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参与感》闻名江湖的黎万强，最近在办个展《花与树的星空》——由此去年底开始的各种传言，有关这位小米联合创始人之一出走、转会魅族等揣测，至此算是有个阶段性的终结与概括——中年危机。
（图：选自黎万强个展《花与树的星空》）
今天几乎各行各业的人都在谈设计的重要性，而我所在的Fast Company早在十多年前就清楚地看到设计师有望作为一股独立的力量在现代商业里崛起，作为当时的一个判断，我们在2004年推出的Innovation by Design Awards，极大地推动了设计师群体在商业世界拥有更响亮的发言权。
但未来可能更为明媚。
设计在硅谷是否已时来运转？在今年举办的西南偏南大会（South By Southwest）上，KPCB风投公司（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Byers）的设计合伙人约翰·前田（John Maeda）说，设计不仅在硅谷得到了重视，甚至开始有统治硅谷之势。
前田进一步提出，设计师是创业公司与老牌企业的关键所在。根据KPCB风投公司的人才招募合伙人Jackie Xu透露，技术初企所聘请的设计师与工程师的人数比例，过去曾接近于1:15，甚至是1:30，但现在呢？
——1:4。
同样的趋势正在中国展开，我们未来也会将Innovation by Design Awards在中国落地，让优秀的设计师更为闪亮。但重要性的上升，未必意味着设计师迎面而来的都是满满的幸福。
作为财经商业界最懂设计师的《快公司》，我们接触过许多顶级设计人士与这个世界的摩擦。被称为鬼才的时尚设计师亚历山大·麦昆（Alexander McQueen）就不说了，他在献给母亲时装秀“丰饶之角”（Horn of Plenty）后自杀，属于个例，据说是因为深爱的母亲病故。但你能想象吗，备受赞誉的博朗设计师迪特·拉姆斯会说：“假如重来一遍，我决不当设计师。”
事实上，许多优秀的设计师胜就胜在比常人敏感得多，但与此同时，也因为这种敏感，时常要经受常人难体会的伤。
“最让我恼火的是现代的恶俗产物。旧时代的东西还好，毕竟是过去了。但对于至今仍充斥这个世界的粗劣、虚假作品，我是一肚子火。多余、虚伪、不实诚的产品，这些最让我来气”，拉姆斯如是说。
更糟糕的是，有时设计师还要亲手做出糟糕的设计了。
有一次，某客户要求五角设计联盟（Pentagram）的Paula Scher设计一个很丑的东西，Scher居然硬邦邦地顶回去了，“请假装我是一名律师，而您公然要求我作奸犯科，这不仅会导致我的律师资格被取消，还将使我在业界永远抬不起头。这就是您此番要求的本质。”
但Paula Scher这样“霸气”的设计师终究不多见，更多的设计师如柏拉图所言：“在我们的头脑之中，我们有一位理性的御者去控制着一匹不受控制的马”，柏拉图看到的是，“它勉强屈服于鞭打和棍棒的双重压力之下”。
多年之后，维吉尼亚大学心理学家海特在他那本名为《象与骑象人》（The Happiness Hypothesis)的书中使用了非常相似的类比。海特说，我们身上情绪化的一面，就是一只“大象”，而我们身上理性化的一面，则是这只大象的“骑象人”。
骑象人坐在大象的背上，享有支配权，看上去是大象的主宰者。但是事实上，每当这只6吨重的大象不愿意按照他所指出的方向前进的时候，这位骑象人就会失掉主动权，并被彻底打败。
从这点来说，设计师并不是唯一感受到这种冲突的群体，但却是最能体会这种冲突的一群人。事实上，作为这一群体中的代表之一，设计与创新公司DuPuis Group的创始人Steven DuPuis就专门谈过这个问题，“人们对生产力的无尽追求，就好比追着自己的尾巴跑的狗狗一样。我们天真地以为能够抓住尾巴，到达生产力的巅峰，结果呢，只是落得不堪重负和劳累过度。”
Steven DuPuis认为，生产力有两个方面：功能和情绪生产力，绝大多数公司重视生产力的功能方面，因为这是一个易于管理和控制的可靠过程，“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提高情绪生产力，它没有过程，所以更难于控制。”
他在此方向上的试验包括，每个工作周让团队在办公室做一个小时瑜伽，期间不回复邮件、不接电话、也不忙着安抚客户。
“我们总被迫相信，不干正事与无所事事是划上等号的，但实际上，提高生产力的秘诀是干有意义之事”，Steven DuPuis说，要达到高生产力，尤其是情绪生产力，最佳方式是偶尔让自己“无所事事”。
黎万强同样受益于半年多前开始的“无所事事”，他在个展的说明中写道：“2000年大学毕业，金山10年、小米5年的两段职业生涯，基本是前后脚，没怎么歇过，自己一直绷得很紧……这大半年的休假，我大部分时间待在云南，每天基本是四件事情：跑步，看书，拍照和发呆。跑步让我多了一个终身受益的习惯，看书给了我很多启发，最终消解了我的焦虑。”
你何时开始“无所事事”呢？
（责编：贾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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