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文化的理想人格境界与魅力（之五）
——荀子的人格境界与魅力
张英基
摘要：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华夏文化是何等的灿烂，先人留给我们的文献典籍是何等的丰富。在浩瀚如海的古典文献宝库中，我们诵读着，激动着，感悟着。除去了这精美的文词和超凡的意境外，折射在我们面前的便是古代贤哲文士们的人格境界与魅力了。
古代的哲人们早已逝去了，留下的只有这些万古不朽的文字，而他们的人格境界与魅力正蕴涵其中与之长存。每每读起这些文献典籍时，便会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推动着我们，令人心潮起伏的走向他们。这便是人格境界与魅力之所在，是它在作用着一代又一代人们的心灵。
关键词：齐鲁文化 理想人格 境界 魅力 荀子
荀子虽为赵人却长期游学于齐，三为祭酒，为齐国客卿、稷下学士。其思想自成一体。解读《荀子》，便可以清楚地看出，荀子的思想既不纯属于正统的孔、孟儒家，也不属于道地的法家，而是融汇了诸家之说，博采众长，自为一体，立独家之论。
荀子生活在动乱的战国时代，其时，礼衰乐崩，道德沦丧，而他却能凭“道”，自任自重，以修身为己之要务，坚持理想，追求崇高的人生境界，抱着实事求是的人生态度，守住了儒家持“道”的人格传统，充分表现出荀子人格的一致性。荀子对现实社会既有冷静严肃的批评态度，又有充分的自由性与灵活性。
儒家先哲既重视个人发展以谋取社会幸福，同时也重视社会责任以达到个人之完善，个人不可侵犯之尊严与人生价值是儒家的核心信念。孔子以“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1）定义为理想人格的最高境界，他所提倡的君子人格，则体现的是一种人的道德水准和才智结构。对于荀子而言，其人格的一致性，正体现在他以儒
荀子从一名游士成长为儒学大师，他选择了儒家思想为其主要精神支柱，以知识和德行为其安身立命之本，以“道”自任自重，而没有沦落为“嗜欲”者之流，始终保持着人格的独立与尊严。
战国末年，士的流品极其复杂。《战国策》生动地载录了形形色色各类人物的面目。诸如“天下之士合从相聚于赵”中所描绘的士人如同一群狗，稍加物质金钱的利诱，便会分化相争。此类士人在知识层中不会是个别的，他们之所以追名逐利，物欲横流，实为时代风气之熏染。孔子要求：“士志于道”（2）；“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3）；“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4）；“君子固穷”、“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5）。而好利之士，诸如苏秦、张仪之流，则完全走上了与此相反的道路。他们早把“任重道远”的社会责任抛之脑后，正如荀子在《荀子·非十二子》中所谴责的：“今之所谓士仕者，污漫者也，贱乱者也，恣睢者也，贪利者也，触抵者也，无礼义而唯权势之嗜者也。”他还批评了那些“陋儒”、“俗儒”、“偷儒”、“贱儒”、“腐儒”之辈，以知识换取口食，固然无可非议，但却不顾人格尊严与廉耻而只贪图吃喝享乐。例如在同篇中，他还写道：“偷儒惮事，无廉耻而嗜饮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在《荀子·大略》中又说：“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将言行一致者，视为“国宝”、“国器”、“国用”，把“口言善，身行恶”、口是心非者，斥之为“国妖”。当然仅有抨击还是不够的，荀子还以自己为正身之楷模。在物欲横流的世风下，他依然呼吁：士的天职是正身并肩负道义。《荀子·哀公》引用孔子之言曰：“所谓士者，虽不能尽道术，必有率也；虽不能遍美善，必有处也。”《荀子·尧问》引用周公之言又强调说：“彼正身之士，舍贵而为贱，舍富而为穷，舍佚而为劳，颜色黎黑而不失其所，是以天下之纪不息，文章不废也。”荀子所赞扬的“通士”、“公士”、“直士”、“悫士”、“正身之士”等等，都是指把道义视为人生第一要义的士。例如《荀子·修身》说：“士君子不为贫穷怠乎道。”《荀子·荣辱》则主张：“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挠，是士君子勇也。”可见，荀子承袭了孟子的“大丈夫”人格范式。道高于势，道理如矢。但在现实社会中真正能付诸实践的并不多，“正谏死节，臣下之杂也”（6）。荀子把那些为国家而不怕杀头，敢
荀子主张“性恶”说，认为“人之性恶”、“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嫉恶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要用“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矫正人之恶性（9）。因此，他非常重视后天的学习与修养，强调以修身为本，追求理想人格境界。
夏、商、周三代，可以说基本上是神灵的世界。春秋开始，人的价值、地位取代了神灵的地位，老子把人还给自然，孔子则把人还给社会。人的自觉意识、人生价值促进了人的主体积极性，故“人能弘道，非道弘人”（10）。因此个体在“道”的实现过程中所承担的责任，就显得异常重大。为了确保士人的个体足以担此重任，精神修养便成为人的关键性的活动。试想，当时士人之以自任者如此之大，而客观的凭藉又如此之薄弱，他们除了精神修养、精神力量之外，还有何可靠保证能足以肯定自己对于‘道’的信持呢？所以从孔子开始，“修身”便成为知识分子的一个必要条件。“修身”，最初源于古代“礼”的传统，是外在的修饰，但孔子以后将其转化为一种内在的道德实践，其目的和效用则与重建政治社会秩序是密不可分。孟子则鼓励说：“人皆可以为尧舜”，“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11）。强调士人只要人格本体的内省修养到家，独立的道德意志便可以完成，这是立足于人先天的善性与道德自律的可能性。荀子对此有所发展，他从现实的群体规范秩序出发，按“礼”的标准来修身，其方法：一是学“礼”；二是求师；三是专心一志，持之以恒。他说：“扁善之独：以治气养生，则身后彭祖；以修身自强，则名配尧舜。”“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内省而外物轻矣”（12）。又说：“好法而行，士也；笃志而体，君子也；齐明而不竭，圣人也。人无法则伥伥然，有法而无志其义，则渠渠然，依乎法而又深其类，然后温温然”（13）。在此他对人格道德的完善，赋予了时代内容，超越了孟子人格的内向归宿，而着眼于族类整体的外在规范，非常注重客观现实的人为学习、修养、改造，修身不仅仅是个体的仁义孝悌，也是满足社会统治的礼法纲纪需要之手段：“入孝出悌，人之小行也。上顺下笃，人之中行也。从道不
“名正则治，名倚则乱，无名则死，故先王贵名”（15）。荀子在批判诡辩派“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16）的同时，提出客观求实的“正名论”，强调实事求是的人生态度。荀子认为，要使人们的言行统一，遵守礼法规定，就必须正名。其正名的原则是：“同则同之，异则异之”，“名无固宜，约之以命”，“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有化而无别，谓之一实”，“稽实定数”。事物的形状发生变化了而实质没有变，应该说是一个实体。以这些原则制定事物的名称，并最后提醒人们：“无稽之言，不见不行，不闻之谋，君子慎之”（17）。荀子还主张：“是非疑，则度之以远事，验之以近物，参之以平心，流言止焉，恶言死焉。”（18）这同样也是一种实事求是的人生态度的表现。荀子上述品格的获得与其接受“名实论”的哲学思潮有相当的关系，这一哲学思想支持了他不枉道从势的人格理想追求。
荀子认为：“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19），这是区别于人与禽兽的最根本特征。虽然还不可能完全揭示出人的社会本质，但从人的社会特性探讨人的本质这一点，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荀子沿着这一思路得出“人最为天下贵”的结论，在天地间具有崇高的地位。学习修养就是要成就人的理想人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20）。
荀子的理想人格境界，具体包括三个层次，并且多次强调了以下这三个层次：
“好法而行，士也；笃志而体，君子也；齐明而不竭，圣人也”。意谓，坚定地遵循礼法，按礼法办事，这是士；有坚定的意志而又身体力行，这是品德
他说：“彼学者，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圣人也。上为圣人，下为士君子”（22）。意思是说，能把学到的东西付诸实行，就称作士；勤勉而又孜孜不倦，就是君子；能融会贯通，就是圣人。最高境界为圣人，其下依次为君子、士人。
他又说：“学者以圣王为师，案以圣王之制为法，法其法以求其统类，以务象效其人。向是而务，士也；类是而几，君子也；知之，圣人也”（23）。再次提出了士、君子、圣人三个层次。
可以看出，荀子把理想的人格境界分为士、君子、圣人三个层次。他的理想人格组成，是不包括平民百姓的。在他看来，平民百姓是以随风俗习惯为好，以钱财货物为宝贵，以保养身体延续生命为自己的最高追求。而有人生理想之人，是不应当这样活着的。他说：“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士不言通货财；……从士以上皆羞利而不与民争业，乐分施而耻积臧”。意谓士以上的理想之人是不议论经营财货的问题，他们都以言谈私利为耻辱而不和老百姓争夺财产，乐于施舍财货而以积藏为耻辱。由此可见，荀子认为“士”是理想人格的最低层次，是人格修养的起点。第二个层次：“君子处仁以义，然后仁也；行义以礼，然后义也”、“君子隘穷而不失，劳倦而不苟，临患难而不忘细席之言”、“少言而法，君子也”（24）。
荀子认为，“学不可以已”。人们的学习、修养要有一定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达到“至足”，即圣王的境界。在现实生活中，如果能以圣王为表率，以圣王所定的制度为法则，效法圣王的法制，寻求其做人之道，以便努力效法其为人，向着这个目标努力的人，便是士；与这个目标接近的人，便是君子；完全把握了这个目标的人，“行之明也”，便是圣人。
综上所述，荀子认为，理想的人格境界，由浅入深，由低到高，分为三个层次：最低层次为士；第二个层次是君子；最高层次为圣人。三个层次又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其转化的条件就是学习修养与否。荀子说:“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唯学乎！……上为圣人，下为士、君子，孰禁我哉！乡也，混然涂之人也，俄而并乎尧、禹，岂不贱而贵矣哉！”（25）他坚信：“涂之人可以为禹。”“凡禹之所以为禹，以其为仁义、法正也，然则仁义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然而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故“涂之人可以为禹”，“涂之人能为禹”（26）。
总之，荀子认为，理想的人格境界，并非高不可攀，要从学习礼义、遵守礼义开始，由浅入深，日积月累；从士开始，由低到高，“忠信无倦”，循序渐进
注释：
（1）《论语·子罕》；
（2）《论语·里仁》；
（3）《论语·子路》；
（4）《论语·泰伯》；
（5）《论语·卫灵公》；
（6）《管子·形势解》；
（7）《荀子·臣道》；
（8）《吕氏春秋·节士》；
（9）《荀子·性恶》；
（10）《论语·卫灵公》；
（11）《孟子·告子章句下》；
（12）《荀子·修身》；
（13）同上；
（14）《荀子·子道》；
（15）《管子·枢言》；
（16）《荀子·解蔽》；
（17）《荀子·正名》；
（18）《荀子·大略》；
（19）《荀子·王制》；
（20）《荀子·劝学》；
（21）《荀子·修身》；
（22）《荀子·儒效》；
（23）《荀子·解蔽》；
（24）《荀子·大略》；
（25）《荀子·儒效》；
（26）《荀子·性恶》。
2004．9．28
荀子的人格境界
先秦时代，最注重研究人的思想家荀子认为：“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荀子·王制》），是人区别于禽兽的最根本特征。虽还没有完全揭示出人的社会本质，但从人自身的社会特性去探寻人的本质这一点看，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荀子沿着这一思路得出的结论是“人最为天下贵”，在天地间具有崇高的地位。学习就是要成就理想人格之人：“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荀子·劝学》）。
荀子的理想人格境界，包括以下三个层次：
“好法而行，士也；笃志而体，君子也；齐明而不竭，圣人也。”（《荀子·修身》）意谓，坚定地遵循礼法，按礼法办事，这是士；有坚定的意志而又身体力行，这是品德
“彼学者，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圣人也。”（《荀子·儒效》）是说能把学到的东西付诸实行者，就称作士；勤勉而又孜孜不倦者，就是君子；能融会贯通者，就是圣人。
“以圣王为师，案以圣王之制为法，法其法以求其统类，以务象效其人。向是而务，士也；类是而几，君子也；知之，圣人也。”（《荀子·解蔽》）
荀子认为，人的学习修养要有一定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达到“至足”，即圣王。在现实生活中，如果能以圣王为表率，以圣王所定的制度为法则，效法圣王的法制，寻求它的大纲，以便努力效法他的为人，朝这个目标努力的人，就是士；与这个目标接近的人，就是君子；完全了解这个目标的人，就是圣人。可以看出，荀子把理想的人格分为三个层次：士、君子、圣人。他的理想人格组成，是不包括平民百姓的。在他看来，平民百姓是以随风俗习惯为好，以钱财货物为宝贵，以保养身体延续生命为自己的最高准则。而理想之人是不应当这样的。他说：“士不言通货财，……从士以上皆羞利而不与民争业，乐分施而耻积臧。”（《荀子·大略》）士以上的理想之人是不议论经营财货的问题，他们都耻笑私利而不和老百姓争夺财产，乐于施舍而以积藏为耻辱。可见，荀子认为“士”是理想人格的最低起点。
一、士
士在西周以来的宗法等级结构中属最低的阶层。“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左传·昭公七年》）。这说明士的身份居于大夫之下。
荀子认为，人要力争成为士以上的理想的人。“故事(士)不揣长……亦将志乎尔……”（《荀子·非相》）,对于一个士来说，不能只看他的高矮长相，而要看他的志向如何。只有那些行为合乎法度、意志坚定的人，不以私欲扰乱其所学的人，才能叫做真正的士，即所谓“劲士”。
士不是生就的，而是后天学习修养的结果。在现实生活中，士必须坚定地遵守法度，实行法度，按礼法办事，即“好法而行”（《荀子·修身》）。“故隆礼，虽未明，法士也”（《荀子·劝学》）。士的首要特点，就是严格遵守礼法。
荀子把士分为通士、公士、直士、悫士。他说:“上则
普通的人，只要努力，也可以成为士。关键在于你志向如何，愿不愿意学习礼义，积累礼义，改变自己的本性之恶。“子赣、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学，服礼义，为天下列士。”(《大略》)意谓，孔子的学生子贡、子路，原来都是卑贱的人，接受了文化知识之后，实行礼义，就成为天下所称颂的士了。
可见，士的最基本品格就是坚守礼义、辞让、忠信的道德观念，严格地按照礼法办事。
二、君子
在荀子看来，君子生性和一般人没什么不同，然而，君子之能够成为“法之原，治之原”（《荀子·君道》）、“道法之总要”（《荀子·致士》）,是因为他们长期积累礼义的结果。通过礼义的学习，道德修养的积累、培养，使礼义道德深入整个身心，表现在一举一动上面，即使是极细小的言行，都可以作为别人效法的榜样。荀子说:“君子行不贵苟难，说不贵苟察，名不贵苟传，唯其当之为贵。”（《荀子·不苟》）具体地说，就是“言必当理，事必当务”（《荀子·儒效》）意谓,说话符合道理，做事符合要求。“当理”、“当务”具体包含哪些内容呢？
君子之言当
君子能兼容并蓄。荀子说:“君子贤而能容罢，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粹而能容杂。”（《荀子·非相》）君子爱憎分明。“隆师而亲友，以致恶其贼。”（《荀子·修身》）君子不屈不挠。“君子易知而难狎，易惧而难胁，畏患而不避义死，欲利而不为所非，交亲而不比，言辩而不辞。”（《荀子·不苟》）总之，胸襟开阔不同于一般的世俗之人。君子光明磊落，铮铮铁骨。“君子崇人之德，扬人之美，非谄谀也；正义直指，举人之过，非毁疵也；言己之光美，……非夸诞也；刚强猛毅，靡所不信，非骄暴也。以义变应，知当曲直之故也”（《荀子·不苟》）。
君子之至诚
荀子说:“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荀子·不苟》)意思是说，君子修养身心没有比诚实更好的了，除了“至诚”之外，就再也没有其它修养身心的方法。如何达到“至诚”呢？荀子认为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加强内心修养，“唯仁之为守”；二是“唯义之为行”。可见，荀子所说的君子至诚，就是既要加
君子与时屈伸
荀子认为，君子要能做到“时诎则诎，时伸则伸”（《荀子·仲尼》）,根据时代的情况而采取相应的行动，当伸则伸，当屈则屈。各方面做得恰如其分，达到“至文”。所谓“至文”，就是德行兼备。
那么,“与时屈伸”,难道不是“见风使舵”吗？不是的。荀子说:“与时屈伸，柔从若蒲苇，非慑怯也。……以义应变，知当曲直故也。”（《荀子·不苟》）君子根据形势的变化能屈能伸，能大能小，并不是胆小怕事、见风使舵，恰恰相反，这是由
君子重义而轻利
荀子主
总之，君子人格的形成是后天学习的结果,“化师法，积文学，道礼义者为君子”（《荀子·性恶》）。
三、圣人
圣人是最高的理想人格境界，是天下人的最高标准。圣人是“道”的总汇，是能用礼义这一总原则去统帅一切的人。圣人之所以能做到这点，关键在于圣人的品德产生于专一。“曷谓一？曰:执神而固。……神固之谓圣人。”（《荀子·儒效》）以最好的、最完备的方法治理国家就叫“神”，万物都不能使之倾倒叫“固”,“神”且“固”就是圣人。
圣人有哪些表现呢？
首先,“多言而类，圣人也”（《大略》）。话说得很多，但条理清晰而合乎礼义法度，换句话说，圣人就是掌握了自然和社会原则的人。其次，圣人是“道之极”,“积善而全尽”之人（《荀子·儒效》）。第三,“圣人也者，本仁义，当是非，齐言行，不失毫厘，无它道焉，已乎行之矣”（《荀子·儒效》）。一句话，圣人即言行无过的人。他又说:“圣人，备道全美者也，是县天下之权称也”（《荀子·正论》）。圣人是道德完备、十全十美的人，是衡量天下万物的标准。
圣人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不得势的圣人，一种是得势的圣人。仲尼、子弓是不得势的圣人，他们能总括治国的方针、策略，统一人们的言论、行动，统一治事的纲纪，这样的人虽然贫困到无立锥之地，但王公大人不能同他们争夺名望。另外一种是得势的圣人。舜和禹是得势的圣人，他们能统一天下，管理万物，养育人民，使天下人民普遍受益，凡人迹所到之处，没有不服从的（《荀子·非十二子》）。
那么，圣人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形成的呢？荀子认为,“圣人者，人之所积也。”“涂之人百姓，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儒效》）。圣人是普通的老百姓日复一日地积累高贵的品德而成的，积累的善行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然后就能成为圣人。
荀子的圣人观与孔子的圣人观显然不同。孔子认为，圣人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尧舜其犹病诸？”（《论语·雍也》）连尧舜都难以做到，何况一般的老百姓呢？荀子则说:“尧舜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于变故，成乎修为，待尽而后备者也”（《荀子·荣辱》）。尧、舜亦是经历了各种患难，最终才具备了高尚的美德。荀子把圣人从天上拉回人间，使人们认识到圣人并非不可及的，只要为善、积善，按照礼义的规定去做，就可以成为圣人。这就明确了人生的奋斗目标，具有较强的实践性。
综上所述，荀子认为，理想人格由低到高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最低层次为士，第二个层次是君子，最高层次为圣人。士、君子、圣人三个层次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转化的条件就是是学习修养。荀子说:“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唯学乎!……上为圣人，下为士君子，孰禁我哉!乡也，混然涂之人也，俄而并乎尧禹，岂不贱而贵矣哉？”（《荀子·儒效》）“涂之人可以为禹”（《荀子·性恶》）。总之，荀子认为，理想的人格境界就是从学习礼义、遵守礼义开始，由浅入深，由低到高，由士开始，循序渐进
张英基 2016-5-15收集整理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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