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骨体嵌细石器器具研究（上）
骨体嵌细石器工具的名称、制作理念和工艺
吉丁未 战江波
在人类发展史上，劳动起着决定性作用——恩格斯说过：“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劳动工具的制造和使用在促进原始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标志着人类思想的发展和进步。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的过度阶段中，人的思维和意思形态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点首先表现在由制作简单的单体工具过度到制作复合工具上。劳动工具由单体结构向复合结构的发展和制造，折射出工具制造技术的质的飞跃，标志着人类进入了一个文明新纪元。苏秉琦先生1991年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举行的中国考古学会第八次年会上指出：旧石器晚期的突出成就“集中表现为石器刃部的细加工和从安把到镶嵌装柄一系列'复合工具’的出现与发展”①。所谓复合工具（composite tool），就是用不同的物质制作工具的不同部位，然后装配成一件完整的工具使用②。这种工具的起源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已现端倪。最初的复合工具，据世界范围考古发现：是由石器和骨、木、角、绳等组合而成的。这一类工具主要包括有柄石斧、穿木石头器、抛石索、弓箭等③根据其制作工艺，笔者将这类工具称为绑制或穿制复合工具。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思想的进步，人类在绑制和穿制复合工具的基础上又研制出一种全新的复合工具——其工艺是在磨制的骨体（或木体）上开一细槽，然后镶嵌上经过打削和压剥（？）工艺制作的细石器叶片，组合成即轻便又实用的复合工具。由于目前发现的此类工具的器体皆由骨质材料制作，所以，我们将这类复合工具称为骨体嵌制复合工具（虽然考古中还没有发现木体的嵌制复合工具标本遗留下来，我们无从探究其基本构制。但从良渚等其他史前文化遗址中发掘出土的玉钺、石钺及有段石锛等器物的复原图研究分析，我们有理由相信新石器时期存在过木体嵌制复合工具）。
一、骨体嵌制复合工具的名称
我国的骨体嵌制复合工具，从上世纪初就不断被考古发现，并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注意。1923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我国西北地区作调查时，发现了青海省西宁市附近的朱家寨新石器文化遗址。在朱家寨遗址的发掘中，安特生获得了6枚骨体嵌制工具，并发表在其著作《甘肃考古记》一书中④。使朱家寨遗址出土的骨体嵌制复合工具成为我国骨体嵌制复合工具首次见于记录的发现品。1930年秋，考古学家梁思永先生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附近的昂昂溪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一件两侧带有沟槽的骨体，因未见细石器叶片，梁思永先生称之为：骨刀梗⑤。这是我国考古学者首次发掘并记录的嵌制复合工具的骨体。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考古工作者先后在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甘肃、青海、西藏等地区的史前文化遗址中发掘出土了一定数量的——在样式上大同小异的骨体嵌制复合工具。但是，由于考古工作者基本上都是立足本省开展工作，所以学术界目前对骨体嵌制复合工具的系统研究极端匮乏。这势必导致对在中华文明起源进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骨体嵌制复合工具——在历史、文化、科技方面的价值产生差之毫厘、谬之千里的认识。仅从对其命名上就可发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现象：称为石刃骨器者有之⑥；称为骨柄玉石刀者有之⑦；称为骨柄石刃刀者有之⑧；称为骨刀梗者有之⑨；称为骨刀柄者有之⑩，如此种种的名称既不能概括骨体嵌制复合工具的类型，又不能体现其工艺特征，且有碍于对此类骨体嵌制复合工具的系统研究。古人云：名不正，则言不顺；又云：“名不辨物，则鉴识不显”。为了区别其他类型的工具，更好的研究这一类代表史前时期先进科学技术的工具，我们综合分析了考古文献和出土器物，通过研究分析其材质、制造工艺后，将这类由骨质材料经过切割、磨制、刻槽后镶嵌细石器叶片组合成的工具——统称为骨体嵌细石器工具。在此基础上，我们不揣浅陋，在学习研究前辈专家、学者的成果后，以博物馆藏品为标本，以近年来浮出水面的日本、台湾及国内藏家收藏的实物为例，对骨体嵌细石器工具进行所谓的系统研究。因才疏学浅，难免挂一漏万，不足之处，敬请海内外贤达之士不吝赐教。
二、骨体嵌细石器工具的制作理念
新石器时期，古人磨制石器的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以出土骨体嵌细石器工具的红山文化为例，红山文化在近百年的发掘中其出土的玉器不胜枚举。但是古人为何还要用细石器叶片来拼接制作该类工具的刃片，而不用磨制的技术制作完整的石刃或玉刃用以镶嵌骨体呢？观察分析后我们得出这样的推断：这是由骨体嵌细石器工具的功用决定的。对于这样一件时常处于损坏过程中的工具，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来制作完整的刃片是得不偿失的。而由多片细石器组合的好处是，如果偶有损坏，亦可以最快的速度随时更换或重新装配组合，而不影响继续使用。
考古发掘的骨体嵌细石器工具中尚存完整叶片的非常稀少，可以说是微乎其微。这一现象表明，骨体嵌细石器工具做为史前先人的生活器具（工具或武器——史前时期工具与武器是不分的），势必时时处在被使用的过程当中，那么其被不同程度的损坏是必然的结果，且主要是刃片损坏。因此，面对需求，就必须面对一个是重新制作，还是修复、更换的选择问题。这对无论从原料采集、制作难度和制作时间来考虑的古人来说，选择后者是必然的亦是必须的结果。从文献及标本实物中看到骨体嵌细石器工具的刃片由三、五片——十数片或数十片组成，只有这样才能迅速替换那些在使用中被损坏的刃片——才不会因为损一点而换全部。所以，可以肯定地说，古人在制作骨体嵌细石器工具时选择多片刃片组合，恰恰体现了华夏先人超群的聪明才智——因为古人的制作理念就是实用、方便、省工、省料11。
三、骨体嵌器细石器工具的制作工艺
由于骨体嵌细石器工具是由两种截然不同的材质、经过截然不同的工艺分别制作后装配成的组合器具，所以其制作工艺必须分开——即从骨体制作和石刃制作两方面来研究。故在此问题中，我们把骨体嵌细石器工具的骨体和叶片的制作工艺分开讨论。
（一）细石器叶片的制作工艺
细石器叶片的制作工艺一般用间接打制法，即先将石核打出台面，垫上木棒或骨棒或直接再打，可以打出边缘锐利而适合切割的薄片。这种近乎完美的细长石片，有的直接使用，有的还须进行第二步加工——即所谓的压削（？）。
从目前出土的骨体嵌细石器工具观察，细石器叶片的形制基本可分为三种：
1、截面呈三角形叶片：即上下两侧呈刃状，前后截面呈三角形，平状无刃，系从石核上纵向剥落后直接用于镶嵌，刃端未见二次加工。
2、截面呈梯形叶片：即上下两侧呈刃状，前后截面呈梯形，平状无刃，亦系从石核上纵向剥落后直接用于镶嵌，刃端未见二次加工。
3、截面呈菱形叶片：此形叶片上下、前后四边成刃状，截面成菱形，该形石刃系从石核上剥落后，经过二次加工——细石器刃部经过多次微击的修整，打削成四边刃状。
通过观察、研究细石器叶片及剥落叶片后剩余石核的纹痕与台面上的痕迹及形状，充分证明叶片是由打击方法形成的，而且基本是按石核的纵向顺序打击。至于经过打削工艺二次加工的叶片，对于某些学者论证其是用骨头制作的工具在其上压削制作的观点，我们认为是有待商榷的。原因有三：一，在出土骨体嵌细石器工具的遗址中出土了众多的骨制工具，但从未有经过专家学者研究后，认定其是压剥石叶的骨制工具。二，通过大量的实验后，我们从未发现有能从硬度7左右的玛瑙、燧石、石英等材质上剥落下石叶的骨头。三，通过对大量的经过二次加工的叶片纹痕细致的研究、分析，发现其与石叶剥落后剩余石核上的纹痕，相互认证如同一辄，因此，我们判断其亦应该是经过击打后形成的痕迹，且根据其方向分析，其打击方向应是从四面象中心打击，而决非是经过骨器压剥而成的。如图
综观考古发掘报告，在我国广大地区诸多不同的史前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细石器，充分证明古人在制作细石器方面的技术是多么地驾轻就熟，特别是经过压剥（打削）工艺二次加工的石叶、石镞等，说古人制作细石器的技术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亦不为过。但是，即使是古人充分掌握了制作细石器叶片的技巧，那么组合成一枚完整的骨体嵌细石器工具亦是一件十分不易的事情。这就是出土的近百枚骨体嵌细石器工具中保存有完整叶片的器具——廖若星辰的原因，也是骨体嵌细石器工具的数量远远不能同其他工具的数量相提并论的原因。
（二）骨体的制作工艺
通过观察、研究骨体嵌石刃器的骨体形制和规格，我们分析后得出这样的推论：骨体嵌石刃器的骨体制作过程，即经过选料——开料——初磨——开槽——细制（磨）——装刃，即开槽在先，细制在后的加工过程。这样的加工顺序优点就是方便、省力、成功率高。
我们分析，古人在选好骨料后，经过劈料、切割等工序加工成骨体雏形，然后进行初磨，注意：此时的初磨，不但要磨出骨体雏形，而且必须磨平准备刻槽的两侧（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要想在狭窄的、起伏不平的坚硬骨体上用石器刻划出深浅一致的沟槽是根本不可能的。通过观察骨体嵌细石器工具镶嵌石刃的骨体断面，其宽度基本上在0.5厘米左右，且呈弧形向中间叶片处收拢 。在这样窄的骨体断面上手工刻划镶嵌叶片的沟槽，成功的几率有多少呢？通过对所见到的骨体观察，从未发现有刻坏的沟槽（即跑刀现象），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 ：即古人怎么能够在厚3——5毫米左右的坚韧骨体上刻划自如？他们是怎么固定被加工的骨体的？又是使用什么样的工具，使其能够准确的将沟槽开在骨体的中间？分析、实验后我们推断，骨体的开槽过程应该是在一个固定的模具中进行的。也只有在这个固定的模具中，古人才能气定神闲、游刃有余地加工骨体的沟槽。因为该模具不但固定了被加工的骨体，同时也束缚了加工工具的摆动幅度。但是，这个模具是什么材质的，为什么在发现骨体嵌石刃器的遗址中却没有同时发现所谓的模具呢？我们推断原因有二：一、石制的，但制作地点和发现地点不一致，尚未发现。或偶有发现亦不知其为何物；二、木制的，早已腐烂，无从发现。经分析后我们倾向第二个推断，因为骨体嵌细石器工具的骨体形状是在劈料的过程中随机而成，故其形状千差万别，这就需要用不同的模具来固定加工不同形状的骨体，所以该模具一定是在骨体初步加工完备后制作的，因此用容易加工的木头制作其模具是合乎情理的。其加工顺序应该是在初步加工完骨体后，按照骨体的规格、形状在一个稳定的木头上加工一个能够嵌进该骨体的凹槽，该凹槽的深度一定大于被加工的骨体的宽度，然后放进骨体进行刃槽加工，该凹槽在固定骨体的同时也束缚了刻刀的行走路径，我们认为这是刻刀不跑刀的首要原因之一，也是成功制作骨体沟槽的唯一保证。但有些极个别样式的骨体嵌细石器工具则应是按照先开槽后造型的顺序加工的，如小河西文化的鱼型骨体嵌细石器工具，即使用现代的审美标准来欣赏，亦不失为一枚精美的艺术珍品。
史前骨体嵌细石器工具研究（中）
骨体嵌细石器工具的数量、类型和材质
一、骨体嵌细石器工具的数量
目前为止，考古发掘出土骨体嵌玉刃器的地域范围主要分布在我国东北、西北草原地带，以细石器传统为共同特征的史前文化遗址中，西南地区仅西藏一地有过发现，该遗址同样出土了大量的细石器。中原及南方至今尚无发掘骨体嵌玉刃器的考古报告。据有限的文献资料统计，出土骨体嵌玉刃器的的遗址已达20处以上，按东北、西北、西南的地域统计，即：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昂昂溪遗址出土1枚，密山县新开流遗址出土3枚；吉林省白城西郊靶山墓地出土4枚；内蒙古巴林左旗富河沟门遗址出土1枚，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出土1枚，翁牛特旗石棚山墓地出土13枚，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出土2枚，小河西文化遗址出土2枚，呼伦贝尔东乌珠尔细石器墓地出土3枚；辽宁省沈阳市新乐遗址出土1枚；甘肃省永昌县鸳鸯池墓地出土18枚，武威县皇娘娘台遗址出土2枚，古浪县高家滩遗址出土1枚，景泰县张家台墓地出土2枚，兰州市花寨子墓地出土4枚，兰州市土谷台墓地出土1枚，永靖县大何庄遗址出土1枚，东林县遗址出土21枚，秦安大地湾遗址5枚；青海省西宁市朱家寨遗址出土6枚，乐都县柳湾墓地出土2枚；西藏自治区昌都县卡若遗址出土5枚。正式发掘出土的骨体嵌玉刃器至少有99枚。 加上20世纪上半叶流入日本的10枚（10）；上世纪90年代流入台湾的2枚（11）；北京收藏家收藏 的1枚；天津收藏家收藏的1枚；黑龙江收藏家收藏的一枚；内蒙古收藏家收藏的1枚；辽宁收藏家收藏的3枚（国内外私人收藏的数量统计，是以笔者研究过的实物统计的，实际数量应该大于此数）。我国境内出土的骨体嵌细石器工具已愈百枚之多。
二、骨体嵌细石器工具的类型
我国史前文化遗址出土的骨体嵌细石器工具，与国外考古文献中著录的骨体嵌细石器工具大同小异（12），其基本结构都是用骨质材料制作成刀、剑、镞等不同形状的器体，然后在器体一侧或两侧磨刻出细槽嵌入细石器石叶以形成锋刃。我国境内发现的骨体嵌细石器工具，极个别的有将骨体磨刻成鱼形或将手执处制成动物头形状，在实用的同时亦增加和灌注了艺术形象或某种宗教信息。骨体的制作，往往是把动物（不排除有人骨）的肢骨剖开并刮磨成形，肢骨有神经孔的一端常被用作柄端，无法利用自然孔时则采取人工钻孔或磨孔。钻孔分单面钻和对钻之别，磨孔皆采取对磨。凡骨体两侧皆有凹槽者，乃是制作时沿骨骼方向横向开料所致的，其上多带有自然神经孔；骨体一侧有凹槽者，乃是制作时沿骨骼方向纵向开料所致，且多数后加工一孔。骨体在开槽前的制作过程同骨刀和骨剑、骨镞的制作过程相一致，因此有理由断定：骨体嵌细石器工具是由骨刀、骨剑等器物发展而来。刃端开槽采用磨刻法，即用特制石刻刀沿骨体侧边反复磨刻，制出沟槽。沟槽的最宽处一般在0.3——0.5厘米左右，深度一般在0.3——0.6厘米左右。拼装锋刃用的细石器石叶，多为燧石、玛瑙、石英等造岩类矿物材质制作，制作时首先拣选从石核上剥下的大小相近的石叶 ，因条件不同或进行二次加工，有的加工成四面刃，有的只加工左右两端、将左右两端截成平面即可，还有的未见二次加工痕迹，系直接从石核上剥下，组合镶嵌在骨体上投入使用。石叶的镶嵌数量由三、五片至十数片以至更多，由骨体的沟槽长度及石叶的大小决定。为了使细石器叶片牢固镶嵌在骨体中，考古发现部分骨体嵌玉刃器上存在类似粘结剂的物质，（13）充分证明了古人对自然的认识和利用。研究表明：我国境内的骨体嵌玉刃器的结构和制作技术具有相当的一致性，然而，他们的形式却是多种多样的，根据其形状可暂分为四大类型。
A型：刀形骨体嵌细石器工具。即在刀形骨体一侧开槽嵌装细石器叶片。器身扁平，两侧边多不对称。装细石器叶片的侧边多外弧或平直；刀背处多平直或内弧。通称骨体嵌细石器刀。
1 、 通柄式 ：即刀体用整体骨料所制。
甲：露刃式：在骨体尖端就开始开槽镶嵌玉刃，玉刃前端与骨体前端有时平齐，有时玉刃前端突出骨体前端。
鸳鸯池M57：2。。。。。。。。大南沟。。。。。。。。。。。。。。。。。。。。。。。。。
朱家寨K2139：1，体扁平，前端尖园，刀刃侧略外弧，柄、身无明显分界，刃部残留燧石叶三片。柄长8、刃长17.4厘米，通长25.4、宽2.2、厚0.5厘米（图一）；大南沟
乙：缩刃式：玉刃前端与骨体前端不平齐，即在骨体前端留出一段距离，然后开槽镶嵌玉刃。
此类骨体嵌细石器刀是常见类型，在东北、西北的许多遗址中皆有出土。
2 、 接柄式：即刀体是用骨料分别制作刀身与刀柄后再接装在一起，配成一器。
甲：露刃式：在骨体尖端就开始开槽镶嵌玉刃，玉刃前端与骨体前端有时平齐，有时玉刃前端突出骨体前端。
鸳鸯池M93，骨体用牛肋骨磨成（？）。刀身扁薄，直背，刃侧略外弧，与柄相接处刻有深槽。刃口内残留细石器叶片，叶片细长。柄亦扁平状，圆弧形柄首中部有一孔。柄、身搭接。通长46厘米。林家、皇娘娘台、那斯台等亦有此式。此类型骨体嵌细石器刀似乎为西北地区更为常见。
乙 、缩刃式：玉刃前端与骨体前端不平齐，即在骨体前端留出一段距离，然后开槽镶嵌玉刃。
B型：剑形骨体嵌细石器工具。即在剑形骨体一侧或两侧开槽嵌装细石器叶片。器身扁平，前端尖锐，后端略宽，侧边平直多平行对称，通称骨体嵌细石器剑。
1、通柄式：即剑体用整块骨料磨成。然后在骨体一侧或两侧开槽镶嵌细石器叶片。
甲 、单侧露刃式：既在剑形骨体一侧尖端开槽镶嵌玉刃。另一侧保留原形。刃片有时与骨体平齐，有时露出骨体尖端。
乙、 双侧露刃式：即在剑形骨体两侧尖端同时开槽镶嵌细石器叶片。
昂昂溪文化遗址出土一枚，已残断。无刃，两侧沟槽，柄端施一园孔
丙 、单侧缩刃式：即在剑形骨体一侧前端留出一段距离，然后开槽镶嵌细石器叶片。另一侧保留剑体原形。
丁 、双侧缩刃式：即在剑形骨体前端两侧皆留出一段距离，然后开槽镶嵌细石器叶片。
呼伦贝尔东乌珠尔细石器墓出土二件，经修复较完整一件，平面呈剑型，但其剑尖歪向一侧，骨体两侧中间下凹，前端尖部两侧留有一段距离，无刃。柄端有一孔，为骨料原神经孔。通长28厘米、宽4厘米、厚1厘米
2、 接柄式：即剑体是用骨料分别制作剑身和剑柄后再接装成一器。
鸳鸯池M92，前端尖，体扁平两侧面略鼓，两侧边平直，石刃保存完好，刃后部两侧骨体作尖状突起。柄扁平状，有二孔，前端一孔用于与短剑体搭接时的加固。
甲、 单刃接柄式：（除柄的方式不同外，其他同上）
乙、 双刃接柄式：（除柄的方式不同外，其他同上）
C型：镞型骨体嵌细石器工具。即在镞形骨体一侧或两侧开槽嵌装细石器叶片，无柄或有短挺，体小形细，通称骨体嵌细石器镞。
１、 带倒刺式：即在镞形骨体一侧磨出倒刺，另一侧保留原形，然后开槽，镶嵌细石器叶片。分镞、镖二式。兴龙洼F2：22，残，前端作扁锥状，骨体制出倒刺
２、 无倒刺式：即在镞形骨体上直接开槽镶嵌细石器叶片。
林家H54：9，体扁圆，前端尖扁锋利，扁平短挺。刃部残存细石器叶片。通长8.5厘米(图)。林家采：198，体扁圆细长，前端稍残，沟槽仅开在镞身两侧前端，叶片无存。扁平挺。残长10.3厘米(图)。林家H45：3，体作细长圆柱状，前端尖，叶片嵌装于镞尖部两侧，挺不明显。长11厘米（图）（注释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等《甘肃东林乡林家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4集1984年）
3 、单刃式：即在镞形骨体一侧开槽镶嵌细石器叶片。
4 、双刃式：即在镞形骨体两侧开槽镶嵌细石器叶片。
D型： 异形骨体嵌细石器工具。是骨体形状特殊、或是镶嵌的细石器叶片形状特殊，与上述3型皆有不同之处，且只存在于个别的文化遗址中，从发掘中分析只是个例。
1 、 弓形式 ：该器骨体呈璜形，无孔，在其一侧的两端或通体刻槽镶嵌玉刃。此式骨体嵌玉刃器，国内的标本只内蒙古翁牛特旗石棚山红山文化墓地出土一枚；日本收藏家藏有一枚（如图）。
2 、鱼形式 ：仅见内蒙古小河西文化遗址出土一枚，该鱼形骨体制作精美，神形兼备，艺术水准极高。
3、 骨体嵌细石器锯：在刀形骨体的槽中镶嵌细石器锯片。此类工具仅见日本收藏家藏有一枚红山文化时期的。其工艺研究价值和文物价值巨大。
四、 骨体嵌细石器工具的材质
同上面的问题一样，骨体嵌细石器工具的材质问题亦必须分成两部分来讨论研究。
（一）叶片的材质
迄今为止，考古发掘的和私人收藏的骨体嵌细石器工具的叶片选材皆以玛瑙(Agate)、玉髓(Chalcedony)、碧石(Jasper)等石英类的造岩矿物为主，而用真正玉石（软玉）制作的工具叶片，尚未见著报告。以红山诸文化遗址出土的骨体嵌细石器工具为例，众所周知，在红山文化中最著名最令人赞叹、匪夷所思的就是各种精美的玉器，这些玉器的出土告诉我们，玉石在红山文化时期并非是少见之物，然在红山诸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骨体嵌细石器工具中，却未见到有用真正玉石剥落或经过二次打削制作的刃片。而从大量的玛瑙、燧石等石叶上和剩余石核中可以清晰看出制作工艺的痕迹，通过研究、分析具体实物后，笔者得出这样的推论：这不是因为玉石稀少、珍贵的原因，而是古人在生活中充分认识了玉石与玛瑙、燧石、石英这些石料的不同特性后，做出的聪明选择——因为玛瑙、燧石、石英等石料不但韧性、硬度上都优于玉石多许，更关键的是其剥落后呈现出的刃状结构——是玉石经打击后无法形成的，因为玉石断裂后呈现的是参差状结构。这一点，在我国境内出土玉器、同时也出土细石器的史前文化中普遍地存在着。
（二）骨体的材质
在已见的有关骨体嵌细石器工具的考古文献中，关于骨体嵌细石器工具的骨体来源——众说纷纭、混乱异常。经过分析、实验后发觉其中谬误甚多，今提出向诸前辈学者做一汇报。
下面是骨体嵌细石器工具的骨体来源：有动物肢骨说12、牛肋骨说13、偶蹄类动物掌骨说14、偶蹄类动物肢骨说15、马鹿跖骨说16、鹿掌骨说17、牛肩胛骨说18等。
通过观察分析骨体嵌细石器工具的骨体，我们发现除非有极特殊的骨质特征，否则要想以目测的方式鉴别在地下埋藏了数千年、又磨削得面目全非的骨料属性，实难如蜀道，更别说要明确认知是什么动物的哪段骨头了。因此对那些未经过科学检测的骨体种属判断，我们认为其结论是缺乏科学依据的。
下面的文章或可为本小节作一佐证：
李济总结小屯殷墟的前六次发掘时说：“占卜以甲骨，遗留下来的无文字记载者为多，有文字者不过十分之一。甲以腹甲为多，背甲参用；骨以牛肩胛骨为最多，羊、鹿肩胛骨参用。”
古生物学家杨钟健对殷墟出土的兽骨曾做过不少鉴定的工作，写有专著和论文。解放后陈梦家先生曾以殷代卜用兽骨的种属问题请教杨氏，并与1953年3月12日得到如下答复：
1、用作占卜的肩胛骨，各种动物都有：如鹿（不同的鹿）、马、猪牛、羊等。不过肩胛骨一作占卜之用或刻上文字以后，出土时往往残缺，不容易辨别它是属于那一种动物的肩胛骨。因之，只能个别的判定。
2、肋骨的使用除牛以外也有用其他动物的，如鹿等。肋骨一经断成小节之后，很难鉴定出它的属别。牛肋骨更不容易分辩出是属于那一种牛的。
3、上述的牛当然包括两种牛，即牛Bos exiguus Mats 和圣水牛 Bubalus mephistophles Hopw。它们只有习性上的区别：牛是早田野中生活的，水牛能在池沼中生活而不大习惯田野或山地。当初的用途如何，无从知道。（中国甲骨学史）
老一辈专家、学者严谨的工作作风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无疑是令我们钦佩的！试想3000年前的殷商卜骨在专家眼里看来就已经很难鉴定其种属了，何况是公元前3000年前的骨体呢？况且殷商卜骨当时在使用时几乎皆用完整的骨料（这一点毋庸质疑）；而骨体嵌细石器工具的骨体当时在制作时就已经加工的面目全非，相去其原始形状甚远了。
通过观察、研究、分析，我们目前亦不能明确众多的骨体嵌细石器工具的骨料种属来源，但却明确了部分不能制作骨体嵌细石器工具的骨料。
下面是我们认为不能制作骨体嵌细石器工具的骨料
一、牛肋骨说
且不说牛肋骨天生的弯曲弧度使其无法胜任制作大件（20厘米左右）骨体嵌细石器工具的材质，单就是其由两层薄的密质骨夹松质骨的结构，亦无法承受在制作小件骨体过程中，大量的磨削对其造成的“必然损坏”。如果说其弯曲弧度可以通过磨削手段来纠正，但其经过磨削纠正后，其内芯的松质骨必然外露。导致其根本无法镶嵌细石器叶片。即使要勉强为之，那么这种多面露芯的“二层皮”骨体嵌细石器工具，又怎能胜任古人的劳动强度呢？因此，对于那些鉴定为牛肋骨的骨体，我们是持否定意见的。
二、牛肩胛骨说
由于牛肩胛骨的结构与肋骨接近，部分结构是由两层密质骨夹松质骨构成（图）。所不同的是牛肋骨呈弯曲状，而牛肩胛骨呈平板状，但其经过加工后，同样呈现出多面露芯的特征，导致其无法镶嵌细石器叶片。故笔者对那些鉴定为牛或其它动物肩胛骨制作的骨体，同样持否定意见
内蒙小河西文化,年代约9000余年,这是近百年来在我国境内发现的骨体嵌细石器工具中最精美的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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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同一文化中的另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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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枚的线图,从中可以看出槽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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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隆洼文化遗址出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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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另两枚的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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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文化的,内蒙赤峰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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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辉河细石器遗址出土的
感谢yaowangtu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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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206113802127[1].jpg (56.43 KB, 下载次数: 6)
内蒙大南沟出土13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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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藏家的藏品,见红山玉韵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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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藏家的藏品2,见收藏家2002年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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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单一工具到复合工具，无疑是有着很大的进步意义的。
大南沟出土13把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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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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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史前骨体嵌细石器工具研究》（上）
———工具的名称、制作理念和工艺
2、《史前骨体嵌细石器工具研究》（中）
———工具的数量、形制和材质
3、《史前骨体嵌细石器工具研究》（下）
———工具的产生和发展
4、新发现的红山文化骨体嵌细石器锯
兼论.................
5、《红山文化骨柄玉石刀的制作理念和工艺》
与殷志强形式商榷（附录一）
6、《论新发现的红山文化骨柄玉石刀的真赝》（附录二）
7、《远古骨器绞蚀痕研究说略》（附录三）
红山文化骨柄玉石刀的制作理念及工艺
——与殷志强先生商榷
数年前,一位藏家拿着《收藏家》（2000年第八期）杂志来寒舍卧游“红山”。当我读完其中刊载的殷志强先生的文章《新发现的红山文化骨柄玉石刀》，（以后简称“殷文”）在赞叹台湾藏家收藏的骨柄玉石刀的完整、精美的同时，对殷先生文中某些论点不敢苟同。因时间关系只能给藏友做一些简单解答，并告知以后一定好好琢磨琢磨。谁知杂务缠身，这一琢磨竟延至今日。
诚然，如殷文所述：“红山文化，人们耳熟能祥的是个种精美的玉器。红山文化的其他内涵可能 知之甚少”“生活在南方的人，即使是文物 考古专家，也不一定熟悉 红山文化的骨柄玉石刀”。
目前，与骨器相关的研究文章少而又少。这就给人们正确判断其制作工艺和艺术价值带来诸多误区。正所谓：差之毫厘，谬之千里。还古器以本来面目，这是我与殷先生商榷的初衷，并以此抛砖引玉，就教方家。
本文拟从制作理念和制作工艺两方面与殷先生商榷。
一、红山文化骨柄玉石刀的制作 理念
如殷文所述：“类价的骨柄玉石刀，在红山文化遗址中，有一定数量的出土，……红山文化的骨柄玉石刀，是新石器时期为数不多的复合工具。……属小件工具，主要作生活用具，这是一个不同之处。另一个不同之处是，石叶片刀刃不是一整片玉石料，而是由四片左右形状、大小不同的石叶片（构成，笔者注），这并不是为了显示制作技巧，而是由于找不到硬度高的大块玉石料加工成刀具，不得已而为之。”
在这里笔者与殷先生见解相同的就是肯定了骨柄玉石刀是小件的复合工具，主要作生活用具。不同的是：既然是生活用具，既然仅大南沟一地就出土了十三把，那么没有出土的呢？出土之后又没有报导的呢？如台湾这一把如果没有殷先生慧眼识珠，我们又怎么能知道海外尚存一把这么精美的骨柄玉石刀呢？加之笔者手中的资料，由此可以推断：骨柄玉石刀在红山文化中是非常普通——而且在普遍使用的工具了，只是因用途不同而制作形状不同罢了。
附图是《大南沟——后红山文化墓地发掘报告》（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赤峰市博物馆编著、科学出版社1998年北京）关于骨柄玉石刀的1页，其中从图3（B型）我们看到了在刀刃的上方，先人们用骨片做了一个弧状的保护装置。由此可以看出先人对玉石刀片的爱护程度是不能单用喜欢二字来解释的。
我认为骨柄玉石刀做为生活用具，那么势必处在时时被使用、被损坏的过程当中。因此，面对大量的需求就必须面对一个是重新制造，还是修复、更换的选择问题。这对无论从原料采集、制作时间来考虑的古人来说，他们选择后者是必然的。从图中可以看出骨柄玉石刀的刀刃由3~5片石片组成，只有这样才能迅速地替换那些在使用过程中破损的刀刃，才不会因为损一点而废全部。因此，我可以肯定地说古人在制作骨柄刀时选择多片刀片组合，恰恰体现了中华古人超群的聪明才智——因为古人的制作理念本来就是方便、省工、省料。
而不是如殷文所述的那样：“由于找不到硬度高的大块玉石料加工成工具，不得而为之。”
再从物证（出土玉器及原材料）上考查，也找不到支持殷先生的有力证据。众所周知，在红山文化出土器物中，超过二十厘米以上的玉器不在少数；而超过10厘米以上的玉器，虽不能说是数不胜数，但也时有报导。这怎么能说是找不到大的玉石料呢？又怎么能是不得已而为之呢？
二骨柄玉石刀的制作工艺
附图是《大南沟——后红山文化墓地发掘报告》图二十一和有关骨柄玉石刀的文字，现原文部份录下：骨柄刀
有10座墓随葬十三柄。皆选用动物肢骨劈裂为两半作柄体……也有个别选用动物胁骨作柄料的。石刃多作规整的长方形石叶，两端的两片石叶形近三角形，有弧形刃，石叶的四边都加工成刃部，通体压削修整，甚精工。出土时,有的骨柄刀石刃齐备,有的则只留有部分石刃,也有的石刃未嵌在柄体槽内,而是刻意排放在柄槽的外侧,个别骨柄刀甚至缺少石刃。
从以上文字和图二十一的前四图中可以看出这种压削修整的工艺对先人来说是多么地驾轻就熟。但从上段文字则可看出先人对骨柄玉石刀刃的珍惜程度。而这主要是缘于它的易损性和加工组合难度。
在对上述章节的阅读、思考中，一个问题浮出笔者的脑海：“石叶的四边都加工成刃部”，它的意义在哪呢？如果说石叶的上下两边加工成刃部，是因为一边直接用于切割，一边是为方便嵌入骨槽，那么它的左右两边为什么还要加工成刃部呢（须知多一份工艺，在需要耗费工时的同时也多了一份加工失败的危险性）？可见，这是必须的。否则，古人是不会做这种事倍功半的工作的。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它的意义何在？
通过参考、对比、研究老师珍藏的刃片，在大量的模拟实验后，笔者得出这样的推论：原来古人在选择制作刀刃的石料时是非常随意的。即把那些大小、薄厚相近的石叶随意捡来，进行骨柄刀刃的加工。它的成功与否——一半是加工的把握，一半是运气（即使打削不成骨柄刀刃，也可以做手持的刃器）。既然是随意拣选的石叶，就必然存在着薄厚不均的现象，所以为了减少组装后因相接部位的硬角错位而造成的阻力和不便，就必须把左右两边也削成刃状，然后随机组合。这从“报告”的图22中看的非常清楚。
再如殷文所述：“用四片左右的玉石叶作刀刃，工艺难度明显高于用一整块石叶作刀刃。”如果真如殷文所述的这样：“用四片左右的玉石叶作刀刃，工艺难度明显高于用一整块石叶作刀刃。”那么我想问殷先生的是古人为什么要弃简而用难呢？因为对于时间就是生命的先人来说，如果在能找到大块玉石原料的同时还选择工艺难度大的制作方法，那对古人来说无异于在浪费生命。所以答案只能是殷先生的推论错误。至于殷先生为什么认为用四片玉石料作刀具，工艺上难于用一整块石料，我想这与殷先生没有亲自琢磨过玉器的经历有着致命的关联。笔者生活在岫玉（红山文化玉器中使用最多的玉料）的故乡,经过请教作坊玉工和试验后得知：即使是在现代一个琢玉工具、设备齐全的玉工手中,要想磨制出长11厘米左右,宽0.8—1.5厘米不等，厚0.2—0.3厘米，且两头带尖，两面孤型，通体带刃的玉石刀刃来，也绝非易事。仅切割一关就难度颇大，且成品率小得可怜。更何况是在5000年前呢？更何况古人用的是打削的工艺呢？这样的难度，读者诸君是可以想像的。
又如殷文所述：“刀刃部锯齿状的痕迹，又告诉我们这是件经过反复使用的骨柄玉石刀。”
这段文字再次证明殷先生的推论错误。因为刀刃部锯齿状的痕迹，恰恰证实了刀刃是由打削工艺制作的。而不是如殷先生心中认为——而未写出的那样：“它的刀刃刚开始（应该）是平的，是因为反复使用而成为锯齿状的。”
实验后得出：由打削工艺生产的刀刃（锯齿状），经过反复使用，它的结果只能是越磨越平或崩损，甚至坏掉。这在有的出土刀具中，只存在部分刀刃的事实面前，是勿庸置疑的。
因此说古人对于骨柄玉石刀这样的生活用具，是不会弃简用难的，而是恰恰相反。即由三、四、五片组合型刀刃生产工艺明显简单，且能“废物”利用。这从很多骨柄玉石刀的刀刃是由几种不同石料组成，可以得到充分证明。以上两个问题请殷先生和读者诸君教正
“报告”指《大南沟——后红山文化墓地发掘报告》
该文 转自《收藏家》2004、9期。
第八百三十四篇 新发现的红山文化骨体嵌玉石刃刀
(2011-01-20 09:30:00)
转载▼标签：
骨体嵌玉石刃刀 日本 红山文化玉器 红山文化玉龙 考古发掘●吉丁未 战江波
近日，友人从
日本归来，出示日本收藏家邀其鉴赏的红山文化之文物图片、拓片，余见之，喜悦之情无以言表。
虽说该收藏家收藏的红山文化时期文物，未见诸如红山文化玉猪龙、C字龙、勾云形佩、马蹄形玉器等红山文化玉器，然就其所藏亦可用琳琅满目来称之了。首先，就其藏品器物的制作材质而言，含概了国内考古发掘的所有红山文化器物的制作材质而过之，其材质有玉有石、有骨有蚌、有牙有角；其次，其所藏器物有龙有人、有龟有鱼、有璧有玦、有觽有箍，尚有一枚珍贵之骨笛，让人浮想联翩。更难能可贵的是该藏家竟收藏有数十柄红山文化骨体嵌玉石刃刀，其形制有刀有剑、有镞有镖，其中有柄通体雕刻如鱼形的和一柄契刻有文字符号的，实堪补国内红山文化考古发掘之缺。
笔者尊先师教诲，主攻红山文化骨器研究，故择其精美者以成文，以飨藏家与读者诸君。
说起红山文化，普通人耳熟能详的、收藏家趋之若鹜的便是红山文化玉器，即使随意找一名爱好收藏的国人，甚至一个小学生也能说出几个诸如：玉猪龙、C形龙等名称的红山文化玉器，足见双重代表着华夏龙文化和华夏玉文化的红山文化玉器，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之深。包括我们走在路上随时都能看到的某一银行的标志，就是红山文化地域内出土的玉龙造型，考古界称其为华夏第一玉龙。
由于龙凤文化在国人心中源远流长，加之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崇玉情节，所以红山文化玉龙等文物经考古发掘出土后，各大媒体大肆渲染在国内外引起了轩然大波，这无疑给人们造成了红山文化除了玉器之外，仿佛就没有了其他文物或其他文物无关紧要的误解（其他的出土文物只能出现在少数专业人士才能看到的考古报告中）。甚至在某些专业的考古学家与鉴定专家心中也有这样的倾向：红山文化的出土文物，除了体现华夏玉文化的玉器之外，其他的都是微不足道的。其实，红山文化在近百年的发现发掘中，除了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玉器之外，还出土了大量造型精美的陶器、纹饰精美的彩陶，还有各式各样的骨、蚌、角器，其中最著名的红山文化骨体嵌玉石刃刀，作为史前最先进、最科学、技术含量最高的复合工具，充分展现了多姿多彩的红山先民的生产、生活状况和聪明才智。
骨体嵌玉石刃刀剑类工具，并非红山文化所独有。从1923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西北的青海省西宁市的朱家寨遗址中发掘出6件石刃骨器后；1930年，我国学者梁思永先生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附近的昂昂溪遗址中发现一件两侧带有沟槽的骨刀梗。经过近百年的考古发掘，考古报告中有出土记载的已经近百枚。但其在红山文化地域内却有着最悠久的制作和使用历史，从上至8000年左右的小河西文化，到中至6000多年的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以至4000年左右的小河沿文化，皆有出土。其中最著名的“大南沟遗址”一次就发掘出土了13枚各式各样的骨体嵌玉石刃刀。其形制同西北、东北的史前文化遗址出土的一样，大体上分为单刃的刀、双刃的剑等。其骨体形状除了极少数的特殊形状，如月牙形的除外，大多如现在使用的普通刀剑形制一样。其制作方法也是根据地域和材料大小的差异大同小异，都是先经过劈料、磨料、开槽，配刃等工序，有的地区有加植物胶或动物胶固定的做法。祥见拙作，此不赘述。
由于是实用器易损的原因吧，目前所见考古报告中记载的骨体嵌玉石刃刀骨体上，除了后钻悬挂孔的以外（西北出土有后接刀柄的，亦增钻两孔以固定接柄），尚没有发现在其骨体上，进行艺术创作的报告。到是在国内民间收藏中，看到过一枚有刻画符号的，其刻画方法和形状与日本藏家收藏的另一枚刀体上的刻画符号基本一致，只是数量不一，其意义和性质有待研究。
今所见红山文化鱼形骨体嵌玉石刃刀，乃日本收藏家收藏的众多骨体嵌玉石刃刀剑中的一件，其形制特殊，艺术造型生动，是一件集艺术品与工具相结合的完美典范，充分体现了古人的爱美之心与巧夺天工的创作灵感，其价值远远大于单独一件骨雕艺术品。
这柄骨体嵌玉刃刀，如果把玉石刃拿掉，就是一条鱼头侧目，鱼尾上翘的史前珍贵的骨雕艺术品。
制作者在一面骨体上顺鱼身刻横线4条，两上两下，其间钻刻30个小坑；另一面刻横线1条，与那面不同的是在这条刻画线上钻了13个小坑（这些横线与小坑，有何意义，我们就不在此探讨了）。鱼眼利用骨端神经孔天然形成，惟妙惟肖；鱼头一面巧妙利用骨端的外突状，在另一面则有意思向外突一面弯曲磨制，匠心独运，动感倍增；最后在骨体前端开一小口，一条小鱼，就活灵活现地诞生了，整体宛若一条鱼在水中游弋。
图1
图2
该骨体嵌玉石刃刀长:21厘米、头宽1厘米、腹款1.9厘米、尾宽0.5厘米、厚0.4厘米。槽长13.3厘米、槽深0.3厘米、槽宽0.2厘米。背上有一细槽，宽、深0.1厘米，长7厘米。
嵌四片白玛瑙质刃片，一片三角形刃片，三片长方形刃片。其规格长分别为；长1.9厘米、宽0.8厘米；长2.6厘米、宽0.85厘米；长3.9厘米、宽0.85厘米；长2.5厘米、宽0.85厘米。
值得探讨的是，该器物在背部还刻有一道宽、深皆在0.1厘米左右，长约7厘米左右的细槽，槽的末端与鱼尾的弯曲处相接。按理说，照目前这个样子分析，这个细槽，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完全是画蛇添足的一笔。那么古人为什么要消耗精力和时间来磨这个看似细小，实则很费功夫的细槽呢?须知那可是在5000年前——而那个年代最有效的工具，也就是所谓的石刀、石斧啊！所以，在我们今天看起来非常轻微的工作，对于5000年前的古人来说，都可以说是一项艰难的工程了。尤其是这种细致的工作。对照图片和细致入微的拓片，笔者陷入了沉思而不得其解。思考之余，笔者拿出自己收藏的红山文化骨体嵌玉石刃剑（为了研究的方便，笔者称单刃为刀，双刃为剑），反复观察研究。并拿出玉石刃片安装实践，才发觉有一面槽是嵌不住刃片的，仔细观察研究才发觉：嵌不住刃片的这面槽在深度上是未完成的。由此，笔者瞬间明白了那一道细槽的由来：原来制作者是想制作一枚镶嵌双面玉石刃的剑的，可是在制作过程中不知道什么原因使制作者突然改变了初衷，抑或是来了灵感：有可能是其刚吃完了一条鱼，有可能是其看到了一条鱼，也有可能是其想起了一条鱼。抑或是其感觉到那个骨体就像一条鱼，总之一定是突来的灵感，让他放弃了那面刃槽的继续制作。并拿石头在刀尖处磨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形，使其成为动感十足的鱼尾，然后在骨体上进行了自己的美好创作----正是这种突来的灵感，使其完成了这件兴之所至无古人的艺术创作。为我们留下了这件珍贵的史前骨雕刻艺术品，在时光面前向我们述说5000年前的先人生活。(转自博雅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