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想,跟从只能造就流行。审美与人文的领域,天生就是用来被造反的。既然在这些领域,变化才是唯一不变的事情,那么所有的造反者,才有可能成为引领之人。人文与科技领域稍有不同,后者中,继承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如果说我看得比别人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科学是有延续性的,而且是个基础学科基础知识庞杂的领域。没有来自亚里士多德、伽利略、开普勒、阿基米德和近代众多大牛人积淀下的知识,你很难从他们的理论中找到瑕疵,突破前辈。而人文领域不同。你可以完全不懂香奈儿、阿玛尼做这件衣服的道理,如果你是真正的天才,可以用灵感来彻底颠覆他们的思想。所有技术类问题,在工业化、成熟体系下的当代,都不成问题。当然,这样的天才很少,疯子和妄想症患者居多。一般的成功之路,还是多研究透大师的思想。但人文领域,不管是设计、建筑、文学还是时尚,技术性壁垒比科技领域少得多,造反的意义与成就大得多。
二战后,女人是产业工人的组成部分,全穿着粗厚牛仔布质的衣服,蓬头油面、着袖子穿着长裤在车间干活的形象,令来自巴黎的克里斯汀·迪奥出离愤怒。他注定和这个看起来“正常”的时代精神脱节,所以不创造出华丽繁冗、精致长裙与凸挺胸部曲线、极细修的腰设计、“漂漂亮亮的,让你回复你自己”的NEW LOOK,迪奥是不会罢休的。这个策反成功了,二战毫无美感、疲惫于战后重建的沮丧心理一扫而空,New Look仅仅用了10年时间,就征服了西方时尚界并迅速流行开来,由此成为了二战后时尚界的一次革命性改变和历史转折点。
设计界的策反,比时尚界更激烈。时尚的主题,百年来基本还算统一的,大家的调调有差异,但心理没距离。设计不同,一旦造反,基本就是要把你打下山头,水火不两立的玩儿命。包豪斯建立的时候,世界陶醉于形式感和冗余的设计,一个花纹拐一百八十道弯,所有的设计场景因为太繁复,气场沉重,祭祀礼拜可能还算合适,日常生活在这种环境里简直就是活受罪。包豪斯说得很直白明了:“一切装饰都是罪”。那个时代影响世界的前苏联构成主义,在包豪斯被发扬光大。构成主义又叫结构主义,所以它强调什么,一下就明白了:用曲线和直线,圆柱体和立方体构造一个不细节雕琢、诚实的、重视整体的、精确的作品。设计不是用来愉悦的,而是用来解决问题的。大量生产与工业化、标准化与成本化,满足革命群众生活所需——果然出自前苏联。
二战后,设计被经济绑架,最强大经济体美国开始将它归为生产营销的一个环节。“最好的设计曲线就是销售额上升的曲线”。这是消费主义的终极梦想,设计是为了刺激人们的购买欲、消费欲、更新换代欲。资本想用国际化市场分工、设计的诱导作用,创造出一些“产品能适合所有人消费”的奇迹,比如美国汽车工业的“流线型”。
六、七十年代,造反者再次降临。与商业结合如此紧密的设计,被新锐设计师鄙夷为“不为改善人们生活而设计,只为财务报表而设计”。大量先锋、前卫的东西出现在展览、专业杂志、教育机构中。那个时代造反得更直接:“反设计”。完全脱离了工业经济决定论,激进地和人们沟通思想。这些设计批量生产上不如财务报表式,但他们开始了思想的激荡,让设计品牌开始萌芽,直到今天壮大发展。
人文界,造反是绝对的动力源泉。灵感是需要被刺激、被挑战的。时尚、设计,不是君主集权制,跟着大方向,大家有肉吃。这是时尚坏死的表现。前人在的山头,要么把他打下来,要么自己堆出一座更高的山,这是设计活力的表现。我们的设计时尚如历史一样,曲线前进,高低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