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乾元秘旨》之九：距星、罗计、岁差之辩

余论

是书成而星命之理昭然可揭矣，然亦有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之憾，所望好学深思者辟彼邪说，循此正规，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盖入微之旨，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若必欲一一遍及焉，虽累牍盈编，岂有竟乎？

双鱼戏水按：《乾元密旨》在星命书籍中算是篇幅较短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居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天官派的指大体概要尽在于此矣，读者自应触类旁通。

黄赤俱差，甚至前后易次；觜宿距星，汉测距参二度，唐测一度，宋祟宁测半度，元郭守敬测五分，明测之不啻无分，且侵入参宿二十四分。故旧法先觜后参，今不得不先参后觜也。

双鱼戏水按： 因为二十八宿是恒星，所以短时间内的变化不大，但用在较长的时间维度去观察的话，由于岁差以及恒星自行的因素的影响，星宿的位置也是有变动的。有些距星的之间的举例会变小，有些距星之间的距离会变大，上面二十八宿距星的从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2000年的位置变化的线性函数图，引自《中国古代天体测量学及天文仪器》。横坐标是赤经，同时标有出太阳在二分二至的位置（春分0°，夏至90°，秋分180°，冬至270°）。图表的上部标明赤经值和分至。图的纵坐标是历元(年代)。图中每条斜线代表一颗距星(标在图下方)，由图可以查出它在每个历元的赤经值，或某个赤经值所对应的历元。但是它很直观地表现了宿度，距星赤经随历元的变化。

从图可知相邻距星之间的变化线条越接近与平行，则星宿的距度变化就会越小，反之的变化越大。举例，心宿距星与尾宿距星之间的距离，从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2000年是一直变大的，也就是说心宿的距度是趋向于变大的。

相反，觜宿与参宿的距星之间的距离是越来越小的，在历元一千年年左右（按：图比较粗略，并不一定精确）两距星相交，然后由先参后变成参先觜后，后来改用参宿一为距星，才恢复了原来的次序。

鬼宿的距度也是越来越窄的,数百年后也将重演觜宿曾经发生的过得问题。

罗喉计都生于日月交行，谓之天首天尾，中法以天首属罗，天尾属计；西法改而易之，遂以罗为尾，计为首，爰自利玛窦等入中土，与明宰辅徐光启等所裁定，后有作者皆莫之及，应不可轻议纷更。

双鱼戏水按：利玛窦等人来中国之后，根据印度的月南北交点罗睺、计都的发音，认为中国人将罗睺、计都两个名字翻译颠倒了，盖罗睺为天尾、计都为天首，此处舒氏认为“应不可轻议纷更”。从实际来说，罗睺、计都本身是有观测的，那么南北交点实际什么，传统天文家是知道的，如果更改反而会在对照古籍的时候造成混乱。从星命学的较多来说，罗计本土化之后，是将其赋予了五行属性的，在这个既有的设定直下，改变命相，又将造成混乱。毕竟名字本身是不重要的，名字背后的含义与属性才是重要的。

恒星之行即古岁差之度，古谓恒星千古不移，而黄度之节气每岁西退。西法则谓黄道终古不动，而恒星每岁东行。由今考之，恒星实有动移，其说不谬，故各宫皆有歧度，如角十歧辰卯，房初歧卯寅之类，数十年后歧者便当尽移，须逐年挨查，一以钦天监七政经纬躔度书为准，不可草率迁就。

双鱼戏水按：这里关于岁差的处理问题，舒氏也指出了，中国传统的处理方法是星宿不移，节气点每岁向西退度，而西法则认为黄道是不变的，星宿每年向东移动。但是这里舒氏认为应该采用西法的岁差处理方式，则令人不敢苟同。最初中国星命学之建立，便是在固有的天文观念之下的形成的，且中国的传统天文观念，有其深刻的复杂文化背景，“天自为天，岁自为岁”的观念在西法未传入中国之前一直是被遵循的，和西法处理岁差的方式是不同的。而且五行、神煞等概念的设定和排法都是与这些观念相配套的，但是西洋是没有这些概念的。如果因为西法来了，就改变称一个和自己既有体系完全不同的星制，那就把起初设立的原则全部的打乱了。至少在星命学中会有这样的影响，单纯就历算的角度则另当别论。

在《明史 天文志》中对于西方传教士传西方历法，致使中国传统的十二次以及二十八宿的对应关系完全被打破，颠覆了明末以前中国一直遵行的岁差处理方式，做了非常明确的记载，原文如下：“黄赤宫界十二宫之名见于《尔雅》，大抵皆依星宿而定(如娄、奎为降娄，心为大火，朱鸟七宿为鹑首、鹑尾之类)，故宫有一定之宿，宿有常居之宫，由来尚矣。唐以后始用岁差，然亦天自为天，岁自为岁，宫与星仍旧不易。西洋之法，以中气过宫(如日躔冬至，即为星纪宫之类)，而恒星既有岁进之差，于是宫无定宿，而宿可以递居各宫，此变古法之大端也。”

实际上明末改历还没有来得及使用，明朝就终结了，真正采用西法是清朝才开始的。也就是说清朝之前，中国人用的十二次与二十八宿都是传统的，“宫有一定之宿，宿有常居之宫”的，贯穿整个七政星命学的创立、发展时期，而只有在清朝以后，七政星命学的大衰落时期，才是新宿制横行的年代。所以七政的星制问题，本来应该是很明确的，但是流传下来的清代以后的七政星命作品，讲到量天尺都是新法的，导致初接触七政星命学的人，都认自然而然的认为用新宿制是没有任何疑问的。而对于《果老星宗》《兴平会海》《星学大成》上面所列的量天尺却视而不见，甚至有人认为郑希成不懂岁差原理，所用郑案盘采用的是汉代的量天尺，这是何其错谬，郑希成并非不懂岁差，星案用的也不是汉代量天尺，关键点在于这类人不懂的中国古代天文历法，所以用清代以后的历法去反证前人是错误的，无异于因果倒置。性质的问题不是一言半句就能完全解释的清楚的，需要一列的文章才能做到。本文毕竟是注解舒氏的问斩，就不展开论述了。

太阴每日皆从子正起，如初一注女二，初二注虚四，初一子时在女二，丑时即在女三，寅时即在女四，挨查至亥时当在虚三，则初二子时便在虚四矣，一日之行常不止十二度，再分派于各时可也。

双鱼戏水按：月亮平均每天大概行十二度多，约略每个时辰行一度多，按照这个就可以推算每天各个时辰月亮的约略行度。但是实际上这个只是约略的算法，因为月亮的运行速度是不均匀的，在近地点位置运行快，在远日点位置速度慢，所以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我们来说，软件程序的运用是星命学得以发展的一双翅膀。

每度六十分，日与木如同在卯宫氐十，孰先孰后，必须辨明。日每日行六十分，木或六日行六十分。生人在午时，日已及三十五分，木自前二日至后三日才行尽氐十，则本日午时只及二十五分有奇，是日前而木后也。

双鱼戏水按：星体躔度的问题，现在已经不必自行计算，甚至连星历都不用查了，直接用软件都可以排好了。但是这里不知是一刷错误，还是舒氏笔误，写成了木或六日行六十分。这里舒氏用每度六十分，说明用的是西法，不是中国传统的一度一百分制。这里说太阳每天行六十度，也就是每天一度，这是符合我们的认知的，但是木星约略十二年行一周天，运行速度是太阳的十二分之一，也就是十二天行六十分（一度），这样十二个月行一宫是正常的，但是这里却说木星六天行六十分（一度），那么一个月就会行五度，一年就行六十度，有两个宫位了，这是与木星的实际运行周期是不符合的。

有另立异说者，如一命三月初一卯时生，命在戌躔奎，其奎环转流行于卯，是奎在戌乃其空名，奎在卯正其实迹，安用此宫度为？不知奎既流卯，而亥子丑等十一宫，未尝不从流卯之戌上循次排列也，其理仍不外此，又何必立异而鸣高乎？

双鱼戏水按：这里舒氏说的其实就是加盘的用法，命宫加卯顺行十二宫，但是加盘十二宫皆在原盘十二宫之上。关于加盘的用法，属于琴堂派的秘诀，但是并非弃原盘不用，也不是令立命宫，架空原盘，相反，原盘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且天盘的使用也是有其条件的。以后再解读琴堂派文献的时候在祥论。

钓之间正须详看。如甲生人，天官辛 在卯亢，正财己月在酉娄五，天官虽躔伤，却与正财同经，伤方生财，生官；七煞庚水在酉娄三，虽旁正财却躔伤而稍受制，限行至娄十二、十一、十、九、八、七、六、五等度，正财对生官，官场极顺，及行过娄五，遂在正财之后，与七煞密迩，而正财且生煞，宜乎顺中稍逆。

双鱼戏水按：这个案例引起我们思考的点是在于，天官与七煞都躔在伤官度，同时与正财同躔，正财与七煞切近，与天官对宫，这里舒氏的分析说，天官与正财同躔伤官度，所以成伤官生财，财生官的一气流通，而是说道七煞，却说七煞虽傍正财，却躔伤官而受制，为什么同样的躔伤官度遇财星，天官就论受生？七煞就论受克？而且七煞还比天官更切近于正财？这些问题必须理清楚，天官派的论法才能进入实战的阶段，不然的话，十神相互交感，群星彼此经络钓照，生克救应的次第，及作用的优先级如果搞不清楚的话，星图的分析在天官派的构架就下只能成为一笔乱账了。这里舒氏本身并没为给出任何解释，和分析逻辑，只是以结论作为分析，这种文笔是最让人费解的。仅凭给出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点，就是正财星与七煞的躔度是无情的，也就是正财背七煞而去，这个象可能说明了问题，所以七煞在这里才论克没论生。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星命的奥义都在一些平时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上了。再论及限度时候，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理清舒氏的分析逻辑了。行限越接近正财，则越能发挥正财生官的作用，而限度过了正财，走向七煞的时候，这是限度被正财合七煞包夹，就会受到才生煞的不良作用了，不过这个运势也是建立在原图的分析之上的，所以走到财煞包夹的限度也只是顺中稍逆，而非是剥官罢职，如果是煞前财后的原图，走到财煞包夹的限度，则完全不同了。细微之处见功夫！

（双鱼戏水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