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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读 | 辛峰
今天我们继续阅读关河五十州的作品《雍正大传》。
在昨天的阅读中，我们读到雍正年间的税务改革，尤其是摊丁入亩的实施可谓雍正朝的一大新政，还有李卫的获宠和被重用，这也反映了雍正在用人方面不拘一格的特色。那么接下来，雍正又会有什么样的举动呢？
让我们开始今天的阅读吧！
鄂尔泰其人
在李卫由云南调至浙江的那一年，他的上司、云贵总督高其倬被召进京，继任者为原云南巡抚杨名时，但杨名时身为总督，其权限却仅限于云南巡抚，反而新任云南巡抚鄂尔泰实际行使着总督的职权。
鄂尔泰系满洲镶蓝旗人，其先人投归努尔哈赤，为世管佐领。与田文镜、李卫以及很多不学无术的满洲八旗子弟不同，鄂尔泰是正宗科举出身，二十岁就中了举人，不过他只是把科举作为敲门砖，在靠中举获得进入仕途的资格后，就不再参加科举考试，而转入了对真实学问的钻研和掌握。
鄂尔泰最初在官场上得到的职位是袭佐领世职，在宫廷充当侍卫。这是一项清闲差使，鄂尔泰就利用其间的余暇进行学习，每当到内廷值班时，他都必定要带去两本书，“手不释卷，竟夜忘寝达旦”。
鄂尔泰少年登科，但在其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却好像是进入了一个仕途的瓶颈期，怎么都升不上去。直到三十七岁时，他才得以出任内务府员外郎，可是往后去又停滞不前了。
▲ 鄂尔泰
是雍正完全改变了鄂尔泰的人生走向。雍正登基后，特召鄂尔泰入宫，说：“你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小郎官，可是却敢上拒皇子，说明守法意志甚坚。现在朕任命你为大臣，想来你也一定不会私下受他人之请托。”
鄂尔泰不仅是正宗科举出身，而且有着广博学识，像他这样的人才，在当时的满洲大员中委实比较罕见，一旦被选拔出来使用，想不脱颖而出都难，于是仅仅几个月后，鄂尔泰又被越级提拔为江苏布政使，成为了地方大员。
在得到雍正的重用后，鄂尔泰精神大振，又作诗两首，一云：“问心都是酬恩客，屈指谁为济世才？”一云：“炊烟卓午散轻丝，十万人家饭熟时，问讯何年招济火？斜阳满树武乡祠。”
在年羹尧势力最盛的时候，就连他的家奴都到处耀武扬威，不可一世，而地方大员慑于年氏淫威，大多不敢予以得罪。
鄂尔泰偏不就范，有一次，年羹尧的家奴路过江苏，鄂尔泰虽开门迎客，但在家奴进门后，他却连站都没有站起来，只是高坐堂上问道：“你主子还好吗？”见鄂尔泰一副凌然不可侵犯的样子，家奴情知占不到便宜，只得“屈膝出”，灰溜溜地滚蛋了。
之后雍正很快了解到了真实情况，对鄂尔泰逾加欣赏，仅仅几个月后，即升他为广西巡抚，在其赴任途中又调其为云南巡抚管理云贵总督事。
所谓“改土归流”
在鄂尔泰节制云贵之前，有一件西南要务始终让雍正决断不下，这就是“改土归流”。“改土归流”的“土”是指土司制度，主要施行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土司制度下的土司，即统治这些区域的少数民族头目，他们与内陆的州县官不同，是世袭的，并非由中央政府所委派。
当然土司也经过国家封授，一般情况下分两种，如果授的是武职，统称土司，比如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等；如果授的是文职，统称土官，比如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等。
土司制始自于元朝，元朝疆域空前广阔，超过了历史上以往的任何朝代，在当时条件下，直接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设置郡县是很困难的，而土司制的创制，至少做到了用最省力的方式把这些地区置于中央王朝的统治之下。
明代承袭了土司制，但也正是从明朝起，土司制的弊端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当时对于土司们单方面制定的法令，中央都不能过问，同时多数土司手中还掌握着军队，有的甚至达到数万人之多。
为了解决土司制的问题，明代出现了流官，所谓流官，是指由中央政府派任，定期调动和更换的官员，明代政府拟在有条件的地方用流官来代替土司，此即“改土归流”，但“改土归流”在明代只是偶有实行，区域也不大，只是零星式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至明朝中后期，土司制问题已相当严峻。有些翅膀长硬了的土司仅在名义上接受中央政府的封号，暗地里却进行分裂活动，个别胆大妄为的土司甚至还发动了叛乱，土司由此成为西南地区不安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雍正登基之初，土司势力仍在继续恶性膨胀，出现了许多辖地数百里，拥兵数万或数十万的大土司。这些土司不仅拥有大量的世袭领地和军队，还有自己的官吏、法庭和监狱，致使属民“知有土官而不知有国法者久矣”。
雍正年间的西南是朝廷眼中的未开化或半开化地区，那里有些少数民族地区，比如“苗疆”，连中央政府承认的土司都没有，只受该族头人统领，这些头领可称为土舍。
实行土舍制的苗疆往往被邻近土司所控制，其弊病与土司区域相比，有多无少，所以官方习惯于把土舍、土司问题放在一起对待处理。
在云贵两省的苗疆中，以贵州省广顺州长寨的“仲苗”势力为最强。长寨地处“各苗之腹”，乃周围大小苗寨的核心，有一呼百应的作用和效果。“仲苗”土司屡屡向官府挑衅，但因其地势险要，又有大小各寨的呼应支援，数百年来历朝历代都无可奈何，拿他们没什么办法。
政治家的品格
1724年，“仲苗”土舍阿近自称苗王，再次倚险作乱，云贵总督高其倬设计诱擒阿近，平息了这次叛乱。之后他经雍正批准，在当地设立军队戍防地，以控制前后左右各寨，开始将苗疆置于政府的军事控制之下。
“仲苗”并不甘心，两年后，土舍阿革、阿纪派人用大石块堵塞路口，不让官军建房进驻。经雍正批准，鄂尔泰立即兵分三路，向长寨进兵。在会攻的开始阶段，官军虽拿下了长寨，并焚其附属七寨，但没有抓到为首的阿革、阿纪，副将刘业濬所部也在苗兵的反击下被迫撤退。
鄂尔泰有一句名言：“大事不可糊涂，小事不可不糊涂，若小事不糊涂，则大事必至糊涂矣。”这就是说为人处世要明辨大是大非，而不要太在意和理会某些与大局无关的琐事。
知人善任是作为政治家的另一个重要品格。在用人观上，雍正、鄂尔泰君臣极其投契，首先他们都认同“为政首在用人”，其次在用人标准上，都认为用人应以能力为宗旨，在对德和才的要求上，才是第一位的，有才无德的人可以信任，但不可以重用，以免妨碍政事。
雍正在看了鄂尔泰对用人观的阐述后，也不由得击节赞叹，称赞鄂尔泰的说理“实可开拓人的胸襟”。
贵州威宁镇游击哈元生勇猛善战，在1724年平定“仲苗”土舍阿近的那场战争中，就已立下过战功。因为哈元生行伍出身，地位不高，所以那次出征还是由石礼哈推荐的，此次鄂尔泰则大胆任用人才，继副将刘业濬折戟后，破格让哈元生替代他统领全军。
鄂尔泰没有看走眼，哈元生的确是一位难得的将才。有他在前线指挥，官军势如破竹，不但多次攻下险要苗寨，而且还将阿革、阿纪及其党羽七十余人生擒活捉，长寨之役也终以官军大获全胜而告终。
长寨之役结束后，鄂尔泰不辞辛劳，亲自来到贵州，用五天时间巡视和踏勘了长寨等地。他发现此役共克五十七寨，不算在内的小寨也有数十个之多，但缴获的刀弩却只有百余。
显然，能够与官军剧烈对抗的苗兵绝不可能仅仅拥有这点武器，鄂尔泰下令重新搜查，结果在三天内共搜缴弓弩四千余张，毒箭三万余只，皮盔皮甲刀标各数百，由此消除了潜藏于长寨的一大隐患。
鄂尔泰主张对长寨用兵，不是临事治标，也不是看到哪里起火就往哪里浇水。他是政治家，拥有政治家必须具备的全局观和政治眼光，他拿下长寨，不仅仅是为了平息事端，更要“破点”。
古代交通以水道和陆路最为紧要，只有控制住其中的点与线，才能真正把交通掌握在手中。以长寨为例，长寨本寨加上后路和周边的苗寨，总计有一百多个苗寨，寨里的苗民全是生苗，数百年来，这些苗寨垄断着黔西南要道，官府根本不敢问津。
在鄂尔泰看来，要打通黔西南交通，只需攻破所有苗寨的“点”，然后再安营守之，而用不着一个寨一个寨地大费周章。
1726年9月，鄂尔泰上奏，正式提出了改土归流的建议。鄂尔泰的建议全部获得批准，西南地区开始大规模启动改土归流。1726年10月，雍正实授鄂尔泰云贵总督，并加兵部尚书衔，以利于他更好地在辖区推行改流和其他政策。
坚持不懈的努力必定会换来报偿，经过长达五年的反复进剿，鄂尔泰终于得以先后在八寨、清江、丹江、古州等地设立了由流官主政的六厅，在官方文书和史志中，这六厅被专称为“新疆”。
“新疆”六厅的设置，标志着贵州全省特别是黔东南两江流域的改土归流基本获得成功，其改流设官地区之广，差不多相当于原来州县的一半面积，正如近代大学者魏源在其著述中所云：“苗疆辟地二三千里，几当贵州全省之半。”
结语
今天我们读到了雍正年间改土归流政策的实施，有效实现了清朝对西南地区的统治，而一代名臣鄂尔泰在其中更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是雍正朝少数可以称之为政治家的人才。
那么接下来，雍正又会有什么样的举动呢？让我们期待明天的阅读吧！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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