躬
耕
者
作 者：戴 军
我相信，即便没有周培源父亲这个名头，周文伯依然能够在宜兴历史上留下一个清晰的身影。
他是清末秀才，一八七四年出生于宜兴芳桥后村一户殷实之家。梁启超说，“邑聚千数百童生，擢十数人为生员”，生员俗称秀才，当时录取率只有百分之一，足见考上实属不易。但在耕读传家蔚然成风的宜兴，秀才也至多是个乡间的小知识分子。受人尊敬是肯定的，或许还会因为品行高洁，才干卓著，而在当地享有威望，甚至成为一族之长，在宗族中掌握着生杀予夺的权力。
但历史不会因为这些眷顾周文伯。
事实上，在他熟读圣贤书的青少年时期，中国这艘巨轮正以一种加速度驶离它坚守了数千年的航向。虽然是被迫的，却也是不可逆转的。很快，入仕这条千百年来读书人唯一的康庄大道，也随着科举制的废除，在二十世纪初嘎然而止。要知道，耕读传家的所谓优良传统，是建立在“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利益诉求之上的。田舍郎一下子失去了逆袭的可能，普天下的读书人都如遭灭顶之灾，于痛彻心扉中深感前路一片迷茫。
无法知道周文伯在求取功名的路途上为何止步于生员，但科举废除那年他三十一岁，无论他是否有意仕途，那个时候他已经没有了机会。但时代为他打开了另一扇窗，中年以后他在全新的舞台上大展身手，声名远播。
十九世纪中期，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古老帝国，终于从千年一梦中渐渐苏醒，开始不得不面对破门而来的现代化潮流。“师夷长技以制夷”，首先被清王朝接受的西方文明是现代科技，周文伯出生的时候，洋务运动正风起云涌，在上海，李鸿章主持下的江南制造局正在迅速扩张，江南一带受其影响，学习“西人器数之学”正蔚然成风。此后，政治改良，民主革命，实业救国，教育救亡，等等，一帖帖挽救民族于深重危机的药方，让这个古老的国度在动荡中不断蜕变，在蜕变中持续动荡。
三省交界之地的宜兴虽地处偏僻，乡间更是闭塞，但芳桥毗临太湖，独特的区位优势，使这里能更加迅捷地承袭来自上海、苏州等开放城市的风习。也许，青年时代的周文伯已经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感受到传统的道德文章中从未见识过的力量，正是在这种力量的裹挟下，他紧随时代潮流，逐渐由旧式的士子，变身为具有现代精神的知识者。
1932年的某一天，在后村，一个消息不胫而走，周文伯老先生在家附近弄了个臭气熏天的池子，还说池子里的臭气叫做沼气，可以当柴烧火，当油点灯。村民们虽然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但老先生是前清秀才，学问了得，又是德高望重的长者，他这么做，定有他的道理。于是，周家那个臭池子旁边，挤满了来看热闹的男女老少，大家惊奇地发现，几十年衣冠整洁谨言慎行的周老先生，这会儿破天荒地将一件旧袍子的下摆束在腰间，正满头大汗地和两个伙计在池边捣鼓一个他们从未见过的机器。在大家看来，这样的周老先生有点可笑，又有点可爱。
这一年周文伯五十八岁了，村里一大半后生见了他，都要尊一声“叔公”。他们见惯了周叔公摆弄种种新奇的玩意，所以这一次也没有太放在心上。但这件事在芳桥镇志上却留下了浓重的一笔。据镇志记载，周文伯试制沼气的办法，虽然因为缺乏政府的支持，没有在芳桥各地农村得以推广，但那时也算当地一个不小的农技成果，它像一阵清风，吹进了江南传统的农耕社会。
年近花甲的周文伯，像年轻后生一样，对来自西方的现代科技是如此痴迷，这的确有些颠覆人们对于熟读四书五经长大的旧式文人的认知。不仅如此，他还开塘养鱼，办蚕种场，将实业做得风生水起。前清秀才放下身段做起了买卖，支撑他的或许正是实业救国的梦想，1926年，在创办了大有蚕种一场的邵申培大力倡议下，周文伯在杨巷桥办起了大有蚕种六场。这一年是农历丙寅年，他就用“虎牌”作为商标，居然他的蚕种场培育的蚕种虎虎生威，在江南一带名气大噪，被誉为“铁种”，畅销多年。
周文伯的蚕种场办得兴旺当然不是靠以老虎作商标，靠的当然是经营有方，更因为他带动起一大批农养蚕增收。养蚕在江南农村十分普遍，在当时的宜兴，也是农家主要的一项副业。但很多农民因为没有田地，种不了桑树，周文伯就把自己的九十六亩良田全都栽上桑树，把蚕种分发给农民。他还成立了宜东社，那是一个鼓励农民养蚕的合作社，农民在这里可以得到资金、技术和市场营销等方面的帮助，抱团取暖，互助共赢。比如，过去农民是土法养蚕，合作社成立后，就派农技师到农家上门传授科学养蚕法，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和蚕茧的质量。宜东社还有茧行，负责收购农民的蚕茧，也就为一家一户的农民规避了市场风险。因此，越来越多的农民加入到种桑养蚕的队伍，无论年老年少，只要能采桑叶、摘蚕茧的，都能在春夏两季赚些钱贴补家用。芳桥的蚕桑事业也因此蒸蒸日上，生产的蚕丝为国家创造了许多外汇。
如今的陶都大地上，各种农民专业合作社遍地开花，成为农民增收和致富最有力的依靠。令人感叹的是，周文伯的宜东社，早在近一个世纪以前，就具有了现代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诸多特征。
今天，你如果要造访芳桥街道后村村委，村民们会指点你来到一座古色古香的江南民居院落前，门的两旁并没有常见的村委会牌子，院墙上却写着“江南美专旧址”。走进去，穿过一个幽静的小院，才看到在一排老式的平房门前，赫然挂着村委会的牌子。再往里面，是回廊式的木结构建筑，很有些年代了。
这里最早是周文伯先生创办的茧行。抗战期间，我国植物科学绘画、奠基人出生于芳桥夏芳村的冯澄如先生有意在家乡创办一所培养生物绘画专业人才的美术专科学校，却苦于没有合适的场所，周老先生知道后，主动提出将自己的茧行无偿提供给学校。冯澄如来到这里一看，大喜过望，这里简直就是一个现成的学校，不仅设施齐备，宽敞明亮，而且结构布局非常适合。1943年，江南美术专科学校在抗战进入战略反攻的重要时刻正式成立了，在这所我国至今为止唯一一所培养科学绘画人才的高等专科学校里，蒋杏生、宗维城、冯晋庸等一批青年伴随着中国军队的节节胜利勤奋苦读，立志要为光复后的祖国努力。这批优秀的人才，也让宜兴芳桥这个江南小镇在中国高等美术教育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于周老先生而言，能为教育尽一份力，实乃人生之大幸。创办新式教育，在周文伯的一生中始终被看作是头等大事，亦是自己应尽的职责。虽然他公认的社会身份是实业家，但在他看来，兴办实业是为了帮助更多的百姓求得温饱，同时为资助教育蓄积财力。唯有新式教育才是变革人心、改良社会的利器，这是深受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影响的周先生数十年坚定的信念。
1913年，民国政府刚刚成立两年，私塾、书院在宜兴仍是为学的正途，县署虽称“锐意兴学”，但新式学堂依然十分鲜见。而思想激进的周文伯，就在那年在乡里发起组织校董会，创办了“作 人”等小学。真不知道他用了什么办法，居然让那些满脑子正统思想的遗老遗少们同意了他的主张。“作人”这个校名也是他起的，意在期望学校培养学生成为有作为有担当之人。
六年后，村里初小毕业的孩子逐年增多，很多农村子弟无力外出升学，他又倡议创办高等小学。周先生自己率先捐出30亩良田作为办学经费，又四处奔走，对经管宗族公产的士绅进行劝募。更不可思议的是，在他的极力劝导下，周氏宗族竟然革除了清明、冬至吃祠堂酒的习俗，将宗祠所有房地产全部拔归新办的小学。可以想象，在那个宗族制度大行其道的年代，此举绝对称得上惊世骇俗了。新学，本就代表着一种全新的思想观念，而周先生的办学之举，完全可以看作是新学的一部分，且是非常重要的那部分，它在社会上引发的震动,远比一所新学校来得强烈，久远。
筹集到钱款只是第一步，周文伯随后又一头扎进校舍建设中，设计方案，组织施工，现场监理，他都亲力亲为。整个过程，就像孕育一个新生命一样，让他既劳累又兴奋。
南北两进的教学楼矗立起来了，教室两端宽阔的长廊一直连到宗祠原先的建筑，雨雪天学生们非但不用走水路，还可在长廊里做操，玩耍。新学校开课了，孩子们在绿树成荫、花开四季的校园里接受着新思想、新知识的启蒙。听一听从每一扇教室的窗户里飘出的朗朗书声与清越歌声，是周先生每天最大的享受，在他看来，这是世界上最动听的声音。
这样的声音也敦促着他在兴学的道路上不敢懈怠。学校没有操场，周先生又开始多方集资，协商划地；更多的孩子慕名前来，学校规模迅速扩张，他又将宜东社的育蚕室和茧行的大部分房舍划归学校。
后村的两所小学越办越兴旺，而在芳桥，更多有识之士心中的教育梦想与社会抱负被周文伯点燃了，一所所学校在各地相继诞生，更多的农家弟子背上书包，迈出了改变他们人生的第一步。
然而，那个灾难深重的年代，注定学子们很难拥有一张安静的课桌。“九一八”“一二八”之后，日本张开血盆大口，意欲灭我华夏。风雨飘摇中，很多外地学校无法正常开课，一批中学生滞留在家，周先生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想到的不只是学生没有书念，而是国破家亡之时，更需要年轻的学子们懂得民族大义，接过传承中华文化的接力棒。他坚信，只要文化不亡，中国就有希望。他想得很远，他甚至想到了战后重建，那时，国家一定急需有学识有担当的人才，因此，学生们的课业一刻也不能耽误。于是他在宜东社的蚕室里开设了中学补习班，出钱聘请了老师来给学生们教授课程。从四面八方闻讯而来的四十多名中学生，伴着远处隐隐的枪炮声，在这个特殊的课堂上发奋苦读。
课余，周文伯常常会和同学们聊天，问问大家喜欢什么课程，将来做个怎样的人。更多的时候，他会面色凝重地说起炮火下的祖国，有着那么灿烂的文明，却总是灾难深重。然而，即便她千疮百孔，我们也要热爱她，因为她是我们的母亲。我们要用自己的热血为她医治创伤，为她的昌明而竭尽全力。每每此时，周先生的眼眶总是润湿的，学生们的眼睛也是亮闪闪的。
家国天下，是周文伯对学子们说得最多的话题，也是他一生心之所系。对儿子周培源，他更是要求他为国家民族而奉献一生。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周先生希望儿子把报效国家看作是最大的孝顺。那年，周培源留学回国，给父亲买了一支手杖和一个烟斗，周先生十分喜爱。他对儿子说,你不要以家为念，我培养你，是期望你对国家民族有贡献，手杖、烟斗终日伴我，受我的抚摸，可以寄托我对你的挂念，希望你能常常忆起我的教言。
正是父亲这样的教言，令周培源在追求科学和真理的道路上日夜兼程，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有人说，儿子是周文伯这辈子最大的成就，最高的荣耀。我想，周老先生或许并不苟同。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对人类的贡献确实是巨大的，但独木不成林，一个国家，一个地方，唯有人才辈出，方能兴旺发达。因此，周先生最在意的，应该是家乡文脉的绵延，人文的荟萃。事实上，能诞生科学大家的土地一定是文化的沃土，而周文伯就是那个在这片土地上辛勤躬耕了一辈子的农人，他的付出换来的是万木齐发，五谷丰登。
一批批学子在这里成长，从这里出发，走上了新的征程。以作人小学为例，有许多毕业生后来继续深造，成为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甚至国家的栋梁之才。他们中有上海眼科名医丁希庆，有留学英国、后任安徽大学数学系教授的周怀衡，还有许多中小学教师、蚕业农技师和工程技术人员等。
一片文化的沃土上，必然有许许多多像周文伯一样为了教育事业殚精竭虑、无私奉献的乡贤义士，他们与杰出的人才一样，是一个地方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因为他们，这片土地才有了生生不息的创造力，有了繁荣兴盛的不竭动力。
供 稿：宜兴市文联
编 辑：倪雅姿
审 核：杨 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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