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流逝，风云变幻，春秋战国时期的改革浪潮，使人们的思想意识、审美观念等。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人性的觉醒超越了对神的崇拜。因而，此时玉雕艺术的创作便从对神的敬畏尊崇，走上了自觉表现人性的道路。审美意识的中心也从早期的娱神，逐渐转移到娱人。特别是当时社会，上层的代表人物和拥有物资财富的豪商已成为社会主幸力量，“昔日珠玉锦绣不鬻于市的戒律已被摧毁，珠玉玩好已成为市场上的特殊商品”。“为了适应这一变革，适应上层封建贵族阶层的政治和审美需要，此时的玉器便进一步完善了西周以来产生的人格化的“比德于玉”的思想道德观念。
《礼记·聘义》载“子贡问于孔子曰‘敢问君子贵玉而贱珉者，何也?为玉之穿而确之多舆？’孔子曰：非为珉之多故贱之也，玉之寡故贵之也。夫昔日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粟，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坠，礼也；叩之其声清远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傍达，信也；气如长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夭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礼记》借孔子之言，通过对玉自然属性的深入分析，抽绎其外表和本质特征，并与儒家道德观紧密结合，奠定了儒家用玉的理论基础，成为君子为人处世、洁身自爱的标准。同时，也标志着玉器人格化的确立。实际上，人格化亦即强调佩玉的本质主要不是表现外在的美，而是重在表现人的一种高尚的精神世界和自我修养的程度。这种道德内涵和审美时尚，对日后玉器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同时也成为中国人爱玉、贵玉之精神所在。
从各地出土的玉器资料看，这一时期的玉器工艺相当发达。不但质地优良的和田玉已成为玉作的主流，而且在造型艺术、图纹装饰及时代风格等方面都为之一新，出现了一大批作工精细、玲珑透剔、形式别致、繁缛华丽的玉雕艺术品。其中构思巧妙，立意新颖的龙形佩、舞人佩、玉具剑、玉带钩、玉印以及玉器与金银细工相结合作品的相继问世，使古老的中国玉雕艺术，更加富丽华贵、灿烂辉煌。
根据社会政治的需要，伴随着古人观念意识的变化及茸神敬天思想的动摇、
春秋战国时期的玉质兵器明显减少，祭祀用的礼仪器也日渐衰落，玉器造型摆脱了商周时期严谨规范、形制雷同的倾向，构思巧妙大胆而富于变化。就连平稳深沉、具有秩序礼仪风范的玉璧，也一改过去光素无纹的传统，不仅在器面上雕琢出了谷纹、兽面纹等，而且在璧缘外部，还增添了凤鸟、龙、螭等形象。这些出廓玉璧的动物造型，琢刻精细而优美，尤其是那种紧张激烈而富有弹性的曲线艺术，充满了勃勃生机并具有强烈的运动气势和生命的韵律感。它与早期玉璧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似乎寓寄于传统玉璧中的那种礼仪法规所抑制的人性欲望，那种神秘意识所约束的自然情感，都在这里得到了宣泄。此时的玉质礼器，其庄严肃穆之感日益减弱，那种神圣的祭祀意义也显是较为淡薄，相反的更注重其艺术造诣和美学价值，并多作为信物和吉祥物用于朝觑、盟誓、婚聘、馈赠、敛葬及装饰等方面。
尽管璧琮等礼器的祭祀功能已经减弱，但是在诸侯纷争的春秋战国时代，统治者为了巩固已取得的政权，保卫自己的国土，作为信物的圭璋之器数量却骤然增多。从形式_七看，圭与商代玉戈颇为相似，“有可能是象征性武器工具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它同早期的钺、戈、一样，同样是持有者身份地位的标志。另外，与兼并战争始终伴随的是领繁的盟会活动。如《春秋》所记，在242年内列国间的军事活动凡483次，而朝聘盟会则多达450次，可见盟会的作用并不次于战争。正如《春秋正义·鲁隐公元年》所言：“杀牲献血，告誓神明，若有违背，欲令神加殃咎，使如此牲。”《释名·释言语》又云“盟，明也，告其事于神明也。”山西候马和河南温县东周盟誓遗址发现的数百座坑穴，均埋有玉器、牲或盟书。而书写盟书的玉石片，绝大多数为圭形，少数呈璋形，反映了圭与璋在当时的重要作用和特殊的社会功能。实际上，这些都是古人利用通神的工具和隆重的盟会方式，请求神灵来监督誓言实现的活动。其中盟书又称载书，《周礼·司盟》曰“载，盟辞也。盟者，书其辞于策，杀牲取血，坎其牲。加书于上而埋之，谓之载书。”目前所见圭、璋等器面上用朱砂书写的盟誓辞文的主要意思是：圭上有命，从今以后，某不敢不心悦诚服忠心服侍主君，如果敢参与乱臣一伙，伟大的晋国先公在天之灵，仔细审察你，灭亡你的氏族。这种现象足以说明，圭、璋等礼仪用器，在此时已不再是单纯地献媚于神或求得神的庇护或听命于神的通神工具了，而是成了要求人们按照人的意愿，服从人的统治并约束规范自己言行的一种重要信物。不过，在制作工艺上，较之战国盛行的佩玉装饰，却显得简单粗糙，而主要体现的是它的内在意义和作用。
其实，战国人佩玉，也并非是单纯地去表现自身的装饰，而是更注意高层次的精神方面的追求。特别是自古以来，中国人主张的以理节情，情理结合，注意行为举止的礼仪规范，崇尚稳重端庄、温文尔雅的品格等文化精神，在战国时期盛行的玉组佩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据文献记载：佩玉上有葱衡(也叫玉布)。下有双璜、冲牙，缤珠以纳其间。但是，今日所见的玉组佩，在组合形式上，井无一定的规律。西周晚期出现的组佩，多以璜为主体。并依次排列。由管珠连缀而成。战国时期，组佩形式日益纷繁且变化多端。传为洛阳金村战国墓出土的玉雕舞女佩饰，是战国时期一副最杰出的组玉佩，也是当时金银细工和玉雕艺术相结合的艺术精品，它的上部用三只小玉管排列成“丫”形，在下面玉管之下，垂悬一对玉雕舞伎。舞伎的额发作半月形，两赞卷曲，长据窄袖，斜裙绕襟，腰系大带，翩翩起舞。其左右和下方各有一玉管，井用金链穿连起来，再下面系的是一件身体卷曲的双龙玉佩，并在椭圆形的龙身两侧各伸出一只足爪，爪下又悬一件龙形佩。这套组佩中的9件玉器，琢磨的光洁细腻。特别是舞伎姿态，十分优美动人，其头发、衣摆、袖口上的花边均刻画的惟妙惟肖，细致入微。若佩戴在身上，怎能不显得华贵漂亮、身价倍增呢?由此可见，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制度的大变革，使组玉佩在玉德观念的指导下，随着原材料的多样化，其组合形式逐渐向由简到繁的方向发展，花样翻新。作为其中主要构件的玉人，蜕变成具有浓厚生活气息的人物，再也不象西周春秋时期玉人那种面目呆板，毫无表情的形象。这种精巧的组玉佩的出现，对于西周以来的礼制玉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同时，对西汉前期组玉佩的结构，具有较大的启迪作用。
此时组佩中的装饰主题，除了饰有谷纹、云纹的璧、璜、珠、管等，仍以观念性动物，或曰文化动物为主，目的在于增加其神秘的气氛，进一步烘托佩戴者的高贵地位。出土资料中，常见的各种形式的龙形佩，便是战国组玉佩饰中的重要品种之一。其造型在商周龙体卷曲成环状的基础上，开始拉长成蜿蜒曲折的“S”形。虽说，它依然是早期的一种观念性动物，但在制作上却较前自由奔放，形式也更加奇妙精美。除了满身饰有去地隐起的谷纹、云纹等，极有特色的是那种具有弹性的S形身躯，如矢在弦，饱含着一种紧张奋进的气度，反映了中国在礼崩乐坏的战国时期，新兴的地主和贵族阶层已开始在寻求、统率着一种新的审美倾向。他们不再以原始文化为基限，去单纯地模拟崇拜，而是更加注意轻松、活泼、自由的贵族生活。在艺术上，也尽量向着形真神似的方向发展。特别是在神龙、神兽的肌体内，往往蕴藏着一种内在的力量和努力向外扩张的气势，体现出各诸侯国那种奋发图强和自信坚定的信念以及雄心勃勃、欲意称榻的凌云壮志。
从春秋战国墓葬所发现的遗迹、遗物看，社会地位较高的阶层，所佩戴的组玉佩的串饰越多，质量越精。社会地位较低的阶层，则与之相反。因此，春秋战国时期的组玉佩，除了标榜自己的道德品行和君子风度外，它也是王侯贵族权力、地位的象征和标志。
此外，战国玉器中新兴品种玉具剑的出现，同样标志着新兴的贵族阶层的一种新的审美倾向。由于佩剑在战国时期十分流行，它除了作防卫之用，还可以显示出佩剑者的身份、地位，增强其威武之感。因此，人们也就特别注重剑外表的装饰。相应的以精美的玉器装饰在剑与剑鞘上的玉具剑，便成了责族阶层，显示“尊卑有度”的一种礼器，并把它看成一种权力和财富的象征，地位越高，剑的质量就越高，装饰也就越精美。同时剑饰上的图纹，也多为一些兽面、龙纹、谷纹等，依然是古代吉祥、尊严思想的反映。
由于玉的神秘作用和儒家赋予它的种种道德观念已被人们普遍接受，因此，玉器在战国贵族阶层中已成为一种不可缺少的珍贵物品，甚至是必需品了。《礼记·玉藻》云一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从而表明，春秋战国时期，玉确已成为君子的化身和代表。可以说，此时佩玉的兴盛，并不只是对物本身的欣赏，而更重要的是对物化了的自我人格的欣赏，物只是人格的载体，是被人化了的。当年周公“制礼作乐，。就是把礼和乐联系起来，作为立国的重大措施，使礼制规范通过艺术的熏陶，转化为人的自觉的道德要求。战国人佩玉，其意义也在于此。它是随着原始宗教所依附的社会结构的瓦解，封建社会的到来，文明人的觉醒，而又斌于了更为现实的意义和社会功用。用佩玉同人的精神世界，行为举止，道德修养联系起来，以物言志，情物交融，借此表示佩玉者的品格、情操、气质、风度。正如刘凤君先生所说：“中国工艺美术的创作思想，厉来重视造型艺术在伦理道德上的威化作用，它强调艺术品的政治功能与审美情感的统一，强调感官上的愉快或启发要符合伦理道德的规范。中国古代玉器强烈受到传统伦理道德的规范，许多玉器都有着寓意象征性，往往借助于造型、体重、尺寸、色彩或纹饰来象征性地喻示伦理道德和社会等级观念。几乎每一件玉器都代表了一定的政治意义、伦理思想和宗教思想。”
如上所言，战国时期儒家学说对玉的解释和推崇，使神秘并具有宗教、政治礼仪色彩的玉器又戴上了“品行高尚”的桂冠，人们以佩玉为荣、为美、为时尚。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铁工具的使用，手工业的突飞猛进，从而使此时的玉器一扫以往古拙庄重的风貌，摆脱了前代那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窘况，形式新颖，构思巧妙。如曾侯乙墓出土的多节玉佩，全长48厘米，分别用5块形状不同的白玉雕琢成龙凤及其他形象，并镂空了26个圆环或半圆环使其相互勾连。既可用椭圆形或半椭圆形榫头及插销的玉活环装配连接成一串大型玉饰件，也可随时摘下活环，拆成5组小型玉佩。而且每节的造型、图纹均不相同。难度之大。设计之周密，前所未有，堪称战国玉器之瑰宝。另外，即使是早期那些传统的龙凤及神兽造型，也逐渐由以往静止的格调中解脱出来，比较注重形象的变化和神态的表现，同时还使其弯曲盘绕的身躯，充满了活泼的气氛和强烈的动感，体现出这些神灵动物无穷的生命力。
在制定了造型的基础上。战国玉器表面还常以繁缛华丽，细致密集的谷纹、云纹、龙纹、兽面纹等作装饰。而且往往每件玉器表面均满饰各式各样的花纹，卷曲相连，排列井然又不留余地。无论是整体形象的把握，或是对局部特征的表现，在结构和形式上，都具有一种精心设计组织过的秩序感，繁而不乱，密而有序。同时，为了适应人们的审美及装饰需要，有许多纹样，逐渐失去了它原来的具象表迹，变成了与现实形象全然不同的象征性符号或几何图形了。春秋战国时盛行的变形龙纹，便是继承了商周时期团身翘唇的造型特点。在表现手法上比商周风格更为自由，艺术上更加成熟，形式上几乎抹去了原型的痕迹，达到了高度的艺术抽象。它们均匀地交错缠绕在器面上，在神秘莫测之中，透露出一种神圣的力量美。
至于玉器工艺的精细程度，战国时期可以说是达到了极至。此时作品，无论是造型，还是图纹线条，皆刚劲利落，光洁规矩。布局井然有序，边角方圆适度。就连密集的地纹、人物的发丝。都交待得十分明确，清晰可见。特别是那些精致巧妙的透雕器物，整体线条遒劲有力，婉转自然，镂空处均匀对称，光滑干净。极少见到因技术和工具不力而残留的制作痕迹。而在细部的处理和刻画上，那种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态度，更加令人叹服。反映了战国琢玉大师，不但具有因材施艺的匠心，而且还具有得心应手的技巧。从而使战国玉器形成了一种“造型流利而富变化。纹饰萦纷自由而其动态，雕工险峭而锋芒毕露，构思精巧大胆，手法新颖泼辣，豪快俏丽兼而有之的艺术风格。
当然，每一种艺术风格的形成，往往都是一定时期社会现实的反映和缩写。它不仅能体现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和对工艺美的创造智慧，同时也反映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面貌。可以说，每一件玉器的工艺美，“都是艺术大师们在伦理道德和现实审美情趣的指导约束下，对玉石进行加工，改变原来的自然形状，使之符合社会要求的目的。它是观念愈识物态化的造型艺术。人们融聚在艺术品里的如醉如汪的情感、观念和心理，恰恰使这种图象形式、获有了超模拟的内涵和意义，使人们对它的感受，取得了超感觉的性能和价值。也就是自然形式里积淀了社会的价值和内容，感性自然中积淀了人的理性性质。”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七的反映，”不同的社会和时代，都要求其艺术按照当时人的审美观点和艺术标准来塑造他们的形象。不同时代的艺术作品，也总是要表现当时社会人们对生活的态度、思想情感和审美观点。春秋战国时期的F器，在继承了传统思想观念的基础上，其深蕴的伦理道德的价值应当是光于、也高于它的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君子佩玉除了把它作为华丽的装饰外。而重要的是以此显示自己的美德和似饭样的高贵品质。同时，精美的玉佩也增添了王侯贵族们在仪表上的显赫和威严的风貌，两吝互为表里，相形益彰，从而把战国的王雕艺术，再一次推向了个崭新的历史高峰，使中国玉器更加展现出自己瑰丽的风姿。同时也体现了当时人们的物质生活、精神面貌及一种改革时代的审美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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