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8月中旬，离我们村五公里，有个跟我同届毕业的女生疯了。她高考没考好，一直挨着父母的骂。这天早晨，她拎着一壶开水倒进脸盆，一把一把掬起那水洗脸。
被人们拉离后，她喊着，“我要洗脸，水不烫。我要洗脸，水不烫……”
她在县城重点高中读书，被家里寄予了改换门庭的重任。可是，她失败了。
她的故事只流传了一个月不到。17年过去了，我没有再听说她的任何消息。
更早4个月前，我一个初中同学，在县城一高读书，因为违反纪律被班主任开除。母亲拉着他找班主任求情，无果，母亲“扑通”跪地，还是不行。
几天后，人们在学校附近的一个建筑工地里，找到了他的尸体，旁边放着一个敌敌畏的空瓶。
他几乎是我十几年读书生涯中，最聪明的同学，一手好字无师自通，字形颇像赵孟頫。我们俩都复读了一个初三，然后都又失败，再次考入乡镇高中。
那是1997年秋天，他家凑了三千多块借读费，送他进入县城重点。我家里没钱，只能灰溜溜地去镇上报到。
我听到他死讯时，正在县城参加高考体育测试。我“嗯”了一声，登上了返回乡镇的中巴车。
第二天晚上，几个跟他初中同学的朋友凑在一起，想为他维权。我因为读文科班，平常喜欢写点东西，就被推举为执笔人，负责写一封信投给《大河报》，诉说这位同学被班主任逼死的委屈。
我至今没写这封信。我曾对不起的人很多，这位叫“宋华然”的兄弟算得上一位。17年来，在最疲累最焦灼的日子，我经常想起华然。他如果哪天能午夜来访，人鬼对床夜雨，谈谈别后事，我绝对会很开心。
他是死去的我，我是活着的他。
高考体检时，我只有110斤，比现在轻45斤，那是一种任何人看了都会担心的瘦。只有故作漫不经心、玩世不恭的傻笑，才撑得起这具躯干。
我几乎每周都受口腔溃疡的折磨，曾经有一次口腔里长了五六个溃疡，都是黄豆面大小，喝口水都疼得泪流满面。我去校医室，请求喂我点硝酸银溶液，烧蚀溃疡面。这是我们当时能想到的祛痛最快的办法。
老师不敢弄，“你整个口腔都烂了，都点上，说不定会感染……”
所有去火消炎的中成药和低端抗生素，我都吃了一个遍，甚至听说越苦的东西越能去火，就去药店买来黄连，泡在开水里当茶喝。然后，都没什么用。
在高考前一个月，也就是现在这几天，我又一次口腔溃疡，就去校外诊所里挂水。青霉素掺双黄连注射液，不到十分钟，身上直打冷战，心脏紧缩，浑身抽搐。打了三倍于成人剂量的强心针后，心率很快飙到140多下。
我被埋在两层厚棉被下，开诊所老板，一位卫校毕业生说必须发发汗，半昏迷中，我听到门外有一位同学的声音，就让老板赶紧喊那位同学过来，被老板拒绝。
我就自己扯着嗓子大声喊。多年后，我回忆起这个场景，细思恐极。我真要默默死在这个诊所里，同学和家人都不会知道。
乡村里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命。任何人的生死，都难以惊天动地。在高考前大概半年，学校一位老师的夫人因为抑郁症自杀了。她是个大学毕业生，在镇政府工作，每天被失眠和惶恐折磨。她发现只有做蜂窝煤球，才能缓解她的焦虑，于是大家都把蜂窝煤球让她做。可惜，蜂窝煤球终有做完的一天。
她的丈夫是一位很淳朴踏实的老师。这个噩耗让学生们也难过很久。我们只是难以理解，你“卡片粮”都吃上了，还能有啥想不开的？
出生于贫困，又习惯性匮乏的我们，对人生和世界的理解，都来自镇上小书店里的盗版书，以及阅报栏里每周会更换一次的《中国青年报》。对于世纪之交狂飙突进的繁华，我们知道得不多，这似乎是好事。
身处本县第五高中，我们有升学的念想，却无升学的压力。我们的未来，就像一张2块钱买来的彩票，即使次次空奖，也不至于寻死觅活。县城火车站，下广州的火车每天都有好几趟，谁都可以挤进去。
所以，临近高考那几天，我们竟前所未有地轻松起来。大部分人卖掉了所有的书本和教辅，换来的钱都去大街上聚众吃喝了。收废纸的老头一天要上下无数次教学楼，编织袋塞得满满的，到最后，我们见了他打招呼，“老表，你又来了？”
南阳方言中的“老表”，指的是表兄弟。我们无意羞辱这位老人，我们只是没有别的浪荡的方式。
我在每一位同学的笔记本上写下寄语，自己却没有请人题词，我认为那太俗，我们要么会混得轰轰烈烈，要么会横死街头，搞这些没用的干啥？
有一位身高超过1米85的同学，为另一位身高接近的同学题词，“相似的身高，让我有了结识你的冲动……”
我拿过本子，在“冲动”前边加了一个大字，“性”。
2000年7月4日，天阴将雨。最后一节课，数学老师讲了十分钟之后，停了下来，“看来大家都不想听了，那么，我们下课吧，你们快收拾收拾东西回家吧……”
我骑着自行车刚下公路，天大雨，淋湿了后座上捆着的纸箱，我在泥泞里，推着自行车沿着路边的青草面滑行，还要护着已经敞开一个大口的纸箱。
我推了5公里才回到家里，我在暴雨里破口大骂，又哈哈狂笑。
两天后，我们几十号同学，住进县城两家小旅社里，两三个同学挤一个屋，每人每天不到30块的住宿费，你别奢求太多。
有个房间有台14寸的黑白电视，接着有线信号，大家围坐在一起看陈小春版的《鹿鼎记》。班主任每隔十来分钟就过来提醒一次，让大家能看会儿书就多看会儿书，高考完有看不完的电视。
没人理他。
我们高考住的俩旅社，14年后
这个旅社很难睡好，大家等到过了午夜才消停，早上五六点，就有人起床，在天井旁边的水龙头洗漱，接着便老和尚念经似的开始背书。
那几天，我每晚只能睡两三个小时，白天也不困。到最后一天考英语，头有点懵，在进考场前，我在校园的水龙头使劲冲头，然后揽起衬衫擦头，又将腿翘到水龙头上冲，十几块钱买的皮凉鞋很快沦陷，每走一步，就“唧唧”往外喷水线。
高考结束后三天，我突然开始剧烈腹泻，躺了三四天才好。每一次睡去，都会做关于高考和出路的梦。我梦见我拿到试卷后，一道题也看不懂；我梦见我涂错了答题卡，或者钢笔滴了一大坨墨，洇坏了试卷；我又梦见我赤身裸体坐在考场里，求人借条短裤都不可得……
17年来，这些桥段隔三差五在深夜潜入。我曾经在梦里做完一整套高考语文试题，醒来后心脏“砰砰”乱跳。我高考语文原始分大概在140左右，这改变了我的命运，也是我能靠文字混口饭吃的最主要原因。
可在梦里，迎接我的，只有一次接一次的失败。我不聪明，更不勤奋，我只是靠一场考试中的侥幸和投机取巧，混到城市里装腔作势。掀掉强作光鲜的面子，只有一个在狂风暴雨里推着自行车，一挪一步的穷小子。我在梦里会被扒光一切。
高考住的那个旅社，我后来又进去过一次。2014年，我老家有位农妇因为土地维权，数年上访未果，就自立一个市政府，结果被以伪造公文罪判刑。她家就住在旅社后边的巷子里，我穿过旅社去她家，旅社主人问我住店不，我说不，他显得非常恼怒。
我的高中，后来又有两次出名。先是畅销书《中国在梁庄》中，奸杀八旬老妪的少年，就来自这所学校。几年之后，比我晚两届的一位校友，当兵又考上军校，在汶川地震救灾现场牺牲，高中校园里，树着他的铜像。他静静注视着校园大门外的世界，脸庞年轻坚定，就像一个永远不会长大的少年。
校园里的武文斌铜像
今年春节，我和十几个同学回到高中，遇到了当年的语文老师。老师告诉我，我们的高中差点被撤并，事实上曾被撤过几年。人过中年的老师们只想留守这个学校，就进京反映情况，他们知道我做了记者，却没找到我的电话号码。
我赶紧把现在的号码留给他。据说，现在的老师们都可怀念一二十年前的学生们，他们再调皮，也会对老师和长辈保持基本的尊敬。现在不了。
有一堂课，语文老师让一男生背一段孟子，对方支支吾吾，他随口批评了一句，就见势头不对，忙让这学生坐下。
“再耗一阵子，他肯定会打我。”老师叹气，“这又何必？”
（本文为UC名家专栏邀稿，经授权转载，更多文字，可在UC头条搜索“孙旭阳”）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