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8月中旬,离我们村五公里,有个跟我同届毕业的女生疯了。她高考没考好,一直挨着父母的骂。这天早晨,她拎着一壶开水倒进脸盆,一把一把掬起那水洗脸。
被人们拉离后,她喊着,“我要洗脸,水不烫。我要洗脸,水不烫……”
她在县城重点高中读书,被家里寄予了改换门庭的重任。可是,她失败了。
她的故事只流传了一个月不到。17年过去了,我没有再听说她的任何消息。
更早4个月前,我一个初中同学,在县城一高读书,因为违反纪律被班主任开除。母亲拉着他找班主任求情,无果,母亲“扑通”跪地,还是不行。
几天后,人们在学校附近的一个建筑工地里,找到了他的尸体,旁边放着一个敌敌畏的空瓶。
他几乎是我十几年读书生涯中,最聪明的同学,一手好字无师自通,字形颇像赵孟頫。我们俩都复读了一个初三,然后都又失败,再次考入乡镇高中。
那是1997年秋天,他家凑了三千多块借读费,送他进入县城重点。我家里没钱,只能灰溜溜地去镇上报到。
我听到他死讯时,正在县城参加高考体育测试。我“嗯”了一声,登上了返回乡镇的中巴车。
第二天晚上,几个跟他初中同学的朋友凑在一起,想为他维权。我因为读文科班,平常喜欢写点东西,就被推举为执笔人,负责写一封信投给《大河报》,诉说这位同学被班主任逼死的委屈。
我至今没写这封信。我曾对不起的人很多,这位叫“宋华然”的兄弟算得上一位。17年来,在最疲累最焦灼的日子,我经常想起华然。他如果哪天能午夜来访,人鬼对床夜雨,谈谈别后事,我绝对会很开心。
他是死去的我,我是活着的他。
高考体检时,我只有110斤,比现在轻45斤,那是一种任何人看了都会担心的瘦。只有故作漫不经心、玩世不恭的傻笑,才撑得起这具躯干。
我几乎每周都受口腔溃疡的折磨,曾经有一次口腔里长了五六个溃疡,都是黄豆面大小,喝口水都疼得泪流满面。我去校医室,请求喂我点硝酸银溶液,烧蚀溃疡面。这是我们当时能想到的祛痛最快的办法。
老师不敢弄,“你整个口腔都烂了,都点上,说不定会感染……”
所有去火消炎的中成药和低端抗生素,我都吃了一个遍,甚至听说越苦的东西越能去火,就去药店买来黄连,泡在开水里当茶喝。然后,都没什么用。
在高考前一个月,也就是现在这几天,我又一次口腔溃疡,就去校外诊所里挂水。青霉素掺双黄连注射液,不到十分钟,身上直打冷战,心脏紧缩,浑身抽搐。打了三倍于成人剂量的强心针后,心率很快飙到140多下。
我被埋在两层厚棉被下,开诊所老板,一位卫校毕业生说必须发发汗,半昏迷中,我听到门外有一位同学的声音,就让老板赶紧喊那位同学过来,被老板拒绝。
我就自己扯着嗓子大声喊。多年后,我回忆起这个场景,细思恐极。我真要默默死在这个诊所里,同学和家人都不会知道。
乡村里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命。任何人的生死,都难以惊天动地。在高考前大概半年,学校一位老师的夫人因为抑郁症自杀了。她是个大学毕业生,在镇政府工作,每天被失眠和惶恐折磨。她发现只有做蜂窝煤球,才能缓解她的焦虑,于是大家都把蜂窝煤球让她做。可惜,蜂窝煤球终有做完的一天。
她的丈夫是一位很淳朴踏实的老师。这个噩耗让学生们也难过很久。我们只是难以理解,你“卡片粮”都吃上了,还能有啥想不开的?
出生于贫困,又习惯性匮乏的我们,对人生和世界的理解,都来自镇上小书店里的盗版书,以及阅报栏里每周会更换一次的《中国青年报》。对于世纪之交狂飙突进的繁华,我们知道得不多,这似乎是好事。
身处本县第五高中,我们有升学的念想,却无升学的压力。我们的未来,就像一张2块钱买来的彩票,即使次次空奖,也不至于寻死觅活。县城火车站,下广州的火车每天都有好几趟,谁都可以挤进去。
所以,临近高考那几天,我们竟前所未有地轻松起来。大部分人卖掉了所有的书本和教辅,换来的钱都去大街上聚众吃喝了。收废纸的老头一天要上下无数次教学楼,编织袋塞得满满的,到最后,我们见了他打招呼,“老表,你又来了?”
南阳方言中的“老表”,指的是表兄弟。我们无意羞辱这位老人,我们只是没有别的浪荡的方式。
我在每一位同学的笔记本上写下寄语,自己却没有请人题词,我认为那太俗,我们要么会混得轰轰烈烈,要么会横死街头,搞这些没用的干啥?
有一位身高超过1米85的同学,为另一位身高接近的同学题词,“相似的身高,让我有了结识你的冲动……”
我拿过本子,在“冲动”前边加了一个大字,“性”。
2000年7月4日,天阴将雨。最后一节课,数学老师讲了十分钟之后,停了下来,“看来大家都不想听了,那么,我们下课吧,你们快收拾收拾东西回家吧……”
我骑着自行车刚下公路,天大雨,淋湿了后座上捆着的纸箱,我在泥泞里,推着自行车沿着路边的青草面滑行,还要护着已经敞开一个大口的纸箱。
我推了5公里才回到家里,我在暴雨里破口大骂,又哈哈狂笑。
两天后,我们几十号同学,住进县城两家小旅社里,两三个同学挤一个屋,每人每天不到30块的住宿费,你别奢求太多。
有个房间有台14寸的黑白电视,接着有线信号,大家围坐在一起看陈小春版的《鹿鼎记》。班主任每隔十来分钟就过来提醒一次,让大家能看会儿书就多看会儿书,高考完有看不完的电视。
没人理他。
我们高考住的俩旅社,14年后
这个旅社很难睡好,大家等到过了午夜才消停,早上五六点,就有人起床,在天井旁边的水龙头洗漱,接着便老和尚念经似的开始背书。
那几天,我每晚只能睡两三个小时,白天也不困。到最后一天考英语,头有点懵,在进考场前,我在校园的水龙头使劲冲头,然后揽起衬衫擦头,又将腿翘到水龙头上冲,十几块钱买的皮凉鞋很快沦陷,每走一步,就“唧唧”往外喷水线。
高考结束后三天,我突然开始剧烈腹泻,躺了三四天才好。每一次睡去,都会做关于高考和出路的梦。我梦见我拿到试卷后,一道题也看不懂;我梦见我涂错了答题卡,或者钢笔滴了一大坨墨,洇坏了试卷;我又梦见我赤身裸体坐在考场里,求人借条短裤都不可得……
17年来,这些桥段隔三差五在深夜潜入。我曾经在梦里做完一整套高考语文试题,醒来后心脏“砰砰”乱跳。我高考语文原始分大概在140左右,这改变了我的命运,也是我能靠文字混口饭吃的最主要原因。
可在梦里,迎接我的,只有一次接一次的失败。我不聪明,更不勤奋,我只是靠一场考试中的侥幸和投机取巧,混到城市里装腔作势。掀掉强作光鲜的面子,只有一个在狂风暴雨里推着自行车,一挪一步的穷小子。我在梦里会被扒光一切。
高考住的那个旅社,我后来又进去过一次。2014年,我老家有位农妇因为土地维权,数年上访未果,就自立一个市政府,结果被以伪造公文罪判刑。她家就住在旅社后边的巷子里,我穿过旅社去她家,旅社主人问我住店不,我说不,他显得非常恼怒。
我的高中,后来又有两次出名。先是畅销书《中国在梁庄》中,奸杀八旬老妪的少年,就来自这所学校。几年之后,比我晚两届的一位校友,当兵又考上军校,在汶川地震救灾现场牺牲,高中校园里,树着他的铜像。他静静注视着校园大门外的世界,脸庞年轻坚定,就像一个永远不会长大的少年。
校园里的武文斌铜像
今年春节,我和十几个同学回到高中,遇到了当年的语文老师。老师告诉我,我们的高中差点被撤并,事实上曾被撤过几年。人过中年的老师们只想留守这个学校,就进京反映情况,他们知道我做了记者,却没找到我的电话号码。
我赶紧把现在的号码留给他。据说,现在的老师们都可怀念一二十年前的学生们,他们再调皮,也会对老师和长辈保持基本的尊敬。现在不了。
有一堂课,语文老师让一男生背一段孟子,对方支支吾吾,他随口批评了一句,就见势头不对,忙让这学生坐下。
“再耗一阵子,他肯定会打我。”老师叹气,“这又何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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