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增定：重谈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问题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有关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缘由和正当性等诸多问题，在国内思想界不再是无法涉足的禁区。这期间，官方的意识形态解释虽然一如既往地占据主导地位，但其影响力却越来越式微，非但不足以说服和规范人们的思想，反而在思想界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逆反心理。官方越是正面肯定现代中国革命的意义，思想界就越是反过来否定它的历史正当性，以至于今天不管是谁，要是不对这场革命泼上几盆脏水，高喊几句批判、颠覆和解构之类的口号，似乎就不足以标榜自己作为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否有可能对现代中国革命做出一个相对客观公正的理解与评判？

　　一般而言，在谈论历史问题的时候，我们免不了要做一些“反事实”（counterfactual）的假设。尤其是在涉及到一些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时，我们更是习惯性地设想：假如该历史事件当时没有发生，或者说不以这种方式发生，那么它是否还有更好的可能性？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对待特定历史事件的评判态度和价值立场。具体地说，倘若我们认为在当时历史处境中人们有更好的选择，那么我们对于当时人们的实际选择就倾向于批判和否定。反之，一旦我们认定在当时的处境下没有更好的选择，甚至别无选择、只能这么做，那么我们就会倾向于正面评价当时人们的实际选择，或者至少对他们抱有最大程度的同情式理解。

　　实际上，不管是对现代中国革命的正面肯定，还是对它的负面批判，都已经涉及到某种“反事实”的假设，或者说都已经是在潜在地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倘若没有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标志的现代中国革命，那么结果会怎么样？对此，官方意识形态的说法是，现代中国革命不仅是现代中国历史的最好选择，甚至是唯一选择。换言之，现代中国革命是现代中国历史的“必然性”（necessity）。这一说法在相关官方历史文献中皆有明确定论，兹不赘述。而相反的立场则认为，现代中国革命并不是中国历史的唯一选择，因为当时还有其他更多更好的可能选择，如政治改良、议会选举或多党政治等。

　　若是以现代中国历史的实际处境为参照，我们便会发现，官方意识形态的“历史必然性”之说，抛开一些明显的政治宣传和修辞成分之外，大抵是真实可信的。当时中国历史的实际处境，确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序言”中所说，“封建的中国逐渐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如果说“半殖民地”是指中国面临被西方帝国主义武力瓜分的危险，那么“半封建”则是表明，中国被迫从一个大一统的传统社会向现代国家的过渡。在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这一百多年的时间，中国一直面临“生存还是毁灭”的巨大压力，相应地“救亡图存”则是最紧迫的任务。不管愿意与否，中国人在这段历史时期实际上都没有其他选择的可能性，而是被逼上反帝反封建之“不断革命”的唯一道路。不管是鸦片战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还是辛亥革命，都是受“救亡图存”的紧迫性或必然性左右。这种紧迫性，对于此后的国民革命和1949年现代革命来说也是同样适用。

　　对于现代中国人来说，“救亡图存”的关键是要把中国变成一个西方意义上的现代国家。早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包括梁启超在内的中国众多有识之士已经看出，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传统及非西方国家相比，西方现代国家之所以拥有极强的扩张和征服能力，是因为他们的国家权力对社会领域具有高度的整合与动员能力。事实上，西方现代国家的历史既是国家作为“至高权力”（sovereignpower）的形成史，同时也是天主教会、封建领主、宗族和行会等“中间权力”不断衰落和瓦解的历史。借用德国历史学家梅耐克（FriedrichMeinecke）的话说，这就是现代国家的“国家理性”（Staatsraeson）。正是凭借这种“国家理性”，西方现代国家在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过程中，几乎罕逢对手。在这个意义上，除非中国变成一个西方式的现代国家，否则将永远无法摆脱遭受西方奴役的命运。

　　但实事求是地说，在当时的历史处境下，中国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现代国家，并没有太多的选择。一如我们所知，在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之后，中国非但没有走上预期中的现代强国之路，反而处境比以前更加恶化：中国不仅一如既往地遭受外部威胁，内部更是长时间地陷入军阀割据的混乱状态。因为辛亥革命只是摧毁了满清王朝的政治和社会秩序，却没有建立起相应的社会整合与社会动员能力。其后的国民革命虽然完成了中国的政治统一，但这种统一并不具有多少实质意义。而真正实现这一目标的，唯有1949年的现代中国革命。问题是，这其中究竟有什么“历史必然性”呢？

　　对于绝大部分非西方国家来说，建立现代国家的最大障碍就是不能形成真正的国家认同，因为他们很难理解并接受现代西方意义的“国家理性”。譬如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指出，伊斯兰世界的最大失败就是始终没有成功地建立现代国家，因为他们的认同对象要么是低于国家的“部落”，要么是高于国家的“真主”，反正不是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亨廷顿的这一说法也适用于中国。的确，顾炎武关于“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分清楚地表明，中国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传统中，从来就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国家”，而是意味着天下的中心或大一统的“文明”。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思想资源就只能来自西方

　　问题是，倘若要学习西方，那么中国究竟应该向西方学习什么呢？在十九世纪晚期至二十世纪初期，西方与国家相关的各种思潮和主义在中国真可谓是“乱哄哄，你唱罢我方登场”，几乎每一家每一说都能找到自己的市场和代理人。不过最终的结果却是，共产主义取得了意识形态的决定性优势。说到具体的原因，大概有三点。首先，共产主义虽然也是来自西方，但却属于西方中的非西方或反西方思潮，比较容易为中国人所接受。其次，共产主义革命在苏俄刚刚取得胜利，对有着类似处境的中国具有很强的示范作用。最后，共产主义还拥有其他思潮或主义所无法比拟的普世精神和道德感召力。

　　不过，共产主义还只是一种“批判的武器”，若要发挥“武器的批判”之功效，则必须由某种政治力量将它变成一种具体的社会政治实践。这种政治力量就是政党。当然，这绝对不是一般意义的选举政党，而是一种列宁所说的新型革命政党。因为它的目的不是谋取一党一派之私利，而是追求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甚至要将全人类的共同解放作为自己的终极目标。只有这种类型的革命政党才能把抽象的共产主义学说变成一种通俗易懂的革命主张，从而凝聚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政治共识。除此之外，一场成功的革命当然还需要一位“卡里斯玛式的”（Charismatic）领袖。作为意识形态的肉身体现（embodiment），革命领袖以其非凡的政治才能和道德魅力整合革命政党，再通过革命政党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完成国家和民族的社会整合。

　　就现代世界而论，革命领袖、革命政党和革命意识形态几乎成为非西方世界走向现代国家的必由之路。而具体到中国，革命领袖、革命政党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三位一体，则无疑构成了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之所以说它是“历史必然性”，是因为这其中的每一步都没有其他选择：第一，中国要想摆脱“亡国灭种”的厄运、实现“救亡图存”的目标，就必须变成一个具有高度社会整合与动员能力的现代国家；第二，而要成为这样的国家，中国不可能选择温和的改良之路，比如君主立宪、议会选举等，而是只能通过激烈的革命手段完成“反帝反封建”目标；第三，革命若想取得成功，则必须通过革命领袖、革命政党和革命意识形态这三者的结合实现中国的政治整合与社会整合。

　　一旦承认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那么在某种程度上讲，对它的批判也就几乎失去了意义。因为，所谓“必然性”本身就意味着——我们只能这么做，没有其他选择。这就好比说，当一个人饿得连粥都喝不起的时候，你不能批评他为什么不吃肉。譬如说，你可以居高临下地指责现代中国革命为了“救亡”而压倒“启蒙”，但事实上在当时所谓“启蒙”的唯一内容就是“救亡”；你可以批评革命对传统的破坏与摧毁，但这是不得已而为之；你可以控诉革命对个人自由与权利的损害，但是除非你当时不想要这个国家，否则这就是必须付出的代价；你可以指控革命对学术思想和文化艺术等精神领域的意识形态控制，但任何后发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必然对精神领域的一切动向都保持本能的警惕。凡此种种，皆足以表明，单就“历史必然性”而论，官方意识形态对现代中国革命的解释的确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地方。

　　当然，必然性毕竟不是历史的全部。在不得不这样的“必然性”之外，我们总是希望历史能够为我们的自由选择留有一定的空间。但是，历史的悲剧在于，在必然性和人的自由选择之间，在紧迫性与可取性（高贵或美好）之间，往往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当一个民族在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迫危机时，她只能牺牲那些看上去更值得追求的高贵和美好生活，而是应付紧迫的现实危机。这种必然性的逻辑贯穿了1840年以来的整个中国近代历史，贯穿了1949年的现代中国革命历史，甚至贯穿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前30年历史。

　　只要认识到必然性和自由选择之间的悲剧性冲突，那么，对于那段曾经发生的历史，哪怕它充满再多的曲折和残酷，我们都应该予以肯定，至少应该抱有最大程度的同情式理解。因为，假如国家都不在了，那么对历史的任何反事实假设以及基于这种假设的批判都失去了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