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上世纪六十年代过来的人，很难有人没吃过红苕（薯），毕竟红薯是那时农村人饱腹充饥扎庄度日的主打食品。然而我敢说，吃过红苕糊的人却是寥寥无几，吃过用茶缸煮的红苕糊者更是凤毛麟角。
话还得从 1967年春天说起，那时的寺前中学同全国的学校一样，正常的教学秩序早已停摆，人人自危自顾不暇，哪有心思上课授学；学生也放任自流，大部分都不来学校了，往日书声琅琅的寺前中学一片死寂，少了生气。开过年，去学校看过以后回到家里，我如实向父母汇报了学校的状况，也说出了自己“暂时待在家里等待学校复课消息”的想法。但是一向老实本分的父亲坚信，学校就是教书育人的地方，怎会长期不上课呢？只要学校不说放假，就到学校去！反正在家里也干不了啥。
由于父亲的坚持，我背上一星期的干粮，按部就班的步行30余里到学校“上学”。那时，寺前中学69级三班男生宿舍里就住着我和姚栓旭、田升武三个十三、四岁的孩子。五、六十平米的大房子里面空荡荡的，床板全被大学生抬出去贴了大字报。我们三人到校以后，在离宿舍不远的小操场边悄悄抬回了三个贴有一寸厚大字报的床板，找来床凳支好床铺，从总务处领了几张写大字报的白纸，土面，把玻璃破碎的窗户裱糊严实，算是有了遮风挡雨的安身之处。那段时间，学生们依然四处串联，在校学生不多，因此学生灶除了烧开水以外，其他的都停止了，吃饭成了我们面临的大事。
就在我为吃发愁的时候，姚栓旭变戏法似得拿来一个搪瓷茶缸用两个砖块支起来，添上半缸子水，用找来的枯枝干草烧了起来，一边烧水，一边拿着一个五分钱买来的小刀把洗干净的红薯一片片削进茶缸，一直到水快漫到茶缸口。不一会儿，茶缸里的水沸腾起来，“咕嘟咕嘟”欢叫着，把红薯细腻糯甜的味道伴随着热腾腾的水蒸气溢出茶缸，在宿舍里弥漫。姚栓旭一边煮，一边用筷子不停地搅动,随着搅动熟了的红薯片破碎了，化为浆糊状...在我和田升武傻乎乎的注视下，一缸红薯糊出锅了，姚栓旭拿出我们三人的饭碗，小心翼翼地匀成三分。禁不住糯甜味道的诱惑，我迫不及待的端起碗，“哧溜”猛吸一口。“呀！好烫！”尽管烫的我直抽冷气，却舍不得将嘴里的红薯糊吐出来。那糯甜的味道实在是太美了！看着我和升武如吮琼浆般的吃像，姚栓旭郑重其事的宣布：现在起，大家都要自食其力，捡拾柴草，三人轮流煮红薯糊，每人每天煮一缸...
从那天起，我们三人除了浏览大字报，学习《毛主席语录》外，经常捡拾柴草，熬煮红薯糊。直到那声尖锐刺耳的武斗枪声划破校园黎明，我们三人胆战心惊的离开了学校...
岁月的河流不紧不慢的缓缓流淌，离开学校时眼神清澈、满脸稚气的我们三个同学，再次握手重逢时，已经是饱经风霜满脸沧桑。虽然五十多年未曾谋面，但校园里那段甘苦与共的日子历历在目，红薯糊那细腻糯甜的味道时常从记忆深处泛起，让人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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