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古文字论略（之一）
－－先齐文字、齐系陶文
张英基
摘要：山东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遗址出土的大量文物资料和古文字材料表明，先齐、齐鲁古文字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本文从古文字学、齐鲁文化的角度，将齐鲁文字归纳为陶文、金文、简牍文三大类，并对每一类文字的具体形态及其特点作扼要分析、评述，试图揭示其齐鲁文化的意蕴。探讨齐鲁古文字的产生、发展及其形态、特点，对研究汉字的产生、发展及演变，对探索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无疑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先齐文字 齐鲁文字 齐系文字 陶文 金文 简牍文 形态 特点
文字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是人类交流信息的语言表象。它的产生是人类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
古代文献典籍虽屡屡提及所谓“上古结绳而治”，但是，结绳的手段不论如何精巧、高超，也仅能助人记忆，唤起人们对某一事物的回忆而已，却不可能把该事物准确无误地记录下来。而真正可以称之为“文字之母”的，应该是图画。相传庖牺氏画八卦为图画文字之始，唐人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曾提出“书画同源”的深刻命题。这说明，文字与绘画是同族同源的。先民初造文字，取法于兽蹄鸟迹，而画卦亦然。据《易经·系辞下传》载：“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可见古人创制文字、画八卦，都是受了鸟兽足迹的启发。狩猎曾是人类早期最重要的生产活动。一个技术高超的猎手，在寻找猎物时，要凭借鸟兽的足爪印迹引路，这些足爪印痕在猎人的心目中，实际上便起到了某种信息符号的作用。于是人们便逐渐联想到把这些鸟兽的足爪印痕描摹下来，作为记事的符号。上至日月星辰，风云雨雪，下至草木牛羊，花鸟鱼虫，都可以用描摹绘画的方式记录下来。后来，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先民们发现，要想使传达的信息具体、简洁、准确，就必须把原来的图画尽量简化、规范、统一，并用经过简化、规范、统一的符号来代指语言中的词汇。当人类领悟到这一点之后，文字便开始从绘画母体中逐渐地分离出来，独立地为人类的交际服务了。
一、先齐文字
人类原始时期，虽然还没有文字，但在远古时代却已经出现了最初的利用图画以表达思想或记载事实的方法，这就是图画文字。图画文字曾在许多部落氏族中发展了起来。先齐东夷族就是一个经历过图画文字发展阶段的氏族。考古工作者在山东滕县北辛文化遗址发现了陶器的底部和腹部都有一组刻画的符号，是在烧陶之前就刻画上去的（1）。这种刻画在陶器上的符号，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图画文字，其年代距今已有4800多年。先前，人们一直将河南安阳殷墟发现的刻在甲骨上的文字当作中国文字的“祖先”，这种文字的历史约3000多年。人们先后又从山东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发现了许多刻画符号，不仅其数量增多了，而且符号的象形意义也逐渐明晰了。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人们先后又在山东莒县陵阳河及大朱村、山东诸城前寨等遗址出土的大汶口文化时期的陶器上，连续发现了图画文字。因为这种图画文字是刻画在陶器上，故简称为“陶文”。人们仅在山东莒县陵阳河遗址，就发现十馀个不同形体的陶文。这些陶文只勾勒边缘，中间空虚，没有明显的笔画走向，写实性较强，其符号性还很弱，确有明显的原始性。有的刻画在大口陶尊“表面极显著的位置，形体接近商代的青铜器铭文，多数古文字学者认为是文字”（2）。“说它就是正式的文字的产生，理由并不十分充分。但是，如果认为它与文字毫无关系，恐也难以令人信服。目前的基本趋势是，承认上述陶文确是图像文字的人越来越多，这种文字与后来的甲骨文也有一定的联系，这也是事实”（3）。人们知道，殷商甲骨文是我国考古发现的成系统的文字，但它却决不是最早的文字。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先后又在山东邹平县苑城龙山文化遗址，发现陶文12字；在邹平县丁公龙山文化遗址发现陶文11字。其年代比殷商甲骨文要早八、九百年（4）。经国内30多位考古学家、古文字家鉴定，绝大多数专家对丁公陶文基本上持肯定态度，认为这是一种文字（5）。
从丁公陶文的整体章法布局看，竖排五行十一个字，右起第一行为三个字，其馀四行，每行均为二字。整体布局基本上是匀称的，是有规律可循的。刻写排列有序，行距的间隔也有定规，并非信手捻来。从右至左，自上而下，与后世的书写款式相合，有的专家认为，这是一则记事文辞，是颇有道理的。从每个字的形体结构看，除了右二竖行上第一个字，具有明显的动物形状之外，其余均不能确定。由此可以确信，丁公陶文并非图画。仔细分析字形，除右二行上第一、二两个字是独体字外，其馀大多是合体的。有的是左右结构的，例如右起第一行第三个字，与右起第五行第二个字。也有的是上下结构的，例如右起第四行第二个字。还有的是由三个单体合成的，例如右起第四行第一个字，等等。再从刻写的特点看，独体字的刻写，运行流畅，一笔到底，例如右起第五行第一个字。右起第一行第一、二两个字，虽还不好确定其是独体还是合体，但可以看出刻写者的手法娴熟，行笔果断，神气贯通。再如右起第四行第二个字，为上下结构，虽不见连笔，但上部的收笔与下部的起笔之间，相互承接得紧凑自然。还有右起第四行第一个字，笔画繁多，
由此可见，丁公陶文的结构布局排列有序，开后世汉字书写款式之先河。其形体结构，层次分明，是完全符合文字结构的体式和规律的（7）。
1996年，考古工作者在山东桓台县田庄镇史家岳石文化遗址上发现的甲骨文，考古学家认为，它比殷商甲骨文要早三百多年（8）。考古发掘的大量资料证明，早在大汶口文化时期，东夷人就已经有了最原始的文字——图画文字，“其中有的与甲骨文颇相似”，“与我国后来正式文字的产生有一定的联系，这是没有疑问的”（9）。
龙山文化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进入文明的伟大变革时代。山东邹平丁公陶文的发现，或可证明孔子所说“大哉，尧之为君……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10）的载录是有根据的。这对于研究探索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对研究中国文字的产生、发展和演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齐鲁文字
春秋战国时期，以齐国为中心的鲁、邾、莒、杞、滕、薛、纪等诸侯国的铭器文字，逐渐发展演变，以齐国文字为盛，形成了一种颇具地方特色的东方文字体系，被人们称之为“齐系文字”（11）。自春秋中期以后，列国文字开始发生了变异，其共同点为书体高长，笔画变为直线，与西周之曲线笔画异趣。齐陈曼簠之严整、劲直峭拔，堪称齐系文字之杰作。其形体结构和书写风格都日渐失去了西周文字的特点，这从齐、鲁出土的文物古器上的文字可以看出。鲁国文字的书体形式，最初与周王室古器上的文字相同，行笔较短而敦厚，风格凝重而端严，而到后来，转为行笔颀长而纤劲，风格清新秀丽，这正与齐器上的文字体式是非常相似的（12）。
“齐系文字”，劲直峭拔，其名目繁多，主要有齐系陶文、金文、简牍文三类。
齐系陶文
陶器可能是人类书写文字的最原始的物质材料。中国文字的祖先应是陶文，因它比甲骨文要早近两千年。中国考古专家经过多年研究认定，大约在5000年前，中国就已经出现了文字。这一发现，将中华民族发明文字的历史推前了大约2000年。大量考古资料证明，先齐东夷人早在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时期的陶器上就已经载有陶文了。
今传世之陶文，多为春秋战国时期齐、燕遗物，而齐国陶文又最为发达。山东黄县归城出土的“賹”字陶文，是东周时典型的齐国文字，而且出现的频率很高，但仅见于陶器钤文。山东潍县治浑街九龙山遗址，出土了战国时代带有戳印陶文的器物。此类陶器器形并带有印文者，在山东聊城东阿故城及菏泽的郜国故城也都多有发现。在济南东的平陵城一带也出土了与临淄的陶器内容形式完全相同的陶文，且数量较多，尤为重要。在山东滕县故城文公台附近出土的陶文，是钤印在一件陶量器上的，考古报告认为，是“陈譍立事岁□”六字（13）。经察拓本，与齐陶文同类内容比较，其全文似应为“陈譍立事岁亳釜”。此外，据天津静海一带的考古调查和发掘的文物资料看，这里也出土了成批的齐国按印文字的陶器和铭文兵器。无论是其形制特点，还是种类组合，均明显地表现出浓郁的齐文化色彩，研究者认为，这一地区在战国时曾属于齐国所辖（14）。
齐国陶文一般为玺印按制者居多，也有刻画者，其字形大多体势宽博、恣肆狂放，具有边框，多为阴文，与齐玺印文相似，可作互证。齐陶文印面大量的呈正方形、长方形，而少量为圆形、三角形及不规则的印面。陶文为制陶者印刻在陶器上的文字，因此“物勒工名”，便成为齐陶文的最基本的格式。陶文辞例有的很简单，仅书姓名，例如“陈（讠旱）”、“王（疒丑）”（15）等；有的则较复杂，冠以籍里，例如“西酷里陈何”等（16）。齐国陶文辞例依其属性，则有官营、私营之别；按其应用范围，则或明示诏令，或“物勒工名，以考其诚”。例如，官营陶文辞例有：王卒某鄙某邑里人某，如：“王卒左鄙城阳邑平丘里人曰得”；王卒某（簋）某邑某里某，如：“王卒左
（簋）昌阳邑莒里□”（17）；某立事岁某里（簋）亳某，如“王孙陈棱立事岁左里（簋）亳区”（18）；某（省、鄙）某邑某里（簋）亳某，如：“昌齐（鄙）陈固南左里（簋）亳区”（19）；王
（簋）某里某，如：“王（簋）莒里得”（20）。私营陶文辞例有：某鄙某邑某里某：“绍綤（糹邵）鄙蒦阳邑南里口”（21）；某鄙某里某，如：“綤鄙大陶里郑”、“綤鄙大陶里犬”、“左南郭鄙辛罟里賹”（22）；某邑某里某，如：“蒦阳邑南里□”；某邑某里陶者某，如：“蒦阳南陶者心”（23）；某邑某里人某，如：“蒦阳邑南里人郑”（24），等等。
齐国陶文还有很多为量器上的文字，旨在标示该器是由国家统一监制、合法流通的，并且标录出监制者的姓名。有的还标出纪年及各级官职，比一般陶器上的陶文显得复杂。这种“立事”纪年的形式，在当时是记得很清楚的。所谓“陶者”，即指陶工。如《庄子·马蹄》载：“陶者曰：我善为埴。”齐玺有“齐陶正（马页）”（25）。“齐陶正”，即齐国管理陶者的官吏。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有“昔虞阏父为周陶正”可证。
由于是量器上的文字，因此若干陶文还缀以量器的计量单位，诸如：“豆”、“区”、“釜”等。例如：“訚之陈赍参立事岁左里（簋）亳豆”、“昌櫅陈□南左里（簋）亳区”、“陈□立事岁安邑亳釜”（26），等等。2002年，山东新泰出土的齐国官器量陶文，其印面大而字多，极为罕见，对研究齐国的地理、历史、仓廪和量器制度都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从清末至今的百余年间，累计发现的齐国量器陶文不过数十件，而在山东新泰出土的大批刻有齐国陶文的陶具中，一次就发现了数百件，从大量陶片中拣选出陶文近300片，铭文完整和比较完整的有百余片，实属罕见。
齐国陶文中还有陶玺文。“玺”亦作“土尔”形，从土，取印于泥土之义。《淮南子·齐俗训》曰：“物乃可正，若玺之抑（印）埴”，可为其确证。齐陶玺印面均很大，多呈长方形，其文字也比较多，与金玺、玉玺不同。今见于《古玺汇编》的有：“陈□立事岁安邑亳釜”、“陈榑三立事岁右廪釜”、“陈□（得）三奠阳”，等等。
齐国陶文所涉及的地名也很多，其中确属齐地、鲁地，见于《季木藏陶》的有“蒦(画)（□易）(阳)”(临淄)、“不箕阝(其)”(即墨)、“平陵”(汶上)，等等。
齐国陶文的异体字很多，例如“陈”字，当时就有四种字形，这反映出齐国当时处在社会下层的陶艺手工业者所使用的文字，具有较大的分散性、随意性。
此外，瓦当是以陶土为质料的，因此瓦当文字也应当属于陶文。齐瓦当文字反映了齐人的理想与追求。其内容涉及宫廷、苑林、官署、宅居、祠堂、墓地、纪事、吉语等多类，其文字，少则一二字，多则十几字。如今人们只能见到齐地汉瓦当文字，常见的多为圆形瓦当，半圆瓦当。圆瓦当文辞有“万岁未央”、“延年益寿”、“千秋万岁”、“万岁万岁”、“千秋万岁安乐无极”之类的颂辞吉语。半圆形瓦当上常见的文字有“大赍”、“天赍”、“天齐”、“千秋”、“富贵”、“延年”、“千万”、“未央”、“亿年长富”、“汉道光明”等吉祥如意之语。
齐瓦当文字的形体，以隶书为主，兼及小篆，其结构形式，有二字左右分置式，也有四字等分式布局，或结字大小不一，显得洒脱自然，或体势舒展挥洒，笔体刚柔相济。文字的线条在疏密、曲直、刚柔等方面达到了高度的和谐统一；或遒劲峭拔，或流美酣畅，既有表意性，也有装饰性，浑然天成，叹为观止。字形结构严谨，疏密有致，不仅为表意的象征符号，而且也应视为书法艺术品，这是研究齐文字及书法艺术的宝贵资料。
注释：
（1）《山东滕县北辛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
（2）李学勤《古文字学初阶》，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0页。
（3）、（9）逄振镐《东夷文化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12、373页。
（4）马良民等《山东邹平县苑城村出土陶文考释》，《文物》1994年第4期，第86－88页。
（5）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东邹平丁公遗址第四、五次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第4期，第298—299页。
（6）王宏理《丁公陶文之初步研究》，《浙江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
（7）《齐文化通论》，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322－323页。
（8）《中国文物报》，
（10）《论语·泰伯》。
（12）李福顺等《中国春秋战国艺术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0－93页。
（13）《考古》1990年第一期。
（14）《考古》1995第1、2期。
（15）、（17）、（22）周进《季木藏陶》1943年版。
（24）《文物》1988年第2期。
（25）李学勤《战国题名概述》，《文物》1957年第7－9期。
（11）、（16）、（18）、（19）、（20）、（21）、（23）、（26）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78、85、87、88页。
2004．8．30（原载《淄博学院学报》）
齐鲁古文字论略（之二）
－－齐系金文、简牍文
张英基
摘要：山东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遗址出土的大量文物资料和古文字材料表明，先齐、齐鲁古文字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本文从古文字学、齐鲁文化的角度，将齐鲁文字归纳为陶文、金文、简牍文三大类，并对每一类文字的具体形态及其特点作扼要分析、评述，试图揭示其齐鲁文化的底蕴。探讨齐鲁古文字的产生、发展及其形态、特点，对研究汉字的产生、发展及演变，对探索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无疑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先齐文字 齐鲁文字 陶文 金文 简牍文 形态 特点
齐系金文
金文是指铸或刻在金属器物、货币、玺印、符节之上的文字符号。
齐系金文的收集和研究，早在宋代就已经开始了。宋代齐地人赵明诚《金石录·齐钟铭跋》载：“宣和五年，青州临淄县民于齐故城耕地，得古器物数十种，其间有钟十枚，有款识尤奇，最多者凡五百字。”其中“款识尤奇”者，即指著名的齐叔夷钟、镈等器铭。此后，历代不断发现，至今见于著录的齐国金文约有百余篇。从这些作为齐系金文载体的器物上看，有钟、镈、鼎、鬲、敦、（簋）、釜、盘、爵、觶、壶等。此外还有兵器、货币、玺印、符节等。从其制作时代看，西周、春秋、战国均有，以春秋中期以后者居多。从持器者的身份看，有齐侯国氏、高氏、鲍氏、陈氏等卿大夫以及贵族。从铭文篇幅字数看，有长有短，多者达五百余字，少者仅有一、二字。
齐系金文具体又可分为礼器铭文、量器铭文、兵器铭文、货币铭文、玺印铭文、符节铭文，等等。
春秋时常见的礼器铭文，到战国时仍在继续流行。齐系礼器铭文的笔画圆劲凝重，字数较多，或记言、或纪事，题材广泛，形式多样。内容多系因某事为先人制器，云云。春秋末年，陈田子逐渐控制了姜齐命脉，后来田齐取代了姜齐政权。这从此时的礼器铭文中就可以看出，陈氏之“陈”，与陈国之“陈”，在字形上有着明显的差异。现已确定为战国田齐礼器铭文的就有：陈逆（匚古）、陈逆（簋）、陈曼（匚古）、陈喜壶，等。陈逆，《左传·哀公十四年》载有“陈逆杀人”、“陈逆请而免之”，可证。陈曼（匚古），即田襄子盘，《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载有“田常卒。子襄子盘代立，相齐”，可证。田齐建国以后，还有了明确纪年的礼器铭文，其中以“十年陈侯午敦”、“十四年陈侯午敦”，最为著名。“陈侯午”，即太公和之子齐桓公，“十年”、“十四年”，分别为公元前365年和公元前361年。
齐系量器铭文是战国铜器铭文中独特的品类，载有许多容量和重量单位，是研究这一时期度量衡方面的珍贵资料。据清末金石学家吴大瀓《愙斋集古录》载，清代咸丰年间，在山东胶县灵山卫出土了三件著名的齐国铜量器：“子禾子釜”、“陈纯釜”、“左关（钅和）”。“釜”、“钅和”为计量单位，
齐国兵器铭文最为发达，数量大，品类多，这与齐国重兵尚武的风习和军事兴国的传统不无关系。齐兵器铭文，多为铸造而成，铸款的铭文较规整。字体结构，体制宽博，行笔粗犷。因此齐兵器铭文虽数量多，但每件的字数却较少，这是齐兵器铭文的一大特点。齐兵器铭文格式较简略，字数很少，有的仅记地名。例如：阳（二戈），山东沂水、平（阝金）（阴） （三剑），山东平阴，等等。有的在地名后，间或加上“造戈”者，例如：“高密□（造戈）”等。有的地名还附有里名，例如“成□（阳）辛城里鈛”（二戈），山东莒县，等，这为齐兵器铭文所特有的格式。有的地名后，往往还缀以“左”、“右”，例如：“城阳左”(戈)，莒县；“昌城右”（一戈），淄博东南，等等。显而易见，“左”、“右”应为“左戈”、“右戈”之省略形式。（《齐文化通论》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331－332页）
齐系货币铭文，以刀币文最有名。刀币，取像于刀削之形。《管子·国蓄》载，先王“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管子·山权》曰：“汤以庄山之金铸币”、“禹以历山之金铸币”。凡此等等，足见齐地为刀形货币的发祥地和主要流通地区。齐刀币的面文主要有：“齐夻(大)化”、“齐之夻(大)化”、“齐之化”、“节墨夻(大)化”、“节墨之夻(大)化”、“安阳之夻(大)化”、“齐返邦（立长）(长)夻(大)化”。“夻化”，为齐刀币铭文的专用术语，旧读为：“法货”。在王献唐的《临淄封泥文字目录》、裘锡圭的《战国货币中的市》、吴振武的《战国文字铭文中的刀》诸文中，均将“夻化”，读作“大刀”。“节墨”即“即墨”，“安阳”即曹县，均为齐鲁古地名。有的古钱币专家将“齐返邦（立长）夻化”刀铭中的“返”字，或释读为“建”，或释读为“造”，从而与姜齐建国相联系，并认定其为齐桓公称霸时所铸行的货币(郑家相《中国古代货币推究》)。
战国末期，齐国受秦货币影响，铸行了一种圜钱，其形扁平而圆，中有方孔，外有框，币面铭文有“賹化”、“賹二化”、“賹四化”、“賹六化”四类（3）。这种齐賹化圜钱，专家鉴定为战国末期齐襄王复国以后所铸行的货币。有的学者将“賹化”，释为“今山东寿光县西南益城所铸”（4），可为一说。齐圜钱往往与齐刀币同时出土，这说明二者之间有子母相权的兑换关系（5）。
上述可见，齐国货币文字具有简明扼要、文省意明的特点，多者五、六字，少者二、三字，这表现出齐国货币在铸造、流通和管理方面是十分严谨的，有着比其他各国更强有力的管理制度和统一措施。
玺印、符节铭文，均为古代作凭证的一种信物。《说文》曰：“玺，王者印也，所以主土。从土尔声。玺，籀文从玉。”其实许慎的解说与战国时玺印的实际不尽相合。齐系玺文，“玺”亦作“土尔”、“鉨”等形，且尊卑均可使用，并非“王者”专用。只是齐官玺印面一般比私名玺印大一些而已，文字也较多些，因此其史料价值、文字价值也比较高。齐官玺印文风格特异，较易辨识。其玺印面通常呈方形，多为白文，其字形粗犷。其形制也很特异，有的在印面上方有突出，呈“凸”形，有的在印面上、下方均有突出部分，呈“□”形，如“齐立邦鉨”、朱文“左桁”诸玺印（《古玺汇编》），均属于此类形制。
符节也是古代作为凭证的信物，有兵符、虎符、马节等。战国时，唯秦国有兵符铭文，而齐国有马节铭文。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中就著录了一件罕见的齐国马节铭文：“齐节大夫五幸”，可证。
齐系简牍文
简牍是竹简和木牍的合称，既指用竹、木制成的书写材料，又指在这种材料上书写的文字。中国古代用竹、木制成的书写材料，是我国最早的正式书籍。
古代无纸，以青丝绳贯竹简为之。用绳贯穿，故谓经。经者，今所谓线装书矣。竹简文字取竹为材，既经济，又方便，远胜于金石。因此竹简便成为春秋战国时代最主要的书写材料。用竹者曰“册”（策），一根竹片叫做“简”，把多根简编连在一起叫做“简策”，“策”意与“册”相同；一块木板叫做“板”，写了字的木板叫做“牍”，一尺见方的“牍”叫做“方”。《尚书·金縢》曰：“史乃册祝”；《尚书·洛诰》曰：“王命作册逸祝册”；《尚书·顾命》曰：“命作册度”。以上“册”字或假鞭策之“策”字为之。《仪礼·聘礼》曰：“束帛加书将命，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仪礼·既夕礼》：“书遣于策”，“书瑁于方”。《周礼·春官宗伯·内史》：“凡命诸侯及公卿大夫，则策命之”，“以方出之”。《左传》：“灭不告败，克不告胜，不书於策”，又“名藏在诸侯之策”是也。曰“简”，《诗·小雅》：“畏此简书”，《左传》：“执简以往”，《王制》“太史执简记”是也。《礼记·中庸》载：“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字多者编简而书之，字少者书于方。简贯以绳，而方不贯以绳。以其用绳故曰编，以其用竹故曰篇。方，版牍也。古者师徒讲习，亦用方誊写。《尔雅》曰：“大版谓之业。”故曰肄业、受业。《管子·宙合》云：“修业不息版”，“圣人著之简筴”。修业者，修习其版上之所书也。版，版牍。竹简繁重，非别版书写，不易肄习。简筴，即简策（册）。王充《论衡·量知》载曰：“竹生于山，木长于林，……截竹为筒，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又曰：“断木为椠，析之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牍”。可见，简策一般为长篇著作或文字，而版牍则主要用于记录物品名目或户口，也可画图和通信。
据考证，在公元前1300多年（商代末期），我国就已有了简策，后世一直沿用到印刷术发明之后，其间以春秋到东汉末年最为盛行。东汉以后逐渐为纸写本所代替。
迄今发现最早的简牍实物是战国时期写有文字的竹简和木牍。
齐简牍文，西汉时，人们曾在中原地区发现过战国齐竹简“壁中书”(6)。后来，一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才有大宗的考古发现。1972年，考古工作者从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一号墓葬中，发掘清理出残乱的齐简牍4900馀枚。这批简牍文字的内容，多为论兵著作，诸如《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六韬》等。其中有与通行至今版本略有差异的论政诸子书，如《晏子春秋》等，还有一些是至今未见著录的其他杂著。在这批齐简牍文字中，尤为令世人瞩目的是《孙子兵法》残简200馀枚，载2400馀字，其中有《孙子》残简13篇，《孙子》轶文残简4篇。还有题为《吴问》的残简9枚，计250馀字，记载了孙武与吴王阖庐的问对之辞。同时，还发现了失传一千七百馀年的《孙膑兵法》书简240馀枚，6000馀字（7）。依据最新整理，山东银雀山一、二号西汉墓，共出土竹简7500馀枚，其中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管子》、《守法守令等十三篇》等先秦典籍。其中《孙子兵法》竹简233枚，分上篇十三篇和下篇佚文五篇；《孙膑兵法》竹简222枚，为16篇。
而木牍则是与竹简质地形体不同的书写材料，是由长方形木板制成的，两面削治平滑，以供书写。文献中称“牍”，或称“版”，亦作“板”。《论衡·量知》曰：“断木为椠，析之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牍。”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也发现了一些记篇题的齐木牍文字。《孙子兵法》篇题，即为木牍文字，是由六块碎片拼成的，原先许是缚在盛竹简的书囊之外的。所记的内容似为13篇的题名，共列三排：第一排因残缺过甚，已不能分辨了；第二排似分为五行字；第三排分为五行字，清晰可见（8）。
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的这批齐简牍文的字形方正、扁长不拘，笔画肥瘦浓淡，横笔、撇、捺有波磔，点面有明显的起伏和波势，用笔提按顿挫，有轻重、刚柔、疾徐之变。字形体制基本保持了秦隶的一些特点。例如实现了汉字笔画化，将小篆圆转弧形的线条，变为方折平直的笔画，基本上摆脱了汉字的象形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符号化，成为“不象形的象形字”(9)，其笔画也进一步地简化了。但秦隶毕竟是从古文字脱胎出来的，因而个别字画仍有篆意，还保留了一些篆书的痕迹。
以上这些齐简牍文字虽出自无名书手，但却具有较高的艺术性，而且书写风格多样，从文字学和书法艺术的角度看，也都是极其珍贵的资料。
注释：
（1）《玺汇》0289、（2）、（3）、（5）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78、85、87、88页；
（4）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6页；
（6）《汉书·艺文志》；
（7）、（8）山东银雀山汉墓《孙子兵法》部分竹简照片、摹本；《孙子兵法》十三篇篇题木牍照片、摹本，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第28、128－131、14l页；
（9）《鲁迅全集·门外文谈》，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
2004．9．1（原载《淄博学院学报》）
齐鲁古文字论略（之三）
－－齐系文字的内容及其特点
张英基
摘要：山东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遗址出土的大量文物资料和古文字材料表明，先齐、齐鲁古文字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本文从古文字学、齐鲁文化的角度，将齐鲁文字归纳为陶文、金文、简牍文三大类，并对每一类文字的具体形态及其特点作扼要分析、评述，试图揭示其齐鲁文化的意蕴。探讨齐鲁古文字的产生、发展及其形态、特点，对研究汉字的产生、发展及演变，对探索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无疑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先齐文字 齐鲁文字 陶文 金文 简牍文 内容 特点
齐系文字所记载的内容长短不一，少则一二字，多则几百字。但均能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不同程度地反映出齐鲁古代社会生活的历史概貌。它不仅具有文字认识价值，而且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一、齐系文字的内容
其一，称颂弘扬先祖之美。
据《礼记·祭统》载：“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也。”“铭者论撰其先祖之德善、功烈、勋劳、庆赏、声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意谓先祖有功德之美，后人作器铸铭而颂扬之。春秋中叶，齐国鲍氏所作之器，记其祖先曰：“鲍叔又成荣于齐邦，侯氏赐之邑二百又九十又九邑，与寻之民人都鄙”。再例如战国时期，齐威王所作的《陈侯因（次月）敦》铭文曰：“皇考考试桓公恭哉！大谟克成，其唯因齐扬皇考绍踵高祖黄帝，保嗣桓文，朝问诸侯，答扬厥德，诸侯寅存吉金”云云。据《十年陈侯午敦》铭文载，田齐桓公午十年，有群邦诸侯朝齐，献以吉金之举，故其子作器铭以称扬之。
其二，纪功行赏册命。
此类铭文多是因作者建立了军功、业绩，受到齐侯的赏赐、嘉奖或册命而作的。例如，春秋齐灵公时的《叔夷钟》的铭文，载录了叔夷勤于军事，深受齐侯赏识，而赐之以大量的土地、奴隶，并册命叔夷为左正卿，“摄命于外内之事”。再例如，齐庄公时的《庚壶》铭文，记述了庚在与莱人交战并灭莱等多次征战中，建立了赫赫战功，以及齐侯赐之以“邑司、衣裘、车马”等史实。
其三，记录为亲属或自己作器。
此类铭文的数量在齐系金文中是最多的。其中有为祖先所作的祭器，有为出嫁之女所作的（女娄）器还有的为亲属或自己所作的日常用器等。其铭文多为说明所作器物的用途。诸如“祭器敦”、“媵壶”、“盥盘”，等等。
其四，记载典章制度的条文。
此类铭文在齐国度量衡器物上比较多。其中以战国时期的“子禾子釜”、“陈纯釜”、“左关（钅和）”三件最具有代表性。其铭文虽多有缺损，不易通读，但仍不难看出，其铭文记载了这些器具是以仓廪量器作为校测的标准制作的，关人在征收关税时，若加大或减小它的容量，营私舞弊，则将依法惩处。这些量器铭文，可视为我国比较早的度量衡管理法规条文。
此外，从齐系文字中，还可以了解到春秋时期齐国的职官制度及其沿革变化。例如，当时设有“太宰”、“左正卿”、“大徒”、“工师”等官职。“太宰”一职，见于春秋时的“太宰归父盘”等器，可知“太宰”为春秋时齐国执政之卿。据“叔夷钟”可知，齐灵公时，设有“左正卿”之职；齐景公以后设有左右相之职，等等。由此可知，春秋中期以后，齐国已不再设“太宰”官职，或不以此职为执政卿了。
二、齐系文字的特点
以齐国文字为中心的齐鲁诸国文字（齐系文字），逐渐发展演变，呈现出一种颇具东方
特色的风格特点。
齐系文字凝重，其体式自由灵活，丰富多彩。仅以齐系陶文与其他各类文字加以比较，即可看出。例如：齐陶文“□”（立）（《陶文编》10.70）与齐玺印文“□”（立）（《古玺汇编》0289）；齐陶文“□”（丘）（《陶文编》8. 16）与齐玺印文“□”（丘）（《古玺汇编》0277）；齐陶文“□”（马）（《陶文编》10.68）与齐玺印文“□”（马）（《古玺汇编》5540）；齐陶文“□”（者）（《陶文编》附6）与齐金文“□”（者）（《陈纯釜》）；齐陶文“□”（昌）（《陶文编》附31）与齐金文“□”（昌）（《小校经阁金文拓片》
春秋末期到战国中期，一般说来，齐系文字的形体稍长，笔画比较纤细。这与春秋前期那种形体方整，结体舒朗的铭文颇有区别。这一时期的齐系文字已呈现出十分明显的地方色彩，颇令人注目。例如：“□”（孝）（“陈侯午敦”、“陈侯因□敦”）；“□”（台）（“陈侯午敦”、“陈喜壶”）；“□”（宗）（“陈逆古”、“陈喜壶”）等。
战国时，莒国的“□（莒）侯（簋）”（《三代吉金文存》（簋）”与齐国量器“子禾子釜”比较，字形虽相近似，但前者的字形显得修长。例如：“莒侯（簋）”与“子禾子釜”中的“□（丙）”、“□（皇）”、“□（月）”、“□（祭）”诸字的比较。
齐系文字中，凡属田齐陈氏诸器，无论是春秋时期，还是战国时代，“陈”字皆从土，“陈”字下加“土”字，而无作“田”字者。而陈国金文中的“陈”，则为“陈文”形。由此可知陈完奔齐后，为区别于故国之“陈”，乃改为“陈土”，“陈”字下加“土”字。
齐系兵器铭文，多自铭为“徒某”、“散某”。凡“戈”，多从金，作“鈛”。凡“戟”，则多作“□”或“□”。凡“造”字，则作“锆”、“穴火告（上“穴”，下“火告”）”、“艁”等形，且齐系金文均为铸出，非为刻画，这是齐系文字的突出特点。
以上这些文字体式都很具有齐鲁地域特色，是齐系文字有别于其他诸侯国文字的突出特征。
当同一个地名分别见于几个诸侯国家时，则可以依据文字的特征来判定其国别。例如，“平阳高马里鈛”（《三代吉金文存》19.44一戈）、“平陆左□”（同前20.9二戟）。“平阳”这一地名，在战国时，分别见于鲁国（邹县）、韩国（临汾）、赵国（临漳）、卫国（滑县）、秦国（岐山）；“平陆”这一地名，分别见于齐国（汶上）魏国（平陆）。根据上述两种兵器铭文中的“平”字作“□”（上“示”下“木”形），“戈”字作“鈛”形，“戟”字作“□”形，加以分析比较，则可以判定这两件兵器铭文中的地名“平阳”和“平陆”，应分别属于鲁国（邹县）和齐国（汶上），而这两地，又均属于齐系文字的范围之内。
齐系文字往往还有这样的情况，同一个字却有很多种写法。这除了反映出齐系文字的兼容性与多样性的特点以外，也反映了当时异体字之繁多和书写者的随意性。例如“齐”字，在“陈曼（匸古）”与“陈纯釜”中的写法均不同；“陈侯因（次月）”与“陈纯釜”中的“者”字的写法也各不相同；再如“世”字的写法，在“陈侯午敦”同一种物器上就有好多种。（《齐文化通论》第341页）
齐系文字的装饰笔画也颇为醒目，令人关注。其装饰笔画多是在原有文字的基础上增加一笔，诸如横画、竖画、斜画、圆点等附加的赘笔，例如“陈喜壶”中的“族”字、“客”字；“陈纯釜”中的“安”字，等等。（同上）
春秋中期以后，齐系各种铭文，还流行一种“某某立事岁”的纪年格式，有的还缀以特殊的月名和纪日干支，所用月名有“咸月”、“饭者月”、“冰月”等。例如“国差立事岁咸月丁亥”、“公孙灶立事岁饭者月”等。（同上）
“立事”一语，最早见于甲骨文中，但中经西周，直至春秋后期，却唯独见于齐系陶文、金文之中。扬雄《法言·重黎》曰：“或问周官，曰立事。”“立事”亦作“位事”，《管子·问·内言》曰：“群臣有位事，官大夫者几何人？”又作“莅事”，《左传·襄公二十八年》曰：“尝于大公之庙，庆舍莅事。”凡此种种，均有主持事务的意思。“立事”者既可以是君王，也可以是执政大臣，还可以是“都邑大夫或关尹之类”的地方官（李学勤《战国题铭概述》，《文物》1959.7）。在“立事岁”之前标有“再”、“参（三）”、“四”等，应视为“立事者”的任职届数。“立事者”之后的几种月名，也是齐系文字所专用的，这也是齐系文字所独有的特征。
此外，在齐系铭文中，常用“子某子”格式，这也是齐系文字所特有的一种称谓形式。例如“子禾子”（子禾子釜）；“子栗子”（《古玺汇编》0233）；“子圶子”（《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年第一期）；“子啺子”（《文物》1982年第3期），等等。
上述齐系文字的种种特点及其特殊的字词和表达方式，是识别鉴定齐器的重要依据，这对认识和了解齐系文字的发展与演变具有十分重要的认识价值。
参阅书目：
宣兆琦《齐文化通论》，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
李学勤《古文字学初阶》，中华书局1985年版；
逄振镐《东夷文化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中华书局1989年版；
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李福顺等《中国春秋战国艺术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004．9．2（原载《淄博学院学报》）
张英基 2016-4-15收集整理稿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