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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载迂回后,重闻大道真 !
【按语】这两天到底读到了杨麦青先生的两本著作,颇受震动。花了三个晚上,看完了这两本书,遥想杨先生当年和陈会心先师用伤寒方抢救3012例小儿重症麻疹、112例流行性出血热的惊心动魄之举,心生敬佩。这些数字不是造假,这些案例也没有经过美化,是真实的临床教训和经验,比起现如今铺天盖地为了升职称而写的垃圾论文和著作,有着霄壤之别。杨先生的《伤寒金匮文集》是99年出版的,印数只有1000册,纯然不是为名利守候,可是透过字面,看到的老一辈经方家的深厚功底和朴实无华,比起现今已成为权力和关系产物的“名老庸医”的水平,又不知高出多少层次。然而,它们和他却几乎被淹没。
  所幸它们和他还没有被真正埋没。终有石褪玉露的那一刻。
  太史公写的《史记》是要“藏诸名山传之其人”,杨先生的书,又何尝不是?
  《再议杨麦青》——【原创】by 自强不息
  一、我们应当如何看待杨氏的六经假说?
  历代关于六经病的实质众说纷纭,而杨麦青先生从传染病临床实际出发,从病理生理角度阐释了六经病的发病机制,指出了历代争议最多的厥阴病,当是合并中枢神经系统的病变。另外还有争议较大的就是四逆散证为何会出现在少阴病中,他认为这就是热休克期,是机体尚能代偿的时期。有中医,有西医,有医案,有论述,按理说无论放到哪里这都是很好的临床报告,实际却不被人认可——犹如兜头冷水!杨麦青先生早年也是心气甚高之人啊,可是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迫于时事维艰……壮志雄图,散如烟云!金剑沉埋,离院后研究中断”。
  为什么呢?我觉得有这么几个原因:
  (一)审议的专家自己没有亲眼看到过传染病的完整过程,于是认为这个年轻人想标新立异,从西医解读中医,居心不良。
  (二)撇开专家不谈,杨先生自己的这个假说准确吗?他从他看到的临床实际,认为厥阴是合并中枢神经系统的病变,那么厥阴病的实质仅仅如此吗?很多的经方临床家也把伤寒方用于杂病,毕竟现在传染病没有那么多,像胡老认为是一种半表半里的阴证状态,并不一定有中枢神经系统的病变。
  (三)杨先生的假说是否有必要依从那些专家的意见,把六病补充得那么完整,使之能涵盖临床一切?我认为不需要,补充得完整了,这里面未必全是你的真实记录。想想现今的中医临床课题,拿着省部级、国家级的支持经费,看上去是多么地富丽堂皇啊!国家需要什么,他们就报什么课题,就能出什么成果,最乖的孩子总是有糖吃。
  一个理论系统越完美越完整,就越假,越脱离实际。
  经方家常说,《内经》和《伤寒杂病论》是两个体系,《内经》属于医经派,而《伤寒》是经方派,他也讲阴阳,但是不谈五行。《内经》这本书经过多年的流传和整理,其实掺杂了很多唐、宋的东西,本来是一本各抒己见的论文集,但是后人掺的多,因为希望把它变成一个完整的理论系统,希望把一切现象都用五行生克来解释,所以问题就出来了。临床经验要变成理论是必须的,但是理论必须能指导临床,如果理论成了束缚临床医生思维的东西,那就是最大的悲剧。故章太炎先生说,中医发展落后最大的原因就在于五行的掺入。
  那你要问,那《伤寒论》的理论呢?它完不完整?这个问题很吊诡哦。
  这么回答吧,张仲景做的事情,就是他告诉你:“桂枝三份,芍药六份,甘草三份,生姜三份,大枣十二颗,这五个药煮在一起吃,能治疗这样子的人的肚子疼。”他把用的有效的方子记下来了,没用的就不记;或者告诉你,这个毛病不能用下的方法,下了会死的。所以他的条文不跟你谈五行论五脏,他只跟你讲最实在的临床经验。
  他把观察到的传染病首先按照阴阳属性分类,然后按照出现频率最高的症状进行归类。他分得并不严格,因为临床的实际不可能有这么严格地规律,所以太阳病部分会有这么多后世医家认为应该放到少阳或者阳明病部分的条文,这就是《伤寒论》部分。他把杂病按症状归类,这一些属于咳嗽,这一些属于风湿历节,这就是《金匮要略》部分。就是这么简单,明清那些以经解经的注家,绕了多少弯啊,又让后来的人跟着也绕了多少弯。所以《伤寒论》不是《中医内科学》,没有那么对称整齐的理论,张仲景也只是很诚恳的说“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
  我认同杨麦青先生,我敬佩他在于他有幸在那个时代看到了传染病的完整传变过程,有幸有功底深厚的陈会心老先生手把手地教,有幸能让中医参与进去,有幸他是个有心人进行了认真的总结,我们才明白《伤寒论》的一字一句,都是客观事实。《伤寒论现代临床研究》最精华的部分就是《临床经验》那一块,那是他不为名不为利,全凭着一腔热忱总结出来的心血。2003年的非典是个绝好的机会,但是被浪费了,西医不让中医上,中医全往温病上看,煌煌《伤寒》,全被遗忘。
  不求其全,但求其真……要做到这句话是多么地不容易啊。杨先生的假说不全,却很真,所以远比空泛华丽的注解要有实际指导意义和流传的价值。
  二、中西医的结合点在哪里?
  老实讲,杨氏的研究并不是走在最前列的,他试图从西医的病理生理角度来剖析六经病的内涵,从这点上有比他更早的先行者,50年代上海的沈自尹就搞了肾阳虚的模型,证明了尿17—羟皮质类固醇低下和肾阳虚之间的对应关系,当时轰动也很大,但是也就三分钟热度,前不久他还发表了文章回顾了自己的一生,认为自己做的事情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因为你的尿17—羟皮质类固醇不低,中医也可以补肾阳的。像杨氏认为,四逆散证就是热休克,真武汤证是冷休克,他所说的“中西医学的研究对象都是同一个人体,所以必然会有接入点”,也就是说,都要落实到实体上。但是中医学的实体还有自己的属性,比如我们是女的,他们是男的,我们几个女性中为什么有的人四肢经常会冷?为什么有的人不冷?为什么有人经常觉得没力气?这一点西医如何联系?现在有了体温计,也许个体温度的差异可以测量出来了,但是气虚血虚呢?有没有标准可以测量出你的气比别人少?今后也许会有,但这就带来了第三个问题:
  三、突破口在哪里?
  之所以难以有突破,在于西医的病理生理学并没有什么大的发展,最多就是比原来细化了一点。近几年发展的是技术,而不是对于实体的关注,更不要说属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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