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中国的抗日神剧时不时就会成为舆论场中的热门话题。手撕鬼子、子弹拐弯、手榴弹打飞机、裤裆藏雷等各类奇葩创意层出不穷，不仅给观众带来了强烈的感官刺激，也带来了强烈的精神刺激。
与此同时，对抗日神剧的调侃和批判也伴随着着雷人桥段的推陈出新持续火爆。可一个更为深层次的问题是，为什么当抗日神剧远远脱离真实历史，将苦难的战争游戏化、娱乐化，有损民族历史记忆的时候，却还能在批评乃至唾骂之声中几年时间内持续地登上中国荧屏？要回答这个问题，可以从当下中国三种类型文化间的张力说起。
在当下中国，可以将文化进行类型化的区分，分别是主旋律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主旋律文化主要是官方文化，以Z治正确为前提，希望以官方引导的方式，以权力的实际介入塑造社会的共同文化。
精英文化主要是指，由秉有精英意识、文化自觉的社会成员组成的文化群体所坚守的文化，该种文化强调文化使命感。大众文化则是最广大的民众自发形成的文化需求和审美导向。
众所周知，中国的电视传媒是受官方控制的，也是展现主旋律文化的重要平台。节目是否能够播出，要经过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的审核。抗日神剧能够在中国的电视媒体播出，显然是通过了审核，或者说被认可是符合主旋律文化的。
只是，在此过程中，审核人员只是从抗日神剧的表象上看，认为这样的题材符合Z治正确的要求，而没有注意到抗日神剧在实质上是对主旋律文化的侵蚀。
近年来，之所以在网络上出现了质疑英雄董存瑞、黄继光等人事迹的言论，与抗日神剧严重背离基本科学原理，引发网友联想性猜测不无关联。但无论如何，相关审核部门和审核人员为抗日神剧颁发了主旋律文化认可的通行证，是抗日神剧泛滥的根源之一。
尽管官方负责电视播出内容的审核，但抗日神剧的制造者是要自负盈亏的，只有盈利才是抗日神剧能够持续存活的肥沃土壤。从抗日神剧一部接一部，不断刷新非理性纪录来看，显然抗日神剧是盈利的。而其盈利与当下中国大众的文化需求和审美导向关联在一起。
近些年，中国民间兴起了读史热。我们很多时候对荧屏上看到的抗日神剧大加挞伐，实际上在整个大众读史市场之中，其他的历史类电视剧和图书同样充斥着大量荒诞和非理性因素，尤其是对中国古代历史的解读，在不同程度上也将沉重的兴亡轮替、成王败寇进行了娱乐化、肤浅化的演义。
譬如有一本书叫《轻松幽默侃唐朝》，“李渊动了杨广的‘床上用品’”，“逃跑不止‘七十码’”等是其中的回目标题，作者本人也强调该书是“随口大笑的，以诙谐搞笑为主基调的正史图书”。这类以博人笑点入手的通俗写史著作，像抗日神剧一样层出不穷，只是因为时代更久、往事更远，不大入批评者的法眼而已。
还曾经有一位网络作家描绘的勾心斗角、权谋机诈的架空历史小说，却被编剧们可以放在了清朝雍正时期这样一个真实的历史时空之中，成为了在中国引起观赏热潮的《甄嬛传》。尽管这里所举两例与抗日神剧本身并没有关联，但却在共同迎合乃至塑造大众文化的审美导向。
如果说，广电总局基于主旋律文化的审核通过是对抗日神剧的开闸放水，那么大众文化对于历史娱乐化的接纳则成了海纳百川。
可以说，主旋律文化的审核与大众文化的接纳共同为抗日神剧提供了生存、成长、泛滥成灾的空间。但与此同时，抗日神剧又遭受到了猛烈的批判，这便是精英文化对于主旋律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纠偏。
精英文化的主体，在中国没有确切的所指，不一定要具有多高的学位，或者要是中产，凡是具有家国天下情怀、以民族和国家的发展为关怀对象者，都是精英文化的主体，这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色。精英文化对抗日神剧本身展开的反思，直指其历史虚无主义，认为长此以往，将消解民族对于苦难抗争史的理解，将淡化真实历史记忆。
精英文化也批判当下主旋律文化的缺陷，如其所考虑的政治正确层面偏狭，审核成员本身的文化认知水平有待提升。同时，精英文化对大众文化的娱乐至死、感性肤浅也忧心忡忡。
当然，对于精英文化的批判态度，无论是主旋律文化还是大众文化，经常认为其多管闲事，无病呻吟。具体表现就是，主旋律文化的审核部门依然在让抗日神剧不断过关，大众文化依然对抗日神剧欣然观赏，从而使制造商赚得盆满钵满。
但精英文化的批判又是必要的，因为只有精英文化对于主旋律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不断劝诫和警示，才能够使一个民族的文化不断自省和自律。
主旋律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了今天中国大陆抗日神剧不断有人做、不断有人播、不断有人看、不断有人骂的怪现状。我本人是站在精英文化的一面，虽然我们的呼声有时不过是小石投水，仅有涟漪而已，但孔子云：“知其不可而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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