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的"年味儿"
按语：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物质丰富，文化繁荣，可是每逢过年，人们都说年越过越淡了，没有年味儿，也没有什么幸福感。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有这种感觉，生活在农村的人竟然也有这种感觉。那么，是什么原因给我们造成了这种感觉呢？博主老汉在《曾经的乡土》一书中回忆了50年前、即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过年的经历和感觉。那时，经济落后，物质贫乏，甚至生活十分艰难，但是，过年的浓浓“年味儿”却令人沉醉，经久难忘。
从记事开始，农村都是贫穷落后的，我家更不例外。但不论再穷再难，一年一度的春节还是要过的。在“年越过越淡”的今天，每当想起儿时过年的经历，浓浓的年味儿仍如千年陈酿。
“大人盼种田，小孩盼过年。”小时候，常听大人们说起这句口头禅。小孩们为什么盼过年？主要原因既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过年时，能穿新的或者平时舍不得穿的好一点的衣服和鞋袜；能吃上平时不易吃到的好饭好菜；过年那些天能安心地玩，甚至能出去走亲戚，也能看到来拜年的亲戚；另外重要的一条就是，过年能放炮（爆竹），能在过年气氛里感受更多的快乐。
小孩是这样，其实大人们辛辛苦苦地忙一年，对过年也满怀着一种期待和敬意，因为过年能最集中地体现、检验和享受自己一年来的劳动成果，并借机放松一下疲惫的心身。大多数人虽然一直忙到大年三十，但一顿团圆的年饭、一杯烧酒的快乐和轻松，就释怀了多少困累、愁思和压力；祭天地、祭祖先的纸和香一烧，又燃起中心多少新的希望、幻想和动力。
对于普通农家来说，过年的年节就是那么几天，其高潮主要体现在大年三十，甚至主要体现在大年三十的那顿年饭上。但仔细观察家乡的农民们，从过罢新年开始，就在谋划下一个新年了，又在直接和间接地准备过年了，甚至为过年准备整整一年。例如，这次过年刚刚杀了“年猪”，还没有备养小猪仔的，就会千方百计赶快再买一头小猪，辛勤喂养，称为“喂年猪”。春播之时，要找地方种点黄豆（实在没有多余土地的，就点播在稻田田埂的内侧），说是不种点黄豆，过年时就没有豆腐吃。在旱地周边或菜园边角，要种一点儿向日葵，秋冬吃老南瓜要积攒住瓜子，目的是过年时有瓜子待客。当年的小麦舍不得吃完，无论如何要省下一点，留着过年时做挂面待客或“走人家”（挂面是去亲戚家拜年的重要礼物之一）。糯谷产量较低，但也要种一点，以便过年时有糯米打糍巴、做甜酒。
有的人为了筹措过年的费用，种罢麦子，进入“冬闲”，就结伴步行数百里，远赴河南省确山县，承包山林烧炭（山主对某一片栎树林作价，承包者烧炭出卖，多余的钱归已）。在北风呼号、滴水成冰的大山里，累死累活，手脚开裂，吃尽苦头，一冬天能挣十几元钱，高高兴兴地于年前赶回家，置办年货过年。更多的人，是利用冬、腊月的时间，加紧上山打柴，一是准备过年期间灶用“小柴”和烤火用的“大柴”，二是准备一部分卖钱买年货用的好柴。
大户人家、富裕人家、要娶新媳妇的人家，一进腊月门，就开始了过年的直接准备。多数农家，在腊月二十三过小年的前后，才正式拉开过新年的准备。除了大量准备柴火，还要整米（人工将稻谷加工成大米）、磨面、做挂面、杀年猪、打年鱼、做豆腐、出牛栏、起粪凼、上街买年货，妇女们还要昼夜赶做新衣新鞋，或对破旧的衣服进行缝补，等等。这其中，整米是一项大任务，要经过砺子砺谷脱壳、用风斗风糠、石碓（音兑）舂米、筛米等多道工序，十分劳神费力，家庭人口多的，整“年米”要白天黑夜地忙乎十几天。
我家人口多，很多家务事就靠母亲一双手，年前这段时间她格外辛劳。白天，除了一日三餐，她还要做很多事情。晚上，我们围在火塘边烤火，她忙完洗刷、收拾的事情之后，就在油灯下忙着纳鞋底、赶做新鞋，有时直到深夜，甚至彻夜不眠。她不可能给每个人做一双新鞋（也做不起），只能按照轻重缓急去做。
做挂面是个手艺活，大家或者花钱把白面送到做面师傅那里做，或者拿白面去换，白面较多的也可把师傅请到家里来做。
杀年猪都是请附近的屠夫来，只需半天时间就可，屠夫在家里吃顿饭，临走时或给点工钱，或者他只要一幅猪肠子。有的时候请屠夫的人比较集中，他一天要赶三四家。杀猪时这顿饭，除了留帮忙的人吃饭，有的还要请自己的长辈、要好的亲朋和邻居来吃饭，称为“喝放子汤”。所谓“放子”，猪血也。其实这顿饭，猪血汤喝不喝，少则要吃三五斤肉、多则要吃掉十来斤肉。
打“年鱼”要请有鱼网和小划子（小木船）的人来打。在我们家乡，村村门前有水塘，水塘里全都放养有鲢鱼、草鱼、胖头鱼。水塘所有权分为若干“份”，分“份”到户，共有共管，按“份”享有用水灌溉权和塘鱼的分配。过年时打鱼，称为“打年鱼”，打起的鱼按“份”来分。我家门前的水塘，为我和宁家三户共有，但分为四份，按照土改时所定，家庭人口多的我家拥有两份。少数没有水塘和塘“份”的人家，过年时只能靠别人赠送和自己去街上赶集买“年鱼”。
出牛栏和起粪凼。出牛栏，就是将牛栏里的牛粪、沤了半冬的铺垫物清理出来，挑到麦田麦地或者菜园，散开作肥，在牛栏里重新铺上干净的草屑等铺垫物。出粪凼，就是每一农家院内或房前，都有一两个沤肥的大坑（称为“粪凼”，虽不卫生，也没办法），年前要将坑里沤烂了的杂草、草皮、猪牛粪、房土、生活垃圾等肥料挖取出来，堆积以备春播使用，改善一下环境卫生。
年前的几个“热集”（有的镇子农历双日为“热集”、有的镇子单日为“热集”），很多农民都挑着一担担“大柴”或“小柴”，大早出门，爬山涉水，上街卖柴。年前卖柴的人特别多，镇上的人挑三拣四，使劲地压价，柴就不值钱，但为买点必须的年货，“大柴”一块多钱、“小柴”几毛钱也卖。一分、二分，一角、二角的毛票，男人女人们都用皱巴巴的手帕紧紧地卷着，装在贴身的口袋。在拥挤不堪、人声鼎沸的小镇街上，或多或少地购买过年所需的茶叶、食盐、蜡烛、排香、烧纸、灯草、烧酒、写春联的红纸等。如新年里客人较多，还会视需要添购碗筷、陶罐、烟丝等。另外，木版套色的灶神画（有灶神爷和灶神奶像），一定会花一毛多钱买一张。手上有钱且讲究的，还会给大门和堂屋门各买两张印着秦琼和尉迟恭像、以及印着“五子登科”的木版套色门神。贴上这种门神画，比在两块红纸上写对联的所谓“门神”好看得多，喜气得多，也显得威严肃穆得多。
赶集的人回来，全家人都乐呵呵地上前盘点年货，评说优劣贵贱。半大的男孩们，则更关心是否买回了鞭炮。哪怕只买了一二角钱的极细小的“洋炮”，或者一把单个的散炮、五六个“两响”，都会欢天喜地；如果没有，当即把嘴一撅，情绪低落。我也一样，希望大人给买炮，但家中缺钱，父亲一般不给买，纵使买也是又小又少。哥哥长大些以后，能去卖柴买炮，后来我自己也能早早地筹钱，过年买炮。这样每年过年，都能或多或少地放点儿炮。
年前的这些天里，人们称为“剃头的”的剃头匠特别忙碌。农村的剃头匠不多，村户按片由某个剃头匠包到人头。我们那条山冲和云蒙寺那条山冲（三个生产小队的范围），多年中都由一位名叫傅汉招的人负责理发。大概是一个月一次，他走村串户，给男人们理发。过年之前，剃头匠要给管片的男人剃“年头”，同时收取全年的剃头账。一个光头一年7角，一个留发的所谓“碰头”一年大概1元2角。我家一年大约需要5至7元钱左右，属于一项大的开支。每到年底，父亲就为剃头账发愁，并免不了责备我一通，说我不该留“碰头”、不晓得为家里操心，他认为剃光头又好又省钱。我实在不想剃光头，可父亲的责备也是有道理的。那个时候的家庭，拿什么变成一分钱、去哪儿弄几块钱呢？
过年前夕的一两天，家家户户、男男女女都最为忙碌，除了前面说的那些事，另外还有：劈柴禾、打糍巴、洗衣被、扫阳尘、做甜酒、炸散子、写对联、炒冻米泡、清点洗刷油灯的灯柱灯碗和蜡烛台，等等。
年三十，早上吃过肉汤挂面泡糍巴（这是传统的年三十早饭，家家如此），就要准备中午的年饭。吃过年饭的下午或夜里，妇女们还不能休息，要忙着“炸革蚤”（当地方言“革蚤”，即跳蚤），为招待初一来拜年的亲戚做必要的准备，没有完工的新鞋、新衣要连夜赶出来，需要补缀的破衣服要补好。农家的女人们，过年也是最辛苦的。
这里分别说说大家忙碌的这些现在几乎不为人知的事情：
打糍巴。糍巴是湖北东北部、河南南部一带过年吃的重要风味食品之一。把它煎成小块后拌上红糖汁，切成小块煮在甜米酒里，都是过年招待客人的一道美食。新女婿到岳父家拜年，礼物中就要有一大块近二尺见方的糍巴。糍巴好吃经饿，男女老少都喜欢。只要有糯米，过年时几乎家家户户都要或多或少地打糍巴。家里人口多、过年客人多而条件好的，过年能打两三斗糯米的糍巴（一斗米大约40斤左右）。准备打糍巴时，提前一两天把糯米洗净后浸泡，沥水后倒进木桶形的饭甑（音增），以大火蒸熟。将石碓窝擦洗干净，把蒸熟的糯米饭倒在里面，两人各执一根糍巴棍，相对站立成马步，交替捣打，直到饭粒全部被捣烂。家中男人少的，要请户族或邻居中的青壮年劳力前来帮忙。
打糍巴是个力气活，也是个技术活。约三尺长的糍巴棍，下端砍削成圆头状，上端按个把手。双手握棍，每捣一下，都要用上全身的力量，劲越大越好。糯米饭被打成糍巴，粘性很大，捣下的时候要用力，拔棍的时候也要用力，而且捣下时要拧一下，使糍巴“熟”得更好更快。但光有力还不行，手头必须准确，两人要配合默契，捣点一致，一方捣下，另一方顺势拔出，如此往复不停，并按反时针方向走动捣点。如果糍巴棍把控不准，还会捣到碓窝外面的地上，沾上尘土脏物。上面部分已经打“熟”，需要两人同时将糍巴棍抄到石碓窝最底部，把下面部分翻上来。这更需要巧劲、准劲和动作的协调配合，否则就会挑起不利索，翻面不彻底，甚至把糍巴甩到碓窝的外面去。
自己小的时候只知道糍巴好吃，看大人们打糍巴也没有什么难处，却不知道其中的力气付出和技术含量。大人打糍巴时，自己就跃跃欲试，但总被大人斥退，说是耽误了时间，糯米饭一发凉，糍巴就很难打了。到了十四五岁时，打糍巴时就想替换一下父亲和哥哥。本来体力活平时没有少干，但接过糍巴棍就感到力量不足。虽然气温寒冷，脱了棉袄只穿单，可刚打一小会，就已全身大汗，力不能支。由于用力过猛、不得要领，两手的掌心均起了大血泡。败下阵来后，父亲小声骂道：“妈巴子，没得用哦！”可出于“长大了”的责任和自尊，也由于过年的兴趣，后来每年打糍巴，自己都坚持参加打，能力和技巧也就适应了，而且越来越老练。谁家过年打糍巴缺少人手，我都热心去帮忙。
糍巴打好前，用细箩往木板（多用门板）或簸箕之类上薄薄地筛一层糯米面，随后将打好的糍巴从石碓（音兑）窝内挑出放在上面，趁热迅速用手将其均匀地拉扯按压到一指厚左右。如果是头天晚上打的糍巴，第二天早上就要将其切块。用于“走人家”送“大礼”的，要切成约50公分见方的大块；一般自己吃的，切成升子底大小（15公分左右）的方块。除了近两天吃的，要全部装进水缸里，及时挑井水浸泡起来。把糍巴浸泡在缸内，一是避免它干裂，二是不让其变质。吃的时候，到缸里捞一两块出来，切成小块，或煎、或炸、或煮甜米酒。其间半个月左右更换一次新水，糍巴浸泡到栽稻秧时仍然新鲜如初，风味不变。浸泡的糍巴之所以能如此保鲜，主要原因之一是家乡的水质好。
再说做甜酒。甜米酒，用糯米做出，我国湖北、湖南、四川等地的人都喜欢吃，有的地方把它叫“醪糟”，家乡人把它称为甜酒。那时农村没有现在商店卖的“安琪甜酒曲”之类，酒曲是巧手农妇用一种植物花、小麦麸、甜酒糟合成的土曲子。这种土曲子搓成汤圆状，自定曲与米的比例，或卖或赠。这种土曲子做成的甜酒，味道比“洋曲子”米酒更为香甜。做甜酒之类的事，男人都不动手，也不会。在我家，年前两三天，母亲就要做甜酒。如实在顾不上，除夕之夜一定做。她将头一天浸泡的糯米取出沥水，像糍巴米一样上甑蒸熟，倒在簸箕里摊晾到温热，用凉开水把米饭抄散，按比例拌进曲子，然后装进洗净的瓦盆。灶上备用的锅里用稻草铺窝，甜酒盆坐窝后盖上蓑衣、棉袄之类以保温，并在灶堂内埋上炭灰微火。一个对时或两个对时后，甜酒就初熟并发出微香，需要把瓦盆移出，放到墙跟地上接收“地气”。再过三两天，这甜酒就完全熟了，轻尝一口，醉人地香甜。
有意思的是，人们无论是打糍巴，还是做甜酒，蒸米的时候总是在锅盖上压一把菜刀，我妈也是这样。我原以为这样做是为了压紧锅盖，后来好奇地问过母亲，母亲才含糊地说到一个意图，大意就是用刀镇邪。因为过年时处处事事图吉利，一甑糯米饭里偶尔出现一团生饭，或者甜酒做坏、出现红斑，就觉得是什么鬼魂、什么邪气侵扰了，整个新年里心情都不舒畅。我家的糍巴、甜酒一直没有出现异常，尤其母亲做的甜酒年年都好。应该说，这和压把菜刀没有什么关系。当然，这种做法反映了人们的求全求美求平安的祈望，是一种文化心态。
炸散子，就是将“醒”过的白面拉成一把把细条，弯成马蹄形状后放进油锅炸焦。而炒冻米泡，则是爆米花的一种特殊手工：将糯米蒸熟，摊凉后用水抄散成粒，放在避阳处晾干。过年时，将这种干饭粒与细沙同炒，使饭粒爆成米花，即“米泡”。妇女坐月子、孝敬老人、贵客上门拜年，装一碗米泡，放进一些油炸散子和红糖，用滚开水冲泡，就是一种高级营养食品了。我们去谁家拜年，看见人家要泡冻米泡，不能傻看傻等着，而是要赶紧加以阻拦，以示客气和承受之重，否则会被别人视为不懂事。这样加工米泡，虽然落后费事，但它比后来在炉子上直接用生米崩出的米花，当然另有一种风味。有些事情，其传统工艺与现代方法，有其利必有其弊，有其弊亦有其利，不可一概而论，也不可相互否定。
年三十的下午或晚上，家家户户的妇女要“炸革蚤”（方言革蚤：跳蚤）。跳蚤，一种比芝麻粒还小的黑色甲虫，因能跳起自身数百倍高而得名。跳蚤喜在老鼠及猫狗等动物身上寄生，爱钻进人的衣被叮咬吸血。如将其捉住扔进火里，会烧得“叭”的一声炸响，于是人们过年时把叭叭作响的炒零食称为“炸革蚤”，表达出减少毒虫之害的愿望。除了前面说的炒冻米泡，大多数家庭都要炒瓜子、炒花生、炒熟红薯干之类。炒好这些东西，自己并舍不得多吃（甚至不吃），主要留作招待来拜年的客人。对此，会惹得自家的孩子很郁闷。
写对联。虽然街上有写好的对联，但买现成的对联不合算。红纸才二三分钱一张，绝大多数人都是买几张红纸回来，或者自己写，或者请人写。如本村无人会写，则一到邻村请人写，有文化、毛笔字写得好的人，年前那几天显得特别的忙。
所谓“扫阳尘”，就是一次卫生大清扫。农村住房，长年烟薰，房顶、墙壁又黑又脏，有的房顶和墙角挂着烟尘吊吊，蜘蛛网上也挂着灰尘，农民把这些脏东西叫“阳尘”。平时顾不上打扫，也无所谓讲究，顶多在过年或娶媳妇的时候彻底打扫一次。有的村、有的户族，讲究过小年“扫阳尘”，有的则是年三十早上“扫阳尘”。到时在竹竿上绑一把竹稍之类，将房顶、房梁、墙壁和供桌供柜打扫一遍，清除积尘。打扫之中，黑色的阳尘落得床上、桌上、地上到处都是。如此阳尘，见证了那时农民的居住条件和生活方式。
大多数农民家，堂屋上方靠墙处都有长长的条案供桌或供柜，桌柜里收藏物品，桌柜面上是供奉祖先之处，这里是全家最神圣的地方。农民家如有人病危，怕其在卧房或别的屋子落气，总是临时在堂屋里支块门板，将其转移到堂屋。如此愚昧地一折腾，危重的病人很快就死在堂屋。似乎死在堂屋，其灵魂才能归天归位。这个堂屋，是过年时祭祖先、守夜、吃年饭、给长辈拜年磕头的重要场所。
在堂屋的供桌上，姓氏和户族的不同，放置有五七个不等的香炉（我家是五个）。过年用过的香炉炉灰不能倒掉，要等到下一个新年才能更换。年三十上午，哥哥和我会像别人一样，把供桌上的香炉拿下来，倒掉旧炉灰，换上干净的草木灰。把用过的灯盏、灯柱、蜡烛台用沙土和草木灰擦去油垢，用热水烫洗干净。然后，如果没有其他事情，我会去灶屋（厨房），一边帮助母亲照看弟弟妹妹，一边坐在灶门前往灶里添柴烧火，看着母亲做年饭，听母亲讲有关过年的禁忌、说法、知识和故事。
总之，上述种种过程中，啥好东西还没吃，啥好衣服也没穿，年还没有正式过上，那种忙碌的气氛就透出一种喜气，就很有“年味”和趣味。“忙年忙年”，这种忙的过程以及忙碌过程中的喜悦，其实就是过年，就是“年味儿”。
(2015/02/14雨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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