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如果学者能够直接给学生做报告,对于学生的影响将更大。这与经过教师的转达还不一样,听著名学者作报告,学生将有更大的震撼,印象更加深刻,甚至能够影响学生的一辈子。
这令我想起了50年前,作为中学生的我听华罗庚先生作报告的情况。在我上高中的三年里面,华罗庚先生两次来我读书的学校——苏州中学,那时称苏州高级中学。两次来校,华先生都给全校学生作报告,他的两次报告给我和我的同学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第一次听华先生的报告是在高中一年级,1961年秋或1962年春。华先生来校视察,在学校排球场给学生作报告。学校介绍华先生的主要头衔是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那天天气晴朗,只见华先生高高的个子,带着一副边框闪闪发亮的眼镜,手持“司的克”,虽然有点瘸,但是“神采奕奕”,很有“派头”。当年的传媒非今日可比,我们国家仍在所谓“困难时期”,作为只有14岁的高中一年级学生,能够亲眼见到华先生这样的大科学家,就已经激动万分。华先生的讲话内容我至今尚有印象,他先回顾了几十年前,他来苏州欲入苏高中的前身而不得。华先生对我们说,学习数学,即使是最简单的算术,也要不断练习,要随时随地锻炼自己的头脑的计算能力。他举例说,作为高级知识分子,国家每个月给他补助X斤油、y斤糖(大概都是一斤,具体数目不是记得很清楚了),他就具体地计算每日平均数量、价格等,当然都是心算,这样来不断锻炼自己的头脑。这些话,五十多年了,我还能记得。做科学家,这就是当年我们许多少年人的理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也成了我们向往的地方。
大概隔了一年多,华先生又来苏高中,大概是天气的原因,那次作报告的地点是学校的大食堂兼礼堂。我那年读高三了,由于礼堂坐不下那么多学生,考虑到高三学生曾经见过华先生,我们被安排在教室里面通过有线广播听报告。华先生那次讲话的中心议题我印象非常深刻,只有三个字:熟练化。第一个字“熟”,就是要把学问弄熟,为了弄熟学问,便要多“练”,而最重要的是要把读来的书、练习的学问“化”成自己的思想。
到了高考报志愿的时候(那时候报志愿在先,高考在后),不到十七岁的我听从班主任老师的建议,报了中国科大(文化大革命以前,中国科大在北京)。我班有三个同学考上了中国科大(顺便说一句,现在网上传言,科大招生数一直是1860,非也,1962至1965年,科大每年都只招600人左右)。到了大学,见到这些大科学家的机会就多了。文化革命初期,时可见到华先生拎着马扎子看大字报。科大的学生尊重老师,科学家基本上没有遭学生的罪。此系后话,不提。
科学家、学者给中学生作报告,是能够影响学生的一生的。而且,这种影响几乎都是正面的、积极的。所以,应当呼吁尽可能的科学家、学者到中学生中间去,这对于提高全民的科学素质和教育水平肯定有好处。
令人遗憾的是,现在像华先生那样经常走到中学生中去的科学家极少。其原因大概有这样两个方面。一方面,现在的学者都忙于自己的研究,更忙于申请或瓜分研究资金,生怕别人说自己不务正业(其实当年也有人这样说华先生的,而华先生有那样的地位就不怕别人说了),而到中学生中去,对于学者本人真不见得有多少很快就能够看得见的利益。另一方面,中学的领导要的是升学率包括进重点高校特别是清华北大的比率。至于学生的素质和将来的前程,与中学的这些领导人无关,他们也未必希望有科学家或学者去他们那里,打扰他们的“正常教学秩序”。双方都没有积极性,事情怎么能够做成功?
当然,从好的方面想,即使学者想为社会、为下一代做贡献,他也担心学校方面是否欢迎,是否能够安排。而学校方面即使希望有学者到学校作报告,提高学生的知识水平和科学素质,他们也担心学者是否有这样的愿望和可能。如果真是这样,那就需要一个中间的牵线人。政府部门和非政府组织都可以做,关键是有人肯去做。当然,最好是能够形成一个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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