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位于鲁南一个距县城30多里的村子,那个村子是当时全县“最艰苦的地方”,解放前连个地主都没有,是个地地道道的佃户村。我家的隔壁姓朱,朱大爷从微山湖贩鱼为生,朱大娘是从南宿县带着个儿子嫁过来的。听大人说话,南宿县是黄泛区,特别穷。
那时侯,一到冬天,要饭的特别多。要饭大多来自两个地方:一是皖北的宿县、砀山,剩下的就是黄河北的。虽然我们那里也很穷,但是在那些要饭的眼里好象已经是天堂了。我们是在黄淮之间的中间地带,在上个世纪70年代,基本上能够吃得饱了,条件差的光棍往往能讨到黄河北和皖北的老婆。
幼年时的记忆往往能铭刻一生。后来,我们家搬到了县城,我也自从上大学开始,就离开了故乡,四处漂泊。但是一提起黄河北和淮河北,心里的第一印象还是穷。
再后来,我走过的地方越来越多,就开始考虑一个问题:为什么黄河北就会比黄河南穷,淮河北就会比淮河南穷呢?
先看黄河,自风陵渡以下,黄河南岸有三门峡、洛阳、郑州、开封、济南等大中城市,工农商业繁盛。而黄河北岸除了新乡、濮阳、聊城、滨州几个中等城市之外,几乎没有大城市,过了河南山东交界地,土地也成了盐碱地,甚至连树木也长得不旺了。
再看淮河,淮河南岸有淮南、蚌埠、淮安较发达的中等城市,北岸附近几乎连小城市都没有。
黄河、淮河两岸确实南北差距很大。那么让我们把视野向南,看看长江两岸是否也存在这种情况?很多人都会记得,上个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上海人找对象,第一个要问的就是:他家是苏南的,还是苏北的?曾几何时,“苏北”就是贫困的代名词。不用看地图,长江两岸也是南富北贫。长江中游武汉以东,江南岸有鄂州、黄石、九江、铜陵、芜湖、马鞍山、南京、镇江、上海等大中城市星罗棋步,江北岸仅仅有黄冈、安庆、扬州、南通等为数不多的几个城市,发达程度远远不如江南。武汉三镇虽然横跨长江,但是作为湖北省政府驻地的武昌却是座落在长江南岸。
最北的黑龙江是中俄两国的国界线,江西(南)岸的城市(镇)有漠河、呼玛、黑河、逊克、嘉荫、同江、抚远,江对岸的城市大概只有海兰泡(布拉格维申斯克)和伯力(哈巴罗夫斯克),在未经严格考证的情况下,大致可以认定南岸比北岸发达。如果说黑龙江两岸的比较有些证据不足的话,它的支流松花江两岸的情况则完全是一边倒:南岸有哈尔滨、佳木斯、富锦、同江,北岸几乎没有城市。
南面的珠江因为水系复杂,由东江、西江、北江汇流而成,河流中上游因为多是高山峡谷,所以城市规模一般比较小。下游珠三角地区大中型城市密布,甚至特大型城市就有广州、香港、深圳等,这些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历史的特殊性,现在的分布规律也相对比较复杂,所以在本文中就不详细论述。留做以后研究吧。
从上面长江、黄河、淮河、黑龙江四大江河两岸的城市分布情况的统计分析,我们似乎可以得出河南岸比河北岸城市多的结论。但是在山东就可以举出一个反例:泗河北岸的城市有济宁、兖州,南岸则只有一个泗水镇。泗河的支流沂河(和临沂东面的沂河重名),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十公里,河流的北岸却有一个著名的城市---曲阜,曲阜曾经作为商朝的都城,历史至少要有3800年,《论语》中“浴乎沂,风乎舞雩,暮而归”记载的就是孔子的生活场景。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与众不同的城市分布呢?
让我们从河流的流向入手,就可以发现:因为中国大陆整体西高东低,长江、黄河、淮河、黑龙江四大江河基本都是自西向东流,山东的泗河则发源于沂蒙山注入微山湖而呈现自东向西的流向,所以这在中国是比较少见的情况。如果让我们跳出东西南北的定位法,而采用前后左右的定位法,就会发现两种流向河流的共同点:假如我们把河水流去的方向定为前方,四大江河的南岸是右岸,泗河的北岸则是右岸。这样我们可以大致得出河流右岸比左岸城市多的结论。
现在我们把上面的分布规律,从东西流向的河流,扩大到南北流向的河流,再做一个比较。
赣江发源于闽赣交界的武夷山,北流入鄱阳湖,自南向北,江右(东)岸的城市(镇)有赣县、万安、吉水、峡江、新干、樟树、丰城、南昌,江左(西)岸的城市(镇)只有赣州、泰和、吉安。
湘江发源于南岭,北流入洞庭湖,自南向北,江右(东)岸的城市(镇)有株洲、渌口、湘潭、长沙、湘阴、岳阳,江左(西)岸的城市(镇)有衡南、衡阳、衡山、易俗河、望城。
赣江和湘江两条江的两岸对比,明显地右(东)岸的城市数量多,而且城市的规模也大。
自北向南流的河流在山东有两条,一是沂河,发源于沂蒙山,流入苏北的骆马湖,河两岸唯一的中等城市临沂市,位于右(西)岸;另一条是沭河,沭河两岸没有中等以上城市,城(镇)有莒县(城阳)、郯城、新沂、沭阳,都分布在河流的右岸。
从东西流向到南北流向的河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面向河水流去的方向,河流的右岸城市分布比较多,城市规模也比较大,多数省会城市都位于河流的中下游右岸。一水之隔,为什么会有如此的不同呢?我们的中学地理课本上是没有答案的,我们的现代科学好象还没有给出解释。就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吧。
城市从古到今都是人口集中、经济发达的地方,大城市是人口高度集中、经济高度发达的地方,人口集中经济发达的地方自然是风水好的地方―――在这里我引入一个东方传统的概念“风水”,试图用风水的理论来解释这个客观现象。
我们的祖先在城市的选址方面是在自觉遵循着一个风水学的定律?还是在长期的自然选择中,右岸渐渐胜出,慢慢形成目前的这种格局?风水理论是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逐步被人类发现的自然规律,因此,早期的城市发展应该有一个自然选择的过程,而后期的城市选址和建设应该是在风水理论指导下进行的。
古书云:“江水逆潮人爱惜,江右英雄从此出。江右秀气在潮水,潮来之时多富贵”。这说明古人已经发现了“江右为吉”的规律。这规律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加拿大中华风水学院校长陈怡魁博士认为:“因地球由西向东转动时,北半球内部因惯性作用,而产生一种右向的偏移力,而这股偏右的力量,将使北半球所有河流右岸,遭受较大的水流挤压、堆积,致使右岸生气积聚,进而集结大量对生物有益的微量元素与矿物质,使得该区,经常草木茂盛、人畜兴旺,最后形成一处适于人类与家畜生活的宝地。相对的,江左地区因不受地球右偏力的作用,致使聚气稀疏,土地营养素与草木繁盛程度,就比不上江右程度。”
我认为,陈先生的确发现了“江右为吉”规律的“第一推动力”,这种推动力就是地球的自转偏向力,即北半球右偏、南半球左偏的自然力量。但是接下来“将使北半球所有河流右岸,遭受较大的水流挤压、堆积,致使右岸生气积聚”的说法,我认为不妥。因为,这种说法没有解释清楚“水流的挤压”和“生气的积聚”的因果关系,根据这种说法,河流的凹岸即“反弓水”的地方,受到的水流的“挤压”更大,应该积聚更多的生气才是,这明显地违背了风水学上“攻位于汭”的法则。
东晋郭璞《葬经》云:“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
“气”是风水学上的一个基本概念,它的内涵非常丰富,外延非常模糊。“气”分阴、阳;“气”又分“生气”和“死气”。以我的分析,“生气”首先应该是一种适于动植物生存的物质,应该包含光线、氧气、温度、湿度、微量元素等因素,一般是温暖湿润的;“死气”则相反,一般是寒冷干燥的,不适合动植物生存。在这里为了方便描述,我们暂且把“气”看成是接近气流的一种物质。“气乘风则散”比较容易理解,“界水则止”是怎么回事呢?我有一种推测,因为水分的蒸发,水面上会随时存在着或多或少的水蒸气,水蒸气的密度大于旁边的空气,自水面可以升腾至数百米。这道水蒸气就像一道透明的墙一样,可以阻挡“气”的流动。这道“墙”,把河谷上的“气”分为左右两部分。
温暖湿润的“生气”来自于河流下游,它顺河流两岸的谷地上行。暖湿的“生气”在流动的过程中,受到北半球地转偏向力的影响,河流右岸的“生气”会产生右偏的力量,然后在遇到对向流动的水面上水蒸气的阻挡和挤压(同时它也在右偏)的情况下,这种“生气”在河流的右岸越积越厚。而河流左岸的上行气流,在前进的过程中也会向右偏转,但是因为它是背水偏转的,没有水的阻挡,所以会逐渐消散。
寒冷干燥的“死气”一般来自高处,它顺河流两岸的谷地下行。干冷的“死气”在流动的过程中,受到地转偏向力的影响,河流左岸的“死气”会产生右偏的力量,然后遇到同向流动的水面上水蒸气的阻挡,这种“死气”在河流的左岸越积越厚。而河流右岸的下行气流,在前进的过程中也会向右偏转,但是因为它是背水偏转的,没有水的阻挡,所以会逐渐消散。
如果上述的假设是成立的,那么河流右岸的“生气”会越来越厚,“死气”会越来越薄;而河流的左岸恰恰相反,“死气”会越来越厚,“生气”会越来越薄。日久天长,在地形等其他有利因素的配合下,右岸将形成一个个“风水宝地”,植物繁茂,六畜兴旺,人口越来越多,城市越来越大。而河流左岸,形成“风水宝地”的可能性就会比右岸小很多,城市的数量会少,发展速度也会受到限制。这就是“江右为吉”规律形成的原因。
“江右为吉”的规律,放到国外依然成立。首尔位于汉江右岸,开罗位于尼罗河右岸,巴黎位于塞纳河右岸,柏林位于哈韦尔河右岸,等等等等。北半球的大城市约有70%的位于江右地区。
随着建桥技术和交通工具的进步,现代城市有一种跨江发展的趋势,也许是桥梁的建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河流两岸的风水布局,但是这种趋势丝毫也不影响“江右为吉”这一风水规律的存在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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