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代的建筑
秦、汉建筑成就
一、秦王朝历史虽然短促，但在建筑上留下的彪彰业绩，却是千载以后仍为世人所仰叹的。阿房宫、骊山陵、万里长城，以及通行全国的驰道和远达塞外的直道，工程浩大宏伟，予后世建筑的发展带来了巨大影响；汉代兴建的长安城、未央宫、建章宫、上林苑和诸多的礼制建筑，也都是十分宏伟壮丽的。这些大规模工程，在施工的组织和实施方面，必定十分复杂艰巨，然而又都能得到顺利解决，古人这些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和经验，就是在今天也是十分令人折服的。
二、中国的木框架建筑，特别是以抬梁式为主流的结构形式，到秦、汉时期已经更加成熟并产生了重大的突破。首先是在大跨度梁架方面，秦咸阳离宫一号宫殿主厅的斜梁水平跨度已达10米。可以想象，雄伟的阿房宫前殿的主梁，一定不会小于这个跨距。而千年后另一宏大建筑——唐长安大明宫含元殿的主梁，亦未超过这一限度。这表明至少在秦代，对木结构梁架的研究和使用，就已达到了极高的水平。高层建筑的木结构问题，到汉代也得到了解决（虽然西汉武帝时所建的井干楼结构是用大木套叠的井干）。抬梁式木构施于高层建筑的形象，可见于画像砖及陶楼建筑明器，其柱、梁、枋、斗拱的结构与组合形式已很清晰。因此可以断言，这类建筑的出现，不应迟于东汉中期。它们的产生和运用，使得中国建筑又有了新的突破，名噪一时的“高台建筑”退出历史舞台不是没有原因的。
三、陶质砖、瓦及管道的使用，到秦、汉时亦有了新的发展。陶砖不但用于铺砌室内陆面，而且用作踏道，在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中，还被用于贴砌墙的内表面。砖瓦的表面上，还要模印成纹样。汉代则大量用砖于地下工程，例如西汉长安城的下水道，以及许多空心砖墓和砖券墓的地下结构。它们是否也曾用于地面建筑，目前未见实物。但从少量陶楼明器中看到墙面有划为纵横砖缝的表示，而且至少还有两例陶楼下部已施用半圆拱券。此外，前述画像石中多次表现之弧状拱桥的形象，应非当时人所臆造。在某些画像砖和画像石中的建筑台基，似乎也是以条砖包砌其外表面的。若干建筑的正脊，亦有类似的砖砌现象。
汉代建筑用的瓦当
四、中国传统的建筑结构方式是柱梁或墙梁式，但从西汉初已开始使用正规的拱券结构了。这时以筒拱为主要结构形式，大量用于下水道及墓葬。为了加强拱券的承载力，使用刀形或楔形砖加“枞”，叠用多层拱券，及在券上浇注石灰浆等措施。到东汉时才出现覆盖于方形或矩形平面上的穹窿。
五、在墓葬中大量使用画像砖和画像石，以代替容易朽坏的传统壁画与木雕。这些刻画在门楣、柱、墙、门扉等表面的形象，通过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墓主事迹、装饰图案等，表现了生者对神鬼的崇敬，对死者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憧憬，内容极为丰富多彩。在雕刻手法上，既有线刻，也有浅浮雕和深浮雕，甚至还有圆体的透刻。大概是为了造成似壁画的多彩效果，在某些画像砖和画像石上还涂上了红、绿、黑、黄、紫等各种颜色。这些都使我们得以更加形象地看到了当时世俗生活和社会思想的一个反映面，以及传统雕刻艺术所达到的艺术水平。此外，画像砖、画像石除了表现自身的艺术风格，还和其他墓中建筑构件如柱、梁、斗拱上的艺术处理（浮刻、圆雕、壁画等）相配合，达到了和谐的统一，如山东沂南和安丘石墓及洛阳空心砖墓中所示。
河南洛阳涧河西岸东汉砖墓中的浮雕立柱和透雕门楣
壁画也是出现在汉墓中的重要艺术表现之一，如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墓，不但表现了墓主身居高位的显赫，更重要的是使我们部分了解到当时城市、官署、道桥等许多建筑的情况。河北安平县逯家庄汉墓壁画，则使人们看到一座大型坞堡内部的稠密建筑、庭院及高大塔楼的形象。至于反映田园劳动、射猎、出行、宴饮等内容的壁画就更多了。
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壁画
栈道
栈道又称阁道，就使用情况而言，有下列两种情况：
一种是置于建筑之间的空中通道，如西汉长安城中，长乐宫、未央宫、建章宫与桂宫、北宫之间所建的阁道。有的文史资料中载及阁道架越城垣，即城内建筑和城外建筑之间在空中架阁道相通，由此可知，其下之支承架构的高度不会太低。此外，在甘肃武威雷台出土的釉陶坞堡明器中，亦可见到此种阁道形象。不过宫殿之间的阁道系宫室建筑，离地较高，长度亦远，故建有屋顶及两侧护壁，以避风雨日照。而坞堡阁道主要功能在于方便各碉楼之间的联手防卫，故仅有两侧之勾阑而无顶盖。
另一种是通行于悬崖峭壁之通道，如秦、汉时由关中越秦岭至巴蜀的山道险途。其构造方式为先沿石壁开出宽1～2米石道，上横铺木梁木板。或在崖壁上横向凿孔（口宽10厘米×20厘米、深50厘米），以插入粗木梁（间距约2米），并下加斜撑。梁上再铺厚木板，又于路之旁侧加构铁链或木栏。道宽约5～6米，可容车马并行。其上部分亦可建以屋盖。在栈道路面距谷底较近的情况下，梁下斜撑改用直柱支承。这种措施对结构有利，但山洪过大时，易将支柱摧毁。秦人修建的入蜀栈道至东汉末仍然保存并继续使用，如自关中通往汉中之子午道，以及其西之褒斜道；通大散关之故道，以及自围谷往傥光之骆谷道，均为商旅往来及军事运输的必经之途。除此以外，尚有汉武帝征四川时所开之棘道栈道及黄河三门峡的漕运栈道等，均屡见于文史。可惜此等栈道，多数在东汉末年及三国时毁于战火。
桥梁
在汉画像砖石及壁画中，曾多次出现这类建筑的形象，再佐证以文献，可知当时桥梁有多种式样。
一为柱梁式桥。这种桥置木桩或石礅于水中，上架木梁或石梁，再铺板成桥。它的形象又分为平直的与折线的两种形式。前者桥面平直，一如四川画像砖石中所示的长安渭河桥。其承桥之木桩排列成行且甚密集，桥面可容二车并行，桥侧构水平之卧棂勾阑。文献中提及的东汉洛阳跨谷水之阳渠石桥亦大体如是。折线式桥侧面形状如高度不大之梯形，桥自两岸起向上斜起，至河中改为平直，其结构仍如前者。使用此种式样可能有利于船舶自桥下通过。在某些画面中，除桥上通行车马，桥下有船外，桥之两端各立表木一根，以告路人桥头之所在。
二为拱式桥。拱式桥见于画像石者有多例。桥拱表现为弧线形，这在交通上是比较合理的。汉代之拱桥，虽历史文献中全无线索，但画像石上所刻图像恐难出于虚构，惟有待日后发现实物予以证实。
汉代画像砖上所表现的拱桥，上有车马行人，下有船只通过
楼阁
我国古代柱梁式木建筑之高层结构，大概在东汉中期已开始出现。虽实物不存，但自壁画、画像石及建筑明器等多方面的间接物证，可予说明。四川画像砖及河南、河北诸地出土的陶楼，平面均为方形，层数自三至五层不等。甘肃等地坞堡明器中央的塔楼，也都大体如此，这大概就是当时的极限了。已见诸例，其楼体皆有显著收分，楼层挑出平座，最上覆以单檐四坡屋顶。在局部形象上，各式出跳斗拱和斜撑，平座勾阑纹样，各层窗扉棂格，屋脊起翘与装饰等，都给了我们许多鲜明且具体的形象，并得以与现存的汉代建筑实物（如墓阙）相互印证。反之也说明，许多明器的形象是相当写实与可靠的。
现知的汉代楼阁面积还不甚大，可能是因为当时高层建筑的大跨度问题未得到解决。即使如此，它在建筑上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特别是对佛教建筑中的佛塔中国化的影响较深。
甘肃武威出土的汉代陶楼明器
汉代陶塔楼明器 北京地区出土
汉代陶塔楼明器 河北阜城出土
市肆
古代城市中的商业贸易，常集中于城中某一坊里内进行，故称“市里”。秦代情况不明，西汉长安始建时，在城内西北设置包纳六市的西市与包纳三市的东市。史称“汉依秦制”，表明此种情形定有所依凭。比较具体的形象，数见于四川出土的东汉画像砖，其中一块表现了市里全貌。其平面为方形，周以市墙，每面中央开市门。市中央建二层高的市楼，楼下为市肆管理之处。楼上悬一鼓，通过击鼓以司市肆之启闭。通向四门的十字形道路将市内分为四区，各区均建有排列整齐的条状建筑，当为各行业营业之所。角隅另有小建筑若干，可能为仓库、市吏住所及杂屋、厕所等。该图中反映的布局形式，后世直至隋、唐尚在应用。
四川东汉墓画像砖，砖上有二层楼和市井交易形象
门阙
门阙是塔楼状建筑，置于道路两旁作为城市、宫殿、坛庙、关隘、官署、陵墓等入口的标志。外观大体分为阙座、阙身与阙檐三部分。阙身依数量有单出、双出与三出（仅天子可用三出），形体多带有较大收分。阙檐有一、二、三层之别。檐下多以斜撑或斗拱支承，又是重点装饰所在。建阙的材料可用土、石、木材，实心的土阙和石阙不可登临。有时在两阙之间联以短檐，以强调其出入口的效果。文献中有关阙的记载颇多，如秦阿房宫即“表南山以为阙”，汉宫中有关长乐、未央、建章诸宫阙之叙述更是早已为人所尽知。另在画像砖、画像石、建筑明器中的形象亦复不少。保存至今的汉代门阙实物均为墓阙，除少量在河南、山东外，大部分集中于四川，时代亦属东汉。目前最为有名的是四川雅安的高颐墓阙。此阙建于东汉末年，形制为单檐双出式。东、西两阙相距13.6米，现东阙仅有母阙，西阙保存完好。西阙由十三层大小不一的石块叠砌而成，母阙高6米、宽1.6米、厚0.9米，上浮刻车马出行图。子阙高3.39米、宽1.1米、厚0.5米。表面均隐出倚柱及横枋。二阙均以栌斗、一斗三升斗拱及横枋承阙顶。阙顶低平，隐出屋脊、瓦陇及圆瓦当。檐下刻有梭杀之飞椽，并有反映神怪故事及人间生活之浮雕。该阙阙体各部比例适当，建筑结构构件写实，多种内容的精美浮刻均居已知诸汉阙之首
四川雅安汉高颐墓阙
烽燧
烽燧又称烽台、烽火台，是用以燃烽举烟示警的台状建筑。烽燧一般置于长城城垣上或其内侧， 两台之间的距离约为130米。其形状为方、圆平面之土石墩台，直径5～30米，高度可超过10米。台下另建小屋数间供守卫者居住。
汉代长城烽燧遗址
关隘
关隘多位于要道及险阻之处，一般都建有城墙、关门及相应的管理与守卫建筑。现藏于美国波士顿博物馆的一方汉代画像石即有此种形象。石上刻有两座三层阙楼，楼间联以通檐，下置关门二座，每座关门各有二扇门扉。图上镌有“嘉峪关东门”字样。
汉代阳关。关城在甘肃敦煌以西，为古代西去陆路交通的咽喉之地
边城
边城相当于县级行政单位。平面有矩形、方形、回字形、多边形及不规则形多种。一般均建有城濠、城墙、城门、城楼、角楼、街道、官署、商肆、民居、仓库等。有的还附有瓮城、烽燧。它是边界上某一地区的行政、军事和屯戍中心。
万里长城
战国时，秦、燕、赵诸国之北部边城，系为防御外来民族如匈奴等的侵袭而筑。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将上述各分段长城联为一体，又增修边堡烽燧。西汉武帝时大举讨伐匈奴，将长城西线扩展至今日甘肃敦煌一带，北面推进至天山以北，并建为复线。对沿途城邑、关隘、亭燧及各项防御设施均大加整顿，形成了一个十分完整的庞大防御体系。
宁夏固原的秦长城遗址
长城多沿山脊及险阻之处而建，并使人为构筑尽可能结合天然地形。所用材料有夯土、石块、红柳、芦苇等。使用后者时，将柳、苇捆扎成束，排列于地面呈框状。然后往框中填以砂石，填满后，再在顶部平放柳、苇，其上再放置此种材料之框并填沙石。如此重叠而上，即成边墙，经冰冻后十分坚硬。敦煌附近有这类长城，墙宽尚有约3米，残高4米。 除修筑城墙外， 还深挖濠沟以为防御之用。濠沟宽8～10米，深3米，挖出的沙土，即在沟的一侧或两侧筑起高墙。
秦汉地方城市及坞堡
两汉经济实力空前发达，除长安、洛阳两京外，兴起了众多的地方城，如自战国就已发达了的临淄、邯郸，以及宛、江陵、吴、合肥、番禺、成都等。可惜对这些城的规划和建筑所知不多，仅举汉南阳县城以见一斑。此城位于河南洛阳周王城故址的中部，始建于西汉，平面近方形，每面长约1400米，墙基宽6米。城内发现有行政建筑、仓库、民居、水井等建筑多座。陶砖已大量使用于东汉建筑的壁体表面、地面、井台、水道等处。
坞堡是一种防卫性建筑，也称坞壁。汉代豪强聚族而居，故此类建筑之外观颇似城堡。四周常环以深沟高墙，内部房屋毗联，四隅与中央另建塔台高楼，其形象可见于河北安平逯家庄汉墓的壁画及陶质明器，如出自广州麻鹰岗、甘肃武威雷台及河南睢阳东庄东汉墓的陶质明器。大型的坞堡相当村落，较小的一如宅院。有的旁侧另附田圃、池塘。堡门一般辟于南墙正中，入口有庭院，院中建主要厅堂及楼屋。另有厨房、厕所、猪圈等辅助建筑，且多置于北面。后门常位于东墙的北端。
甘肃武威雷台出土的釉陶明器坞堡，中心有望楼，四隅碉楼间架栈道相通
河北安平汉墓壁画中的“坞堡”，高出者为望楼
汉都长安
秦末咸阳残破，汉高祖刘邦乃在渭水之南另建新都长安，其平面大致为不规则矩形。城墙周长22690米，包纳面积35平方公里，每面有城门三座。其中北墙西侧之横门及东墙北端之宣平门，分别为赴渭北及东去洛阳的通途。而南墙中央之安门，则紧衔前往城南礼制建筑群的大道。城内主要道路有南北向八条，东西向九条。其中安门大街长5500米，宽50米。城内大部为宫殿所占据（主要有长乐宫、未央宫、桂宫、北宫、明光宫），官署、武库杂处其间。城内西北隅有东市、西市。民居主要分布于城外北端及东侧。城南偏西有社稷、宗庙及辟雍等礼制建筑。汉武帝时，又在城西修造建章宫及上林苑。
西汉都城长安平面示意图
此城虽系新建，但平面及布局均未按均衡对称原则，亦无明显的宫城范围。这是因为长安之兴建乃自南端之长乐、未央二宫开始，然后才次第扩及其他。因此城内宫殿、道路、市肆、民居之布置均不甚合乎章法。而五座相对独立的宫殿密集城内，也是过去和以后不曾出现的特例。
秦都咸阳
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将国都由雍（今陕西凤翔）迁来咸阳（今陕西西安以北），至始皇统一全国及二世灭亡，均都于此。该城在渭水北岸，东西约6公里，南北约7.5公里。秦末战乱致使城毁，后渭水又北移4公里，故遗址保存甚少，经发掘未见城垣。宫城位于城北，东西约900米，南北约580米，仅北、西、南三面有宫墙，内发现建筑基址八处。宫西有宫廷手工业作坊五处，宫东一处。民间制陶作坊在宫西约4公里处，并发现水井百余口。始皇时，以咸阳地狭人稠，乃役使工匠，大兴土木，建新宫于渭水南岸，又造长桥以通。
秦、汉时期建筑概况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大兴土木，修长城、建阿房宫及通往全国各地之驰道，开南境之灵渠，沟通湘、珠二水。……创前人之未有。
汉代的建筑活动十分活跃。例如：首都长安、洛阳的建设，大量宫室、离宫、苑囿的兴造，长城防御体系的进一步延伸与完善，大规模营造陵墓、坛庙……其面广量大，达到了前世所未有的地步，并形成了中国建筑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高潮。
汉代生产的发展与铁工具的大量使用有着密切关系。这一点反映在建筑上，则是对建筑材料更有利的加工，以及在建筑中若干铁质零件的运用。
在建筑结构方面，木柱梁系统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最突出的是多层木楼阁建筑的出现，从而使“高台建筑”渐趋淘汰。另一方面，砖石拱券也被广泛运用，但多限于陵墓及下水道等地下工程。
秦汉皇家园林
秦咸阳宫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至八十年代初，在秦咸阳宫遗址区发现较大的宫室遗址三组，其中较完整与宏大者为一号遗址。该遗址平面为曲尺形，东西宽60米，南北长45米。建筑分为上下二层，上层高于下层约6米，中部之近方形建筑为主要殿堂，中央有一大柱。除西侧外，其余三面墙均辟门。殿北为广廊，东南小殿可能是帝王住所，而西侧为附属房屋。下层建筑分布于南、北两面。南侧外有通廊，建筑划分为五间，其东端有沐浴设备，估计此区为嫔妃宫女所居。北侧两大间可能是宿卫之所。一号宫殿上下层均有回廊及排水管沟。楼梯置于东、西两端，布置甚为合理。建筑均依夯土台构建，与当时宫室建筑风格一致。依其曲尺形平面推测，东侧可能还有一组与其相对应的建筑。三号宫殿在一号遗址区以南，破坏严重，其走廊两面墙上留存绘有建筑、人物、车马、树木等之壁画残片，色彩有红、黑、蓝、绿、黄、白等多种。遗址还出土了一些空心砖、铺地砖、瓦当及铁质建筑零件等。
秦咸阳宫一号遗址复原图
秦阿房宫前殿
由于咸阳人众而宫小，秦始皇于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建朝宫于渭河南岸之上林苑中，先作阿房宫前殿。根据实地调查，尚存东西广1400米、南北长450米、后部残高7～8米之大夯土台。前殿为阿房宫之主要殿堂，与修建骊山陵同属最重大工程，所动员的人力物力之多，其规模之宏巨，当可想象。
阿房宫的铺地砖，上有“海内皆臣，岁登成熟，道毋饥人”的模印字样
秦代离宫
秦离宫为数众多，在始皇统一全国后达到极盛。始皇嬴政多次出巡，车驾几遍于全国，所到之处均需宫室驻跸，有的部分出于新建，有的系利用六国旧时宫殿，但数量之多，实在惊人。其建筑形式亦有多种多样，因“每破诸侯，仿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而自咸阳宫址发掘出土的楚、燕瓦当，亦可予以证明。现知的秦代离宫，建于咸阳渭水南岸的有兴乐宫（西汉长乐宫即在其基础上建立）、信宫、章台宫、上林苑等。潼关以内的有兰池宫、望夷宫、长杨宫、梁山宫、甘泉宫、蕲年宫等。关外之宫多名不见经传，其远者至于渤海之碣石。今日辽宁绥中县海滨即发现有秦汉时代的宫室遗址，留有夯土屋基，以及空心砖、瓦当、陶砖等具有明显时代性的文物，且数量甚多。
辽宁绥中黑山头海滨的秦汉宫室遗址
西汉长乐宫
长乐宫是在秦离宫兴乐宫基础上改建而成的西汉第一座正规宫殿，位于长安城内东南隅，始建于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二年后竣工。遗址平面呈矩形，东西宽2900米，南北长2400米，约占长安总面积的六分之一。据记载，此宫四面各开宫门一座，仅东门和西门有阙。宫中有前殿，为朝廷所在。西为后宫。高祖九年（公元前198年），朝廷迁往未央宫，长乐宫改为太后住所。
西汉未央宫
此宫位于长乐宫以西，始建于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自高祖九年迁朝廷于此，以后一直是西汉王朝政治统治中心。其平面略呈方形，东西宽2250米，南北长2150米，面积约占长安城的七分之一，较长乐宫稍小，但建筑本身的壮丽宏伟则有过之。据记载，四面建宫门各一，唯东门和北门有阙。宫内有殿堂四十余屋，还有六座小山和多处水池，大小门户近百，与长乐宫之间又建有阁道相通。今日发现的建筑遗迹，有位于中央的大夯土台，东西宽约200米，南北长约350米，最高处15米，当系依土岗龙首原所建前殿的所在。第二号宫殿遗址在前殿之北，第三号宫殿遗址在前殿之西北，均为建于夯土台上的组群建筑，各有门殿多重。据出土遗物推断，前者为后妃居住的后宫，后者属宫廷的官署。较为特殊的是，二号宫殿的夯土基下掘有地道多条，其墙立壁柱，墙面则涂草泥抹白灰，地面铺以条砖。
汉长安未央宫遗址。未央宫是西汉王朝的政治统治中心
西汉桂宫
桂宫在未央宫以北偏西，平面矩形，东西宽800米，南北长1800米。北接西市，东邻南北向之横门大街。此宫建于汉武帝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元帝时居太子，后来居太后。宫内有鸿宁殿、明光殿等，亦建阁道通未央宫。
西汉长安除上述宫殿之外，其他尚有北宫、明光宫等。
西汉建章宫
此宫位于长安西垣以外，与未央宫间有阁道越墙垣相联，建于武帝太初年间。正门在南垣，宫中建前殿及其他殿堂二十余座。又有广大水面太液池，池中三岛，象征三神山。另构筑迎仙之神明台及托承露盘之仙人铜像。此宫主要用作游息，以补城内正规宫殿未央宫之不足。
西汉上林苑
上林苑原为秦代苑囿，位于渭水南岸。西汉初沿用，武帝再予以拓扩。据记载，此苑“方三百四十里”，内有离宫别苑三十六座（一说七十座），可称是一个庞大的离宫组合群，用以供帝王休息、游乐、观鱼、走狗、赛马、斗兽、欣赏名花异木。因面积广大，又多山丘、密林及水面，故富于自然景色。苑中最大水面为昆明池，原为水军操演战船之所，后改为苑囿。沿池有众多楼台及石刻之鲸鱼与神话人物牛郎、织女等。据文献，当时自各地移来的奇特花木多达二千余种，表明当时中国的园艺技术已达到很高水平。上林苑中山林渊薮，除提供自然景观外，也是皇家围场射猎的所在。
汉代王室苑囿
两汉诸王室的苑囿，以西汉梁孝王的兔园最有名。《汉书》说：“……孝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文中说的东苑即兔园，平台为离宫，在孝王宫所在睢阳城外的东北。《西京杂记》则称：“梁孝王好营宫室苑囿之乐，作曜华之宫，筑兔园。园中有百灵山，山有肤寸石、落猿崖、栖龙岫。又有雁池，池间有鹤洲凫渚。其诸宫观相连，延亘数十里。奇果异树，瑰禽怪兽毕备。王日与宫人宾客弋钓其中。”由此可见，该园之规模极大，几与帝王苑囿相比拟。其中除宫观建筑外，山林、渊池、洲渚、崖岫具陈，又多畜飞禽走兽，以效自然风光景色。
汉代民居
汉代富商园林
汉代富商大贾园林如西汉袁广汉者。《西京杂记》载：“……于北邙下筑园，东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内，构石为山，高十余丈，连延数里。养白鹦鹉、紫鸳鸯、牦牛、青兕，奇禽怪兽，委积其间。积沙为洲屿，激水为波潮，其中致江鸥、海鸥，孕雏产，延漫林池，奇树异草，靡不具植。屋皆徘徊连属，重阁修廊，行之，移晷不能遍也。后广汉有罪诛，没入为官园，鸟兽树木，皆移植于上林苑中矣。”此园面积虽远不及兔园，但其布点置景以建筑与山水林木景物并重，又多有人工构作，如石山、沙洲及激水为波等。园中所构佳妙景物与所集珍贵花木禽兽，均属上乘，否则也不致在人诛园没后转送于上林苑。此外，构建高十余丈、长数里的石山，表明当时中国在园林构景中，人工造山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西汉早期住房
经考古发掘得知，汉代的民居规模均不甚大。如洛阳西部之西汉早期住房，平面方形，每面长13.3米，围以厚1.15米之土墙。南墙西及西墙北端各开一扇宽2米的门。室内西墙下有一土坑。发现于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之住房平面呈曲尺形，内部划为南北二室。入口在北室西墙南端，北室南墙东端有一内门，均宽1.25米。北室建一小炕，南室有一“凵”形大炕，应系主要居室所在。然由出土建筑明器显示之民居，形式颇多，其平面有矩形、工字形、口字形、曲尺形、日字形等，内部围合成一至二个院落。房屋层数自一层至三层不等。结构有穿斗、抬梁和干阑数种。屋顶大多为单坡、两坡、四坡形式，如广州及河南灵宝东汉墓出土所示者。
汉代明器中的陶楼、陶屋、陶院落
汉代中型住宅
四川成都出土的画像砖刻绘出较大的中型住宅。布局大致分为东、西二区，而以西区为主。其大门置于南垣西端，入内有前院，经内门达后庭。庭中建有三开间之抬梁式悬山建筑一座，室内二人东西对坐，当系宅中主要厅堂。东区之北辟庭院，院中建木结构三层楼阁。南端则为厨房与杂屋，并有水井一口。
四川成都出土的住宅画像砖
汉代大型住宅
大型住宅多附建有园林，从河南郑州及山东曲阜、诸城出土的画像砖石中均可看到附建有园林的大宅。有的文献，如《后汉书·梁统传》所载，东汉大将军梁冀之宅第：“冀乃大起第舍……殚极土木……堂寝皆有阴阳奥室，连房洞户，柱壁雕镂，加以铜漆，窗牖皆有绮疏青琐，图以云气仙灵。台阁周通，更相临望；飞梁石磴，凌跨水道。金玉珠玑，异方珍怪，克积藏室。”由此可见一斑。
另外，大型住宅还以坞堡形式出现。由于这类住宅十分强调它的集中性和防御性，常建有高墙、角楼和阁道，估计不会出现在较大和繁华的城市之中。
河北阜城出土的汉代明器陶质塔楼
秦汉宗教建筑
秦代之祠庙
祭天：约在春秋初到战国中期的四百年间，祭天之俗盛行，早期将祭天的场所称为“ 畤”，即依方位在各地祭祀白、青、黄、赤四帝，仪式可能是在丛林中的高地上露天举行。
祭祖：在国都的宗庙中举行。陕西凤翔秦故雍城已有发现，情况具见前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将渭南的信宫改为极庙，作为祭天的礼制建筑，实际上是生前为自己所立之庙，并用甬道将它与骊山陵相连。始皇死后，二世尊之为“帝者祖庙”，废除了周以来“天子七庙”之制。
汉代之祠庙
祭天：汉高祖将秦四畤增为五畤，即将自己列为“黑帝”。对天地、山川、日月、星辰等祭祀也十分重视，并将巫祝进行分工，各司其职。武帝笃信神仙方士，在长安北宫、上林苑及甘泉宫等宫苑中多设神祠，又建柏梁台、铜柱及仙人承露盘等，并在全国各地大修神祠和推展祭祀活动。东汉时在洛阳南郊设圆坛祭天，在北郊建方坛祭地。
祭祖：西汉初沿秦制将帝庙置于城内，如太上皇庙、高祖庙等。惠帝时将上述庙迁于陵侧，这一制度一直沿用到西汉末。王莽时采用九庙制，其遗址已在汉长安南部发现，为共十一座有围墙之“回”字形建筑，排列为三行。东汉时将各代帝王牌位集中于同一祖庙内，但各有分室，此制度为后代诸朝所沿袭。
明堂、辟雍：始建于西汉武帝时，用以“正四时，出教化”，后来作为帝王“明经讲学”之处。在汉长安南郊已发现此项建筑遗址，其外环以圆形水沟，建筑平面为正方形，周以垣墙，各面中央开门，垣内有广庭，中央有一“亚”字形二层建筑，依夯土台而建。
汉长安南郊礼制建筑及其中心建筑复原图
汉代之佛教建筑
明帝永平十一年（68年），在洛阳建立了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马寺，这座寺院的规制全依天竺，但具体情况史文无载。东汉末年，丹阳笮融在徐州建造了一座“浮图祠”。这座祠由廊、阁围绕的广庭及庭中央的浮图（塔）组成，可容三千余人礼佛。这种以塔为中心的佛寺完全是外来形式，但中央之塔却是木构的中国式样。此种以“塔院”为主的佛寺一直沿袭到南北朝，并传播到了朝鲜和日本。
在江苏连云港市郊的孔望山崖壁上及其附近，留有大量佛教题材的石刻。内容有具背光之佛像及涅磐之卧佛、佛弟子、象及象奴、蟾蜍等。经专家鉴定，至少有一部分是刻于东汉时代。这是我国发现最早的佛教摩崖石刻，时代早于山西大同始凿于北魏的云冈石窟。
此外，在四川的崖墓中，也发现有背光之佛像浮雕，惟尺度不大，数量也少。
江苏连云港市郊的孔望山摩崖佛像，始刻于东汉。图为立佛与门庭长造像
秦始皇陵
秦始皇陵墓位于今陕西临潼县东的骊山。平面为具南北长轴之矩形，有内垣、外垣二重，四隅建角楼。但陵墓本身主轴线为东西向，且主要入口在东侧。外垣南北宽2165米、东西长940米。内垣南北宽1355米、东西长580米。陵墓封土在内垣南部中央，为每边长约350米的方形，残高76米。陵垣由夯土筑构，墓宽约6米。外垣每面开一门，共四门。内垣五门（北面开二门，其他三面各开一门，并与外垣门相对）。在封土以西发现大小夯土堆多处，当为官署及附属建筑。封土东北，有贵族陪葬墓二十余座。外垣东门大道北侧，已发现巨大的陶俑坑三处，内置众多的兵马俑及战车，当系秦始皇的地下仪仗及守卫。构造精美、外观华丽之铜马车及战车，则位于封土之西侧。此陵墓形制宏巨，规模空前，创造了中国古代帝王陵寝的新形式，影响及汉乃至后代之唐、宋。
秦始皇陵陶俑坑
西汉帝陵
西汉帝陵分布在长安的北郊及东郊，以沿渭水北岸一带者为主。但排列都不甚有规律，未完全依照“昭穆之制”。各陵皆自成一区，除高祖与吕后二墓合葬长陵外，其余后陵皆依于帝陵旁侧。陵区平面皆作方形（帝陵陵垣每面长370～780米，后陵陵垣每面长300～400米），四面陵垣正中辟陵门，称为“司马门”，垣隅置包括角楼在内的曲尺形建筑。坟丘亦称“方上”，位于陵内正中，通常呈削去尖顶之椎形或多层台状。地下部分尚无发掘资料，据文献及相类似的王墓推知，可能与商、周以来之土圹木椁墓大致相仿。祭祀建筑在汉初惠帝时，已由都城内迁置于陵园之内，至景帝时又移至陵外另成一区，称寝园，但位置各陵不一。寝园包括门殿、走廊、正殿、寝殿、吏舍及庭院等，外周以围墙。为了管理及守护陵墓，汉依秦制，采用了设置陵邑的形式。其居民多系由各地迁来的富豪，加上官吏、军队，人口约在三万户至五万户左右，如武帝茂陵邑人口多达三十万。陵邑制至西汉中期即被取消，已建立者有高祖长陵邑、惠帝安陵邑、文帝霸陵邑、景帝阳陵邑、武帝茂陵邑、昭帝平陵邑、宣帝杜陵邑。陵邑中除设官署外，尚有广场及坊里。陵园附近另置有大量贵胄元勋的陪葬墓。
西汉诸陵于汉末被焚及掘毁，遗物存在极少。
汉高祖刘邦之长陵
汉高祖刘邦之长陵为汉代诸陵中最早建者。陵园方形，每边长780米。刘邦墓居园内中央偏西，而吕后墓在园南偏东，西汉帝后墓同在一陵园中者，唯此一例。陵邑位于陵园之北且共一垣墙，其主要入口设于东侧，与秦骊山陵同一原则。
汉景帝之阳陵
汉景帝阳陵之封土已在陵园正中，以后遂成定制。王皇后陵园位于其东北，形制相同，但尺度较小。阳陵邑建于阳陵东二里处，据记载其居民多来自关东，有户五千。
汉宣帝之杜陵
现存的汉帝寝园以宣帝的杜陵最为完整。该寝园位于陵园东南，其北垣即陵园南垣之东段。寝园本身分为二区，西区稍大，建一由回廊环绕之寝殿，其入口在西、南两侧。东侧由若干小建筑的庭院组成，为管理机构及附属房屋。
汉宣帝杜陵的坟丘，宣帝刘询是西汉的第七个皇帝
东汉帝陵
东汉帝陵位于洛阳郊外，亦划为二区。东南区七帝，北区四帝。此时已不设陵邑，陵园规模及形状因汉末诸陵全毁而无从了解。文献记载仅提及东汉帝陵的封土周长尺度约为136～380步不等，高度约为1.5～5.5丈，寝殿及吏舍均在陵内。就其规制而言，较西汉帝陵远为简陋卑小。
汉代其他墓葬
汉代之墓葬形式及种类众多，常见的墓葬类型，有土圹木椁墓、崖墓、空心砖墓、小砖拱券墓、石墓数种。大型土圹木椁墓除帝王外，诸侯王及达官显贵亦多采用。小型的用一穴一棺，民间也甚为流行。依山崖开凿的大型多室崖墓，西汉诸侯王偶有用者，例如河北满城的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便是凿山为陵，墓全长51.7米，最宽处37.5米，最高处6.8米，由墓道、南北耳室、中室和后室组成。此类墓在山东、江苏北部地区都有发现。小型的东汉崖墓则盛行于四川一带。空心砖墓西汉时多规模不大，为数也不多。后来其平顶渐变为折线形，为此构件增加了榫卯。继而又出现多种异形构件，以及混用小砖以弥补其构造的不足。自西汉中期至东汉末，以小砖砌造的多室拱券墓盛行，其平面组合方式甚多，极富变化，结构上为加强拱券的密合性，常使用楔形或扇形砖砌拱，有时甚至在砖间加榫或使用多层拱券。石墓系用石条、石板等建造的墓葬，多见于山东、河北一带。在砖、石及空心砖墓中，常出现有多种内容及形象之画像砖和画像石。除表现历史故事、神话、传说及墓主生前事迹外，尚起了很好的装饰作用。大的墓地外砌围墙，并建门阙、神道、石象生、神道柱、碑及祭祠。
霍去病墓与墓前的石雕。霍去病是汉武帝的将军，在征讨匈奴中屡建战功，死后陪葬茂陵
汉代砖墓的墓顶结构图
山东沂南东汉画像石墓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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