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自乾隆年间以来,医书中出现了相当多讨论人参的医论,这与江南社会好用温补的文化息息相关。医疗习惯的改变对于人参的需求量是一大刺激,人们对人参的重新认识及兴趣体现在许多医书中,大量的人参消费指南书籍的出现亦是一种指标。
《和汉人参考》中的人参图
清末的上海医者毛祥麟曾对清代人参的历史做过详细的描述,三其笔记反映出了几个现象:
一、党参不同于上党人参。
清以前中国的人参大多产于山西太行山一带的上党,其质性优于百济的高丽参。明代医学家李时珍编《本草纲目》时,还未区分出人参与党参的差别,直到清代吴仪洛《本草从新》的出版,才将党参单独归为一类。吴仪洛对「党参」的描述是「今真党参久已难得,肆中所卖党参,种类甚多,皆不堪用。」四此处的「真党参」指的应是清以前的「上党人参」,到了清代。由于上党人参几乎停产,人参市场上才出现了和人参不同科的党参。
《和汉人参考》中的广东参
二、明代辽参的知名度不高,直到清入关之后,它的价值才受到重视。
三、清代的辽参原以宁古塔所产为主,后来为船厂(吉林乌拉旧称)和凤凰城的人参取代。
《植物名实图考》中的人参
四、康熙末年到乾隆年间,人参价格突然暴涨十几倍。
五、质量较佳的人参愈来愈少,伪参充斥市场,使得一般医家更难辨别品种的好坏。毛祥麟的观察,基本上就是人参在清代发展历史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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