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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人类的狩猎
(2011-01-06 09:44:09)
标签: 狩猎
人类演化
考古
文化
分类: 人之追问
一篇老文章,我以为挺适合博客的。
史前人类的狩猎
本文要给读者的并不是确定无疑的知识,我希望有兴趣且热爱思考的读者不妨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回答我所提出的问题,您独特的思考和研究会带给您知识探索的乐趣。这里我记叙的也只是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希望能和您分享研究的愉悦。
研究狩猎
1966年4月,在芝加哥主办了一次很重要的人类学会议,会议的主题是“人,狩猎者”,75名学者汇聚一堂,讨论当时世界上狩猎采集者的行为和地位。一些与会者提出,狩猎是人类适应最基本的形式,大动物的狩猎促进了人类个体之间的联系与合作,从而促进了人类智力的发展和大脑新皮层的发育。在随后的十多年的时间里,这个假说是最流行的学说。到了八十年代,随着埋藏学、民族考古学的进步,学者们纷纷开始质疑这一学说,因为从前支持人类狩猎的证据都存在问题。他们认为人类更可能通过食腐而非狩猎来获取肉食,即人类的祖先们吃的是食肉类动物如狮子、鬣狗食后残留的骨架和未被啃光的剩肉。按照宾福得教授(Lewis R. Binford)的说法,人类的祖先是最边缘的食腐者。九十年代,人类学家们形成相对平衡的观点,不再孤立地强调狩猎或者食腐,而是认为人类祖先是邂逅式的狩猎和主动的食腐,即人类可能狩猎偶尔遇到的动物,和驱离一些食肉动物和食腐的竞争者而夺取它们的食物。而至今科学家们还不清楚狩猎在人类进化过程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狩猎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这些问题的研究目前一般从三个方面进行研究:一是研究非人灵长类的行为。如人类学家发现部分黑猩猩有合作狩猎的行为,知道加工树枝去蚁穴中去钓取蚂蚁,但这种行为在黑猩猩的群体并不是普遍存在的,而且人类祖先,如南方古猿当时生活的生态环境及其认知能力也不同于现代的黑猩猩,这是这个方面研究的困难之处;方法之二是研究现代与历史时期的狩猎采集者。这种方法有很强的局限性,因为这些所谓落后的狩猎采集者实际都有非常熟练的狩猎技术,他们的工具有相当多的部分来自于周围的“文明”世界,包括金属工具,甚至枪支和机械;第三个方法是来自于考古材料的直接观察和分析。比如通过牙齿切片进行的食性分析、伴随工具的微痕分析、化石材料上由于不同类型的碳的渗入留下同位素痕迹的分析等等,目前所有的结论还在争论之中。究竟怎样在考古材料中确定狩猎的证据,怎样区分食腐和狩猎;为什么人类选择狩猎,在当时有着怎样的成本与收益的权衡;人类是怎样狩猎的,怎样才能进行有效的狩猎;怎样解释狩猎在不同黑猩猩和狩猎采集群体中差异性;狩猎在现代人类起源与扩张中起了什么作用。如此等等的问题都等待着科学的回答。
人类狩猎技术的四个阶段
研究一个问题,我们首先要从我们已知的知识出发,然后推向未知。迄今为止,人类经历了至少四个狩猎技术阶段:一是运用枪支弹药,这让猎人能够在动物感觉的距离之外高效地毙杀动物。采用这种技术,一个猎人就能有效地进行狩猎,而不需要群体的合作,其猎杀的目的往往是商业性的。这个阶段的历史比较短,只有数百年,但其捕杀效率是惊人的。从1800年到1900年短短一百年之间,北美洲数以千万计的野牛留下来不到一千头;第二个阶段是用马和弓箭。马的驯化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的流动能力。一个猎人如果步行每天来回不过十多公里,也不可能携带太多的工具和背回所有的猎物,但是,骑马可以使猎人的捕猎范围扩大数十倍,而且可以带回更多的猎物。因此,即使在猎物资源不大丰富的地区,专门狩猎也可能赖以为生。这个阶段也不长,因为最早的驯化马见于公元前三千多年的欧亚草原上;第三个阶段是长程的射杀武器,如弓箭、投掷标枪的掷矛。运用这些工具,人类可以在数十米到百米开外射杀动物。长程工具既可以使猎人避免被动物发现,又可以避免遭到受伤动物的反扑,降低人类狩猎的风险。这个阶段的开端目前并不清楚,一般认为最早的年代在三万年前后;剩下的人类历史都归为第四个阶段。这个阶段从2.5百万年前开始,也就是目前已知最早石器的年代。也许人类狩猎起始的年代要更早一些,因为我们已经知道有些黑猩猩是能够合作狩猎的。我们可以推断,人类的狩猎技术是从近距离的打击工具如石块、棍棒和近距离的刺杀工具,如尖木棒向长程的打击和刺杀工具发展的。比如,带石枪头的标枪和带绳索的石球,欧洲旧石器时代中期的莫斯特文化的尖状器,中国许家窑的石球都可以作为证据。因此,我们可以相信,中距离(大约是弓箭射击距离的一半)在十几万年前已经开始了,但是,这种处在中间状态的技术让我们很难判断当时人们的狩猎效率。
机会狩猎与有效狩猎
区别这两种狩猎形式有助于理解狩猎的演化过程。机会狩猎是碰机会、邂逅式的猎杀。它的计划性不强,可预见性也不强,利用这种狩猎方式,人类获得肉食就不可能是经常的、稳定的。而所谓有效狩猎即猎人能够主动控制是毙杀还是放弃。猎人是主动寻找猎物,而且有充分的把握捕猎到所发现的猎物。从机会狩猎到有效狩猎之间还有一些过渡阶段,如我上面提及的莫斯特文化和许家窑所代表的狩猎者们。
有效的狩猎不仅仅依赖长程的射杀工具,还包括一些很有效的辅助方法,如用毒药。现代狩猎采集者中的布须曼人在狩猎时,在箭头上涂上一种毒性很慢的毒药,动物被射中之后,不会有强烈的反应,猎人可以通过动物歪歪斜斜的脚印来找到这头最终晕倒的动物。现代狩猎采集者还广泛用火来协助围猎;他们还知道用诱饵,如声音,仿形,盐,雉媒,食物等来引诱动物;他们还用驯养的动物如狗、鹰等来帮助狩猎。除了主动的捕猎外,他们还会进行原地捕杀,如用陷阱、套索、拍子、夹子、地弓、网罗等捕捉前来的动物。
在工具和方法之外,有效的狩猎还离不开猎人之间的协作,而一个群体中猎人的数量是猎杀大型和大群动物的制约因素。现代狩猎采集群体一般的人数是25人左右,但在一些地区,当季节性的资源很丰足时,他们可能暂时聚集数百人。对于人类祖先如南方古猿、直立人而言,他们的群体构成估计也就是三、五个家庭。他们的群体不大可能大于现代狩猎采集者,因为人类每天通过步行能够覆盖的范围是有限的,而这一范围内的资源总量也是有限的,这就决定人类群体的大小有一个极限。但是,如果一个群体太小,劳动力的数量太少,就不足以进行狩猎协作和保护群体的安全。受群体大小的影响,如果没有有效的长程狩猎工具,很难想象人类的祖先会去狩猎大型的动物。
狩猎的经济学
现代经济学是一门研究社会如何管理自己的稀缺资源的学问。对于人类祖先而言,最稀缺的资源就是食物,次之就是配偶。人类必须生存繁衍下去,因为他们不能象我们现代人一样去生产食物,又不能近亲繁殖,所以,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去寻找食物、寻找配偶。他们必须流动,他们在流动之中获取食物,同时收集以后可以食用的食物的信息,并且在流动之中结识其他的群体,找到自己的配偶。这种流动经济的成本使他们不大可能随身携带很多的东西,比如工具。他们也不大可能携带两个以上需要背负或者怀抱的婴儿,也就是说,他们必须保持必要的生育间隔。因此,他们人口的增长也受到限制,劳动力的数量也随之受到限制。
所有动物的第一本能都是求生的本能,人也不例外。假想人类会冒着生命危险去狩猎大型食肉动物,如虎、豹等,很可能是不正确的。即使是现代的狩猎采集群体,有马匹枪支以及家犬的帮助,狩猎凶猛的动物,如熊,仍然是一项很危险的任务。但是,不少考古学家相信远古人类会去狩猎比虎、豹更不可侵犯的猛犸象、披毛犀等,并把遗址中发现的这些动物的化石归因于人类的狩猎(图1)。狩猎的成功不仅依赖有效的技术和方法,而且也需要足够的劳力。狩猎猛犸象这样大型的群居动物,至少需要数十猎人的合作,一个狩猎采集群体并不大可能有如此之多的劳力的。
图1
单纯从近距刺杀工具技术的角度来讲,有机工具,如尖木棒,可能是远古人类长期以来使用的工具。这种工具相对轻便、易制作,好修理,但它的致死性比较差,如果安装上石质枪头的话,其杀伤力就会有很大的提高。石标枪的重量大,边缘锋利且不整齐,会导致动物的伤口大量流血,在狩猎大一些的动物时特别有用,但石质的枪头易脆,不好维护。后来发展出一种镶嵌石刃的矛头,它既象有机工具那样轻便、好维护修理,同时杀伤力强大。现有的考古材料证据表明这种工具最早可能在三万年前出现(图2)。所以,我们现在能够确信的是,人类在晚更新世晚段或者说是旧石器时代晚期,能够进行有效的狩猎,可以狩猎诸如鹿类、马类等中大型食草动物了。而在十几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中期,只能说主动狩猎这些动物的成功概率可能很不平衡。在一些狩猎资源丰富的地区,人类的狩猎会比较有效,但在一些资源较贫乏的地区,这样的狩猎就不大可能成功。对于直立人阶段的人类来说,利用尖木棒一类的有机工具是可以比较有效地狩猎一些小型动物的。对于大中型动物,只能进行一种机会狩猎而非有效狩猎。
图 2
有机工具:如鹿角,弹性强,耐用但致死性较差。
石制标枪头:锋利,威力大,致死性强;但易脆,重量大,不易携带。
复合工具:结合有机工具与石制工具的长处,可维护性大大提高,携带性良好,当然其弹性、致死性都有所降低。
人类为什么狩猎?
不言而喻,狩猎是为了吃肉。而人类为什么要吃肉呢?回答这个问题至少有两个角度,其一是可以横向全面地去比较,为什么长颈鹿不吃肉只吃草,狼只吃草不吃肉,而人既吃肉又吃植物性的食物呢?这样的饮食结构与各个物种长期的演化史有关。人类五、六百万年前的祖先就长着一副可以进行杂食的牙齿。要是追溯更早一些,早期的灵长类更象食虫类,它们在吃植物性的食物之外也捕食昆虫。到了高等灵长类阶段,从黑猩猩的行为可以推测人类祖先可能已经偶尔食用肉类。把人类的饮食进化史贯穿起来,就是我要说的第二个角度,用一句话来概括:人类一直追求能量最大化的适应策略。从单位食物的热量值比较来看,从低到高,依次是蔬果、鱼虾、谷物主食、动物瘦肉、动物脂肪、蔗糖、巧克力和合成的高能食品。从我们人类今天健康的饮食结构构成来看,我们需要最多的是蔬果和全谷物食品;次之是低脂肪的蛋白质如鱼虾类;再次是除壳精加工的食物如米饭、面条;然后是少量动物肉、动物性的脂肪、糖。人类最早在一万年前后开始种植谷物,随后开始驯养家畜(狗除外),家养动物的脂肪含量一般都要远远大于同种的野生物种,如家猪之于野猪。人类生产糖的历史则已进入历史时期,能量更高的如巧克力在近代才开始普及,如今人类发明了更多能量更高的食品。追求能量最大化的食物代表人类适应能力的增强,人类能够控制更多的资源,也表明人类逐步走到了生态食物链的顶端。人类对于这些食物的适应程度也反映了人类适应这些食物的演化过程。我们可以推断,人类祖先很晚才开始经常性地吃肉,或者,肉食在人类的食物构成中一直只是占一个小部分。因为人类一直奉行的是能量最大化的策略,人类是追求更多的肉食的,所以人类经常性的食肉更有可能是很晚发生的,也就是在晚更新世之末或动物驯化之后。当然,这里还要考虑人类适应广泛的多样性。在一些特殊的生态环境中,是可能存在更早的食肉者的。
狩猎与现代人类的扩散
在人类的发展史上,我们知道人类已经经历工业革命(十八-十九世纪)、农业革命(一万年前后)。人类是否经历了一个狩猎革命呢?按照现在占主流的现代人起源学说,现代人大约起源于十四万年前的非洲,并不断向世界各地扩散,在六万年前后已经到了澳洲,在两三万年前已到了南美。现代人类为什么能够迅速扩散呢?如果是因为环境的变迁,为什么我们没有同时期其他动物迁徙的证据呢?况且,动物的迁徙大多迁往相同或相似的生态环境,而如人类这样占据从极地到热带丛林、从海岛到高原几乎所有的环境类型是绝无仅有的。人类必定是采用一种和所有动物不同的迁徙机制才可能进行这样有效的扩散,而这种机制也必定是人类所特有的。我们知道史前的人类是以狩猎和采集为生。他们一年四季居无定所,四处流动,追寻食物资源。从现代民族学的材料来看,狩猎为生的爱斯基摩人每隔十年左右就要换一个核心狩猎区,一个猎人一生覆盖的范围将近三十万平方公里。依赖狩猎为生确乎比依赖采集为生需要的地区范围要大得多。史前人类无疑是追求尽可能多的动物猎物的,这是人类适应策略的基本趋势。如果这个判断是正确的,那么现代人的扩散很可能与狩猎行为直接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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