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曾经和一位训练有素的日本思想史 学者谈论过如何发现和提出学术问题的事情。他叹道：搞文学的，真是不讲究方法。
我同情地接受了他的看法，因为我很了解这些经过严格训练的学者是如何地在我们这些'搞文学的'面前感到无可奈何。
记得还有一次，我和另一位同样训练有素的日本思想史学者谈论类似的问题。他说，你们搞文学的，胸中有一个'第一文本'，你们透过这个第一文本来选择和读解你的研究对象，这 和我们面对思想史课题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我一时哑然，因为从来没有考虑过'第一文本'的问题。早在进入大学中文系的时候，我就已然习惯于来自别的学科的公论：你们中文系的人，不就是读读小说么?把握进入历史的瞬间又过了很久，我在自己的研究中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如何为那些'没有方法'的文学研究和文学研究者在学术史乃至思想史中定位。这时候我忽然记起了上面说的那两次谈话，并无师自通地领悟到，这两位受过严格的形式逻辑和思想史专业训练的学者，是在从两个角度谈论同一个问题--文学研究的独特作用是什么?
方法论的问题并不是天经地义的，至少在东方，它伴随着近代科学精神的成长才得以成为' 问题'。而文学这个独特的领域，在从通才的时代进入专家的时代之后，仍然保持着某种特 权，文学家(也包括文学研究者)敢于对别人的问题乱插嘴，靠的却恰恰是自己的'没有方法 '。虽然搞文学的人最后总不免栽在'方法'上，但是这并不能堵住他们的嘴，也似乎没能 使他们因而变得更严谨。最典型的例子要数萨依德。他本来是比较文学的教授，但对东方主义发难的却是他。《东方主义》这本书引来的最主要非难就是它的不严谨，这一点，就连萨 依德本人也承认。然而，《东方主义》的价值仍无可非议，因为它提出了专门领域的专家们不曾提出的问题。
今天，在国内的学术日益走向专家化的时候，有没有方法、规范甚至是不是严谨这样的问题 已经成为学者们关心的基本点，这当然是必要的；不过，也许是'为文学所累'吧，我不太 关心方法论的讨论，反倒更注意对文学来说的本源性问题，我相信，这就是前面所提到的' 第一文本'。
我曾经在一篇论文里简单涉及过发生在日本中国学家和支那学家之间的一场龃龉①，那是日本支那学与中国学之间一次意味深长的短兵相接。日本著名的中国学家竹内好与著名的支那学家吉川幸次郎，围绕着如何翻译的问题进行了笔战，最终引出一系列重大的命题。我不想在此赘述这次论争的全过程，只想涉及其中的一个问题：竹内好在批判支那学封闭的学术框架的时候，提出了文学家与学者的区分标准问题。他在批评吉川幸次郎所译胡适的《四十自述》时说，吉川从自己的鉴赏出发的态度较之其他汉学家是远为出色的，然而他对文学的想法却是低俗的：在其中不包含任何否定的成分。在这一意义上，他称吉川幸次郎是'学者'而不是'文学家'。②在几次书信往复激烈论战之后，竹内好就他们争论的翻译技巧问题总结说：'在此，态度已经明显地区分开来了：是主体性地把握(语词)，还是立于旁观者的立场?'③在其后不久，他又进行了更为明确的说明：'文学家若依靠观念(如东洋史家那样)或者依靠语言(如汉学家那样)，就麻烦了。两手空空不是更好吗?……知识若缺少否定它的契机(亦或是热情?)就不能作为知识而活着。对知识应该为了否定它而去追求。这便是文学的态度。'④对于竹内好来说，文学家的立场就是主体性的和否定性的，就前者而言，文学家的主体性不仅表现在他'从自己的鉴赏出发'的态度和主体进入地把握语词，而且表现在把研究活动本身作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就后者而言，文学家怀疑和否定的热情永远是他们求知的动力。因此，竹内好对于支那学家们所表现出来的对于知识的冷静客观态度和乐观信任态度持有激烈的批判，他在自己的行文中反复谈到的却是在研 究中国文学时的'绝望感'--'我所抱有的支那文学的幻影，遗憾的是，以我的力量无法 给它一个凝固的映象因而它是茫然一片的。这家伙茫然一片却又以某种官能性的鲜活感使我 苦不堪言。'⑤
在竹内好那里，学者与文学家的对立基本上是学者队伍内部的事情，而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 那种学术和文学创作之间的差异。而竹内好所说的'两手空空'，也不能理解为对于现代知 识的绝对排斥，它只不过表现了他对于概念和语词的有效性的怀疑，和基于此种怀疑而生的对于旧汉学和东洋学的不信任而已。要言之，竹内好所设定的'文学家' 的立场，是他对于现代知识体系及其价值体系进行批判的原点。如果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说 ，40年代初期发生在日本的中国学家和支那学家之间的这一龃龉可以视为有机知识分子与 专 家型学者之间的冲突；尤其是在太平洋战争前后这一段历史时期内，这种冲突明显地具有思 想和意识形态功能。当我写作《'汉学'的临界点》的时候，我就是这样为它定位的。而其 后在我由于各种契机而更集中地思考文学研究的特性的时候，我开始意识到问题还得进一步 精细化，竹内好所代表的，其实并不是所有的有机知识分子，而仅仅是其中的一种--或 许 该称之为'文学知识分子'。吉川幸次郎所代表的，也不是所有的专家型学者，而仅仅是其 中的一种--或许该称为之'汉学出身的纯学术型知识分子'。这两类知识分子都无法从 历 史中抽象出来，于是便有了这两类人在二战前后对日本现代文化建设所起的特定作用的问题 。
讨论上述这两类知识人的复杂历史功能只能另行撰文，我在此关心的只是竹内好的那个特别 的姿态：'两手空空'的竹内好，靠什么成为日本现代思想史和文化史中的一位不能绕过去 的巨人?
问题便回到了本文的开头。其实，竹内好在他的著述中并不像他自称的那样'两手空空'。 他的力作《鲁迅》(1944)、《中国的近代与日本的近代》(即《何谓近代》，1948)、《近代 的超克》(1959)以及大量的中国文学研究著作，都足以使他当之无愧地进入优秀学者的行列 --作为一位'外国文学研究者'，在他一生的著述当中，几乎涵盖了转折期现代日本学术 的 基本问题，对日本的学术传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是罕见的。然而，竹内好又是两手空空 的，他终其一生拒绝'学者'的称呼，始终以'文学家'自诩，不仅是因为他自觉地为自己 设定了有机知识分子的位置，同时也是因为他自觉地拒绝从理性和知识的角度提问。在'科 学精神'已经具有绝对的影响力的20世纪的日本，这同样是罕见的。
竹内好活动的时期是本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尤其是前40年间；在这个时期的日本，没有所 谓纯文学的地盘。'美'在那个时代里，正如日本浪漫派所证明的那样，是一个思想史的课 题。因此，对于竹内好来说，他的课题不是文学研究如何独立于社会，相反，是文学如何介 入社会的问题。但是，在这样的介入过程中，他所尽心竭力的事业，又恰恰不是加强文学改 造社会的功能，而是建立日本现代的思想传统。问题在于，他始终自觉地以'文学的方式' 建立这样的思想传统，而他的方式最终把他引向了他思想的基本母题--面对西方近代的危 机感与抵抗精神。
在日本战败之后，竹内好几乎是宿命般地与另一种有机知识分子建立了合作关系--尽管后 者 同样是严格意义上的'学者'，并且不像竹内好那样对于语词和概念感到绝望，相反却极为 推重近代理性--并与他们共同承担了重建日本现代精神的使命，在日本现代思想史上，这 是 一个极为值得注意的奇观，这就是作为文学家的竹内好与作为政治思想史学者的丸山真男的 合作关系。
把这两个性格到学术领域再到思维方式完全不同甚至有些地方截然相反的日本现代知识分子 拉在一起，的确有些违反现代学术的规则，所以至今很少有人这么做⑥。事实上，至少从 我们能够掌握的资料 中看，这两位战后日本的精神领袖相互之间虽建立了友好的关系，但却很难建立真正的相互 理解：他们一位是如此执著于主观的否定性契机，另一位却极其敏感于理性分析的缜密；一 位是语词的叛逆者和形式的摧毁者，另一位则是严整的形式的捍卫者；一位在对于西方近化 文化的抵抗中汲取能源，而另一位却通过对西方近代的读解获得营养和工具……。在战后到 60年代的那一段历史时期里，竹内好的合作伙伴很多，丸山真男并非他最亲密的盟友，所以 研究者更倾向于把他们作为在近代性问题上截然相反的两位代表人物来对待。然而，我无法 放 弃把他们放在一起考虑的原因是，他们使用了完全不同的方式，从几乎对立的角度出发，向 我们揭示的却是基本相同的问题，而他们也因而得以共同代表了那个时代。
1959年，由筑摩书房出版的系列讲座《现代伦理》第11卷《转换期的伦理思想》，收入由竹 内好主持，石母田正、鹤见俊辅、中村光夫、丸山真男出席的共同讨论，题为《日本的危机 的特性》。在这个讨论中，丸山真男与竹内好以及其他几位与会者表现了极为动人的合作精 神，它显示了危机意识是如何使得知识分子跨越了学科间的界限而创造并维护着'知性共同 体'的精神空间的。今天读来，我仍然为那个时代的日本知识分子的精神力度所感动；那个 时代的思想巨人在历史的转折点释放出的思想能量，哪怕在今天的时代里仍使我这个后来者 受到深深的感染。
在这次讨论里，中心议题是日本社会在近代以来的危机感。它被作为世界性的问题提出，又 被放在本世纪以来的世界背景下加以讨论；在此前提下，他们也涉及了学者与文学家的区别 ，这个问题被视为日本知识界精神结构的象征。鹤见俊辅一直致力于研究'转向'，他是19 53年至1962年间所进行活动的'转向研究会'的核心成员，这个研究会后来以'思想的科 学研究会'的名义出版了三卷本的论文集《共同研究·转向》(平凡社，1959--1962)，以 ' 转向'作为视角研究近代以来的日本精神史，在同时代日本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而它所针对 的基本问题则是日本思想史的一个重要侧面：如何评价近代日本不停地调整自身以适应世界 性的近代化运动的发展和'入侵'?
早在40年代初期，当竹内好写作《鲁迅》的时候，就提出了'回心'与'转向'的概念⑦。因为这部著作在80年代译为中文之后已广为人知，故不再赘述 。竹内好对回心与转向的思考贯穿了他的一生，如果结合他所说'文学家'的立场来考虑， 则可以说，这种忠诚于'自我'的主体性价值判断，是读解竹内好的重要线索。但是，如果 脱离了昭和日本特有的危机意识，那么竹内好文学家立场的意义不会被揭 示出来，他与支那学家们那类学者的冲突以及其后与丸山真男这一类 学者的合作也是难以得到理解的。当鹤见俊辅等阵容庞大的知识群体在50年代 开 始研究'转向'问题并试图以此造就一代新人时，他们与作为文学家的竹内好合流了。在此 ，追究'转向'一词的发明权没有意义，因为昭和知识分子共有着一个基本的问题意识：随 时事而应变与坚持基本原理(日语称之为'状况主义和原理主义'，为了表述方便，请允许 我在下文中使用日文的用法)这两种思维方式，对于近代以来的日本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的上下文之中，文学家与学者的区别问题被提了出来。竹内好在四十年 代初期他和吉川幸次郎的争论中提出的基本命题--主观与客观、抵抗与顺从--在此获得 了更加具体的历史内涵：文学家被作为坚持基本原理的代表，而学者被作为随具体状况而变 化的象征。用鹤见俊辅的话说，文学家的'感性中有不变的尺度，感性中包含着 普遍性原理 ，他们执著于此。……就不执著于普遍性尺度这一点而言，学者是最说不过去 的。日本的学者没有逻辑，只有辩证法。'⑧
出席座谈会的'学者'当然不止丸山真男，但是他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里最自觉地讲究合理主义的知识性立场，这是与讲究情感的'文学家'相对应的。在讨论文学家和学者在坚持普遍性和奉行随机主义的时候，丸山真男不自觉地表现出他对于这个问题的冷淡，这是饶有兴味的事。
其实，何谓学者何谓文学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个随机性的问题，很难为它们划出一条确切 的分界线；如果没有特定的历史上下文，它没有讨论价值。严格意义上的学者不关心这个问 题，是顺理成章的：它不会导致任何知识性的结论。但是在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流动性的视 角，它能够开掘出的历史内涵却又足以促使知识分子对于自身的存在方式进行反思，这时问 题就不一样了。
在40年代初期，竹内好对当时已经在学术领域享有声望的支那学家们提出激烈批判的时候 ，他的问题意识其实来自30年代他对于日本传统汉学家的批判。在1935年他尖锐地批判过 日本旧汉学家党同伐异和缺少公开论争的批判精神的致命弱点，并稍嫌尖刻地指出了汉学家 '不以晦涩的象形文字为据点便会将其逻辑上的不完整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心虚之处； ⑨应该说，竹内好在 其后对于'学者'的反感基本上是从他对日本旧汉学家的反感推演而来的。在吉川幸次郎这 一代支那学家那里，汉学家陈旧的方法被克服了，然而竹内好批判的旧汉学封闭性弱点却被 延续了下来，尤其是当整个日本社会面临强大的危机的时候，日本的支那学暴露了思想的苍 白无力。在竹内好的领域--中国文学和文化研究里，'学者'的确缺少自主的思想能 量。在形势极其严峻的二战前后，这就意味着思想上的随意性'转向'。
然而对于丸山真男来说，问题是不同的。这位学者在自己的领域里所做的全部工作，恰恰以 学术的方式对竹内好所批判的'学者'的陋习进行了纠偏。在日本政治思 想史这个无论在大学学科里还是在书店的书架上都难以归类的崭新的学科领域中，丸山真男 建立了日本现代学术新的传统。在汉文训读至今仍构成日本人基本教养的文化氛围中，丸山 真男代表的明晰而开放的理性批判精神，无疑是对日本学界的一个强有力的冲击。尽管他因 此不断受到'过于西化'的指责，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所关注的是日本政治思想最基本的 问题，这是他学术的真正土壤，也是他与竹内好这类知识分子合作的基础。
在这次座谈会中，丸山真男并没有就学者和文学者的区别问题发表过多的意见，这基本上是 鹤见俊辅和竹内好等文学研究家的话题；后者关心的是日本近代史上文学家对于转向所起到 的抵制作用。作为例证，他们举出了北村透谷、石川啄木、永井荷风等作家，他们共同的特 点是'代表了思想的一贯性'。而那位几乎所有的日本知识人都不能不奉为先哲的福泽谕 吉，也在这样的上下文中被提了出来。福泽谕吉的思想里最难解释的部分就是他随着时代课 题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因而显得自相矛盾的地方。与文学家相比，这的确显得不具有'思想 的一贯性'。所以，竹内好先后问丸山真男和鹤见俊辅，他们是否把福泽谕吉视为转向者? 丸山真男说，他'基本上不那么看。如果硬要这么说的话，转向已经被包含在他的思想本身 之中了。他的思维方式是一种状况论的想法。在攘夷论盛行的时候，他正如在《唐人往来》 中所表述的那样强调国际社会中道理的支配作用；而紧接着《文明论》之后写作的《通俗国 权论》里，他又谈到'百卷万国公法莫若数门大炮'。……他考虑的是在现在的状况之下什 么是相对重大的课题，并以此为出发点思考自己的'作用''。丸山进而指出，福泽谕吉处 在一个国际形势急剧变化的时代，他的这种思考的原点与他的危机意识有关。
鹤见俊辅的看法是相反的。但是，毕竟福泽谕吉不是一个可以用转向这个词简单否定的对象 ，所以他含蓄地说，'对于危机最好的对应方式是不断地重复原则的钻牛角尖的干法。…… 福泽是个伟人，而且状况主义也有它的道理，不过，要是只有状况主义，它就构成了转向的 原理。'
'状况主义'与'原理主义'，是战后那一代日本知识分子尤其是进步知识分子使用的一个很重要的价值尺度。但是，正如对福泽谕吉的评价不能直截了当地以'转向'概括一样，其实这两种立场对立起来反倒使问题变得简单化和非历史化。因此，丸山真男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重新提出了这个问题，那就是，在感觉上非转向者如武者小路实笃以及白桦派，在政治和社会责任这一层面上却缺少统一一贯的主体性。因此，如同竹内好总结的那样：具备对现实状况的感觉，同时又具备对于原理的认识，只有在这两重构造之中保持着冲动--这 种特别的人中才能够产生非转向型的人。
在这一意义上，文学家是否能够代表原理主义就成问题了。正如与会者共同承认的那样，文 学家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气质上的'偏执狂'来保持他对于现实的抵抗精神的，而丸山则指出 ，偏执狂型的认识不是二重构造，而是一重构造，他并不看现实状况。因为他完全钻进了自 己制造出来的幻想里边，所以现实感觉是零。丸山尖锐地指出：如果不在单一层次上看待状 况，而是建立那种能够同时认识矛盾着的动向的状况论，那么，就不会流于单纯追随现实了 。所以与其讨论状况主义和原理主义，倒不如把状况论的构造作为问题提出来。
我从这篇座谈记录中得到了很多启发。其实，任何讨论都只能引发问题，而不可能解决问题 。这篇东西吸引我的地方，首先不在于它提出的问题本身，而在于它提问题的方式。我们比较容易见到的是'文学方式'内部或者'学者方式'内部的对话，却很难 看到这两种方式之间的对话。换言之，直觉感悟式的认知方式与理性分析式的思考方法在这 篇座谈记录中碰撞出了特殊的问题，那就是现代日本的危机是如何作为日本人'心的问题' 而 存在，又需要以什么为媒介转化为真正的危机意识。以竹内好为代表的'文学家'和以丸山 真男、鹤见俊辅为代表的'学者'，各自以自己的方式揭示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于是，以 文学家与学者对立的话题引出的讨论，却导向了文学家与学者合流的视点--亦即所谓的状 况 主义和原理主义这两种对立的立场，必须成为危机意识内部的二重结构，才能超越朴素直观 的经验水平从而促生原创性思想。平心而论，如果仅仅由文学家或学者讨论危机问题，讨论 的方向很可能是大不相同的。
时隔近四十年，竹内好与丸山真男先后辞世，那一代人在共同的危机意识基础上所缔造的知 性空间也逐渐为专门性的知识领域所取代。除掉极少数的例外，今天的日本正在以更为精致 的方式重构着当年使竹内好痛心疾首的'学者运营体系'，而有机知识分子的声音，也很难 再采取竹内好的方式来表达，只能在'学术'的规范下委曲求全。在这样的氛围之下，当今 日本的有机知识分子不再可能像竹内好那样理直气壮地宣布自己'不是学者'，他们必须得 先证明自己是某个领域内的专家。而竹内好与丸山真男这代表着日本知性两极的文化精英， 假如今天再生，似乎也再找不到碰面的机会了。
如果把竹内好与丸山真男视为上一个时代的两个代表，那么，丸山真男开放性的学术传统得 到了当今真正具备人文精神的学者的继承，而竹内好所代表的文学式的知性思考在学术领域 内却几近失传。就思想深度而言，这两位时代的巨人都达到了超越自己时代的深度，他们都 致力于在'状况'之中抽出'原理'从而为后来者留下无法绕开的课题；然而在一个没有危 机感的时代里，文学的方式比知识的方式更容易暴露思想的平庸。换言之，倘有知识，尚可 掩盖'第一文本'的缺乏，而胆敢像竹内好那样两手空空地建立一个主体性的精神世界，却 非得拥有'第一文本'不可。
也许文学研究，难就难在这里；文学家之所以易于显得平庸，也许就在于两手空空之后最容 易暴露问题意识的贫乏和肤浅。
其实，在任何一个领域里，面临的困难都是相同的：在'状况'之中寻找原理性问题，对于任何一个门类的学者来说，都需要有'第一文本'。有没有它，便决定了你是否能够接近那些本源性的问题。丸山真男绝对不是一个'文学家'式的学者，然而在他的心里也有着一个为平庸者无法企及的文本，尽管他尽量回避直接使用它；对'学者'表示了强烈反感的竹内 好却接收了丸山真男，或许就是因为他找到了自己与丸山这一类学者的共同点。但是，比起后者来，竹内好的第一文本并不能完全用分析的方法穷尽，尤其在讲究学术规范性的今天，这为读解竹内好带来了极大的难度。
我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搞文学的人不该去研究思想史：这是两个不同的学术领域。这种说 法在严格意义上是正确的，但是它并不能在逻辑上导致另一个结论：搞文学的可以仅仅研究 作品的技巧而无视它的思想价值。何谓思想?借用丸山真男的说法，'思想带有某个人对于 他所处的问题状况作出回答的意味'10。我们无法设想文学可以独立于它的时代之外而凭 空存在，这一点无庸讳言；然而我们也无法用思想史的方式或历史的方式去处理文学文本和 文学问题，正如丸山真男经常使用文学材料而他却不是个文学研究者一样。文学研究者可以 (在某种意义上，他必须)涉及思想而又不可能成为思想史研究者，道理就在于他必须使用 文学的方式。在这一意义上，竹内好为我们这些'搞文学的'树立了榜样。
不熟悉竹内好的中国知识分子完全能够从鲁迅的角度进入和接受竹内好，尽管他们面临的' 问题状况'和作出的回答有很大的不同，然而作为'文学家'和'思想家'，他们的方式 却是相当一致的。难怪竹内好在1943年几乎以写遗书的心情写作了《鲁迅》而后在同年的年底走上了战场，并在其一生中把鲁迅视为自己精神上的原点。在这两位时代巨人各自的'第 一文本'之中，我们可以读到他们作为现代东方的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危机意识，这不是那种 浅薄的顾影自怜的危机感(丸山真男称之为危机意识的'手淫')，而是深深植根于自身民族 文化中的对于危机状态的深刻反应。文学家的立场使得他们把这种危机意识变成了自己的生存状态本身，而不是一种知识或者是策略。鲁迅与竹内好的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他们一生具有强烈的行动精神，而且都没有成为专家型的知识分子；然而，在各自的文化土壤中，他们以自己的知性所培养出来的思想传统，却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时代和国度，成为人类精神史的财富。
本雅明在他的绝笔之作《关于历史的概念》中，有这样一些精彩的论述：'过去的真正形象 ，只是在瞬间闪烁而现。我们只能把过去当作仅限于一次，稍纵即逝的形象来把握。如果错 过了可能认识它的那一瞬间，就什么都完了。……因为，面对着过去的一次性形象的，是现 在；只要现在不能够自觉到这一点，那么，过去的形象就很容易消失于现在的每一瞬间。' '确定过去的历史性关联，这并不意味着'像原本存在的那样'去认识它。它意味着抓住在 危机的瞬间闪烁而出的回想。……具有在过去的遗产中点燃希望火花能力的人，只是那些深 知如果敌人得胜，(死者也)会被视为危险的历史记述者。''他捉住了他所处时代与过去特 定的一个时代相逢的局面。于是，他便为那混和着摩西的时间碎片的'眼前'--现在这一 概念，奠定了基础。'11本雅明并不是仅仅在表述犹太教的历史观念，危 机意识；通过危机感而把握进入历史的瞬间--这一切需要知识的支持，然而它本身却是 非知识性的。换言之，这需要一种能力。当本雅明描述这一植根于犹太传统的 历史哲学概念的时候，他其实也为人类提供了一条进入历史的线索；而当我阅读这一充满着 神秘色彩的、厚重的短文时，不知为什么，竹内好的一生却迭现在这几页谈论历史观念的纸 面之上。进入历史，不同于进入文献资料。进入历史，也不同于对于'过去'的感情移植。 它需要造成一种超越了知识与理性、却又包容了它们的特别的状态；那是一种使过去与现在 相遇的时间感觉，一种对于未来的道德责任。在知识被日益制度化的现代社会，人们也日益 习惯于为所有的问题找到正确的'解'，而那些更为根本的、极可能无解的问题，却从网眼 里被筛掉了。知识在寻求答案，学术的思维也不免在走向精细的同时走向单纯化和表面化。 于是，我们也不得不时时停下脚步，扪心自问：我们是否真正抓住了问题?我们是否有足够 的气力进入历史?我们是否也染上了当年本雅明所批判的'精神的惰性'?
我因而在日本的昭和时代里选择了竹内好。这意味着我也为自己选择了一种方式，尽管我知 道自己并不具备竹内好的能力。在竹内好的世界里，充满着真正的问题， 那是思想与智慧在高度紧张状态下的产物。竹内好并没有留下他的解答，但是他以生命的热 情引导着我走向了他的问题。也许我最终也找不到答案，也许竹内好真正的价值就在于他在 别人坚信不疑之处所进行的追问。我相信，这问题构成了竹内好的'第一文本'，也构成了 他捕捉历史真实的能力--那是一种只有在瞬间才会展示出来的真实。文学家的立场，只 有到了这一步，才是名副其实的。
稍后于竹内好时代的滕田省三(他亦是当年与鹤见俊辅一同从事过'转向研究'的思想史家) 在一篇题为《竹内好》的短文中说了如下精彩的话：
'一旦如'考试问题答案集'般的理论体系解说书籍逐渐显示出它的无用性，那么，那些身体力行地告知人们应该自己思考的问题存在于哪里的人，其作为知性社会的一个定点的重要 性也将日益增大。这是理所当然的。'12
竹内好的确是一个'定点'，他在迅速流逝的时光和瞬息万变的世界里展示了文学家为人类 精神宝库提供的不会消失的智慧，从而也显示了文学在社会中成为一个'定点'的可能性。 我不想在此重复那个陈旧的话题：理性和感性究竟如何地各有千秋；但是我相信，这个话题 一旦深入，它就将像当年竹内好们讨论状况主义和原理主义的时候所引发的问题一样，把我 们引向感觉的结构本身所可能具有的多重性，而不是引向理性和感性的对 立。于是我们将惊奇地发现，文学的世界并非像想象的那样语焉不详，它会以'没有'方法 的方法，告诉我们'应该自己思考的问题存在于哪里'。
①详见拙文《'汉学'的临界点》，将发表于《世界汉学》创刊号。
②竹内好：《翻译时评》，《中国文学》第70号，1941年3月。
③《翻译论的问题》，《中国文学》第72号，1941年5月。
④《所谓书写支那》，《中国文学》第80号，1942年1月。
⑤《目加田的文章》，《中国文学》第59号，1940年2月。
⑥就我阅读的范围而论，把竹内好和丸山真男一起讨论的有黑住真的《日本思想及其研究》 ，(《中国--社会与文化》第11号，中国社会文化学会编，1996年6月)。该文围绕着对中 国的 认识这一基本问题，把竹内与丸山放在同一背景下讨论，并确定他们各自的位置，同时敏锐 地指出了他们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表现出的共同的问题意识。
⑦参见《鲁迅》，1944年，《竹内好全集》第一集。中译本由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出 版，李心峰译。
⑧《日本的危机的特性》，第257 ～ 258页。
⑨《汉学的反省》，《中国文学月报》第7号，1935年9月。
10《关于思想史的思维方法》，《丸山真男集》第9卷，岩波书店1996年，第66页。
11《波德莱尔〓他五篇》，岩波书店1995年，野村修编译。因未找 到中译本，引文系从日译本转译。 12藤田省三：《战后精神的经验Ⅱ》，影书房1996年3月，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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