰难.因此托凭族长郑懋官等为中见证人，写立分产合同，将“住后山场并在山杉松各样杂木花利及山骨，尽数津贴”小儿子，“以为娶亲之资”。又将另一处山场阉分与其他三个儿子.要他们“各凭埋石疆界管业，无许侵犯混争”。因为不是平均分产，所以特请族长出面作中，押约签字，使分产能被承认有效。可见在分析家产的事情上.宗族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徽州各大宗族对教育都十分重视，希望族中不断培养出举人、进士。徽州明清古建住宅的马头墙上，大多筑一个形似方印的东西，据说是因为徽商虽然很有钱，但仍认为只有做官才是最高理想，只有走科名之路才能光大本族，保持家族的声望财势经久不衰。
许多宗规家训鞭策族人通过科举考试跻身官场，“大吾门，亢吾族”,维护张大本族的社会地位。明清徽州文化水平和教育普及程度曾居全国之冠。康熙时，全府有社学562所，书院艇所，至于义塾、家塾、蒙馆不可胜计。徽州一些宗族还建立了文会一方面祭祀文昌帝君，祈求他保枯族中子弟科举中式者连绵不断。另一方面，借文会的形式聚集一笔资金，以提供族中子弟的学费和赴考盘缠。
会费除建会始初的乐输之外.以后会友得子、入伴、补凛、岁科考、乡试会试中式者、出仕者均需交纳不等喜银或傣金。会费除用于祭祀文昌帝君外，会友的会文活动可以支取，会友应试盘缠也由此支出.“以为鼓舞少、才之意。”雍正于三年，徽州汪姓汪本立公秩下汪一七礼等人商议，将承祖田租稚业，共汁租七十余秤，用于建立文会之资，“以启秩下有志读书者。”
凡赴县考者给卷资银一钱；赴府考者给盘费银四钱；赴院考者给盘费银六钱。余下田租按照进院考人均收，以为灯油之资。未进院者不得混争，否则，准不孝论罪。明隆庆前后，在全国大力推行乡约，徽州：也区很多宗族借机建立宗族性的乡约，所立乡约规条与族规家法合二为一，从而使宗族控制了、里教化机构。徽人生活中的娶妇、嫁女、涎子、做寿、盖房、乔迁、丧葬等等大事，可以说都离不开宗族。宗族要求族人婚配看门第、辨良贱。新娘要给亲族中的长辈叩拜请安，明确尊称，须合乎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封建礼教清规。娶妇嫁女往往要使用宽敞的宗祠大厅以行礼宴客，须给宗祠交纳公堂银秘。此外新娶者还要向宗祠交银若干作为新娶输货银。诞子者也要交纳输货银。一些宗祠还备有娶亲用的轿、灯、团衫等等，供娶亲者使用，只须交纳少许税金。
族人娶亲行嫁，可使用宗祠的佃仆充作乐人和轿夫。宗族通过插手族人娶妇、嫁女、诞子、盖房、乔迁、丧葬等事务，来增强族人的宗族观念、贯彻亲疏有别、尊卑有序的封建礼教清规。中国的农村是以一家一户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在乡村修桥、修路、修筑水利设施等项工程上，依靠一家一户的力量是不可能完成的，必须组织动员全村甚至数村人的力量。明清徽州地区的宗族，正是承担起了这种组织者的责任。嘉庆年间，款县十六都丰乐水芝河一段的雷揭，附近有三个村庄。由于雷竭与胡姓一块地内的旧围墙相邻，每逢三个村庄的人“挑竭做工”,对雷竭进行修整，难免有“损动畔脚”的事，“胡姓虑墙颓卸”,每每引起口舌。
于是凭各村族长、保长等作中，出面清理公差。结果看明旧围墙离雷竭中间尚隔有路。遂订立合同，规定以后“不论何分何祠支裔，值司开挑，不复再生事端。”合同的签押，除值司管揭人员排名在前外，每一村均是族长排名在前，保长排名在后。中国人在合同文约上的签押排名是有严格顺序的，列前者表示身份地位尊贵，在合同执行过程中能起重要作用。在解决水利设施的纠纷等事务中，宗族的权威和作用实际上要大于保甲。水利设施的修筑和养护，也主要由宗族来负责组织协调等工作。总之，徽州在明中期以后宗族的影响无处不在，几乎渗透到徽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