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河坝分兵祸与福

　　南昌起义军进入广东后，首先就瞄准了大埔县的三河坝。三河坝位于汀江、梅江、韩江的会合口，地形险要,三河坝这一地名也就此而得。占领了这个水路交通枢纽,能后倚闽赣，又能顺流直下潮汕。

　　其实十几天前在汀州召开的军事会议时，参谋团就作出了以主力取潮汕，夺取三河坝后留一部分兵力驻守的决定。这样，就决定了起义军要实行第一次分兵：由朱德率领第二十五师共2500余人驻守三河坝，警戒梅县方面的敌人，其他部队由周恩来为首的前委及叶、贺等率领占领潮州、汕头。

　　9月19日，第二十四师作为先头部队进占了三河坝，当地的国民党守军闻风而逃。不过起义军前头部队进入市镇后没有停留，第二十军也穿镇而过，后面的革命委员会机关队伍进入镇子时，突然有一股敌军乘坐汽船从梅江方向前来反攻，同时发现镇内的一伙反动便衣武装也蠢蠢欲动，企图暴动。当时掩护革命委员会机关的只有一个连的兵力，其余的都是机关勤杂人员。在此危险关头，熟悉当地情况的彭湃带着十几个人化装上街，侦察清楚镇内反动武装的情况，以突然行动顺利地将他们缴了械。朱德率领几十个士兵在江边以火力迎击乘汽船来犯的敌人，一举将其击退。为了显示自己的力量，朱德率领身边仅有的八个士兵还沿江追击了一番。得胜回镇时，革命委员会的同志又大呼“军长来了”，故意让镇上的人知道。经过这么一番近似“空城计”的周旋，总算守住了三河坝。

　　这次战斗后查明，来犯之敌是已进驻梅县松口地区的钱大钧的第二十师。会昌一战未能将他歼灭，这个老对手此时经过补充，又到此处来作乱。

　　考虑到三河坝的重要和上游驻有敌军，起义军领导确定应把随革命委员会机关之后进入该镇的第二十五师留下守卫。该师是起义部队中战斗力最强的主力，是由原二十五师的七十三团全部和七十四团一部、七十五团少部参加南昌起义后编成的，老底子就是北伐时第四军的叶挺独立团。把这么一支部队留在了三河坝，自然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进入潮汕部队的力量。

　　在革命委员会机关离开三河坝时，参谋团要朱德留下指挥守镇的第二十五师。做出这一安排，主要是考虑到三河坝作为一个次要方向，也应有一名军级干部坐镇。坚守三河坝的部队本来与朱德并无渊源，反倒是第二十五师的师长周士第从黄埔军校毕业分配到铁甲车队担任领导起，就一直是这支部队的负责人。这时朱德的第九军其实已经没有部队了，名义上还有军官教导团一个营的番号，实际上部队已经合并到第二十五师里面去了，身为副军长的朱德只是“客居”在这支部队中。由于他毕竟是云南讲武堂出身，十多年前在护国军中就当过旅长,又到德国、苏联学习过军事，论地位、资历自然超过那些师领导。于是决定留第二十五师在三河坝时，自然要安排朱德作为总负责人，师里的领导也要听他指挥。

　　对于朱德成为这支部队的领导，当时在第二十五师任团指导员的陈毅多年后这么回忆三河坝战斗的情形说：

　　“这时候,朱德同志才成为这支部队的领袖。朱德同志在南昌暴动的时候，地位并不算重要，也没有人听他的话，大家只不过是尊重他是个老同志罢了。”

　　对于三河坝分兵，在起义失败后很多人都予以指责，认为是起义部队领导集团的一个重大失策，以致分散了兵力。

　　从当时的战术上讲，这一批评可以说是正确的，这一分兵直接导致了潮汕失败。然而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发展方向来看，恰恰由于有三河坝分兵，在起义部队的潮汕失败时才有一支力量北撤到井冈山，为后来的红军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在后来的中国革命战争史上，也才有了朱德、陈毅，以及林彪、粟裕等一批日后叱咤风云的共产党将帅们所展示军事才能的舞台。

　　真是“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此次分兵，直接酿成了潮汕失败的大祸，三河坝留下的部队也损失惨重。可是如果不分兵，起义军也许暂时不会失利得那么严重，然而当时在夺取大城市的战略思想指导下，兵力集中在一起，即使短期能坚持下去，下一步可能会失败得更惨。正是由于分兵后的失败，尤其是留在三河坝的部队被隔断不能去潮汕和海陆丰,被迫北上粤湘边，日后才有了朱毛的井冈山会师，人民军队才出了一位敬爱的朱总司令。

　　当然，因祸得福，关键是事在人为，还是靠着朱德、陈毅等人的努力，才在千钧一发的关头挽救了这支部队。在三河坝分兵时，人们还都料想不到这一点。

　　先头部队占领了三河坝之后只停留了一两天，就以大队顺韩江直下潮汕，长驱200余里，9月23日未经战斗进驻了潮州，第二日进驻汕头。这时起义军总数只有107万人，在主力顺江而下时，革命委员会的机关也跟随前进，辎重伤员也乘船跟进，都集中到了汕头，只留从上杭跟进的第二十五师周士第的部队约2500人由朱德率领留守三河坝。这样，正式实行了第一次分兵。

　　起义军到达潮州、汕头两城之前，驻守当地的是广东军阀王俊的警备部队，兵力尚有三个团，闻知起义军到来，害怕交战就向西逃跑，市政府也随之撤出。据事后分析，因潮州、汕头两城均在韩江右岸，如防御起义军进攻要背水而战，且无险可守。守城的王俊手下部队虽然有一个警备旅，却畏于起义军的威名并想保存实力，于是全部撤到潮汕以西的兴宁。路上正好遇到薛岳的新编第一师开来，由于是两个系统的部队，按照军阀混战中“大鱼吃小鱼”的惯例，薛岳的军队依仗势力大，就在路上抢夺向后败退的王俊部的枪支。王俊咽不下这口气，跑到老熟人陈济棠那里诉说，并扬言“退出战场不打了”。陈济棠马上安慰他说：“不要退得太远，等整顿好队伍再来参战”，结果王俊部随后却不肯来作战。等到随后薛岳部夺回汕头时，王俊又率他的部属赶回城，竟遭薛岳部包围缴械，士兵也被编入新编第一师。王俊的整个部队都被吞并，他这个光杆的警备司令的职务也就不存在了。

　　起义军占领汕头后，就想把它作为临时首都，准备夺取广州后再作为正式首都。周恩来随先头部队最早到达这里，因1925年东征时他在这里当过行政专员，熟悉当地情况，所以很快主管起当地的工作。为了在当地建立政权，自然要守城并控制周围地区，于是革命委员会决定了第二次分兵。

　　进入潮汕的部队总共只有8000人，经第二次分兵，力量更为分散。分兵后的部署是——周逸群率第二十军第三师约1000余人警卫潮、汕，师部和教导团驻潮州，部队在潮州西北侧高地构筑防御工事。

　　革命委员会及各军后勤机关驻汕头，城内只有第三师的第六团(因会昌一战损失太大，兵力仅相当一个营)警卫。

　　参谋团随叶挺的第二十四师、贺龙的第二十军向揭阳、丰顺前进，这一路是起义军主力，却也只有6000人。

　　9月26日至27日，第二十四师和第二十军的第一、第二师进占揭阳，此时才初步侦察到敌军主力正在附近的汤坑集结，其具体兵力数目还不大清楚。参谋团决定，先击破汤坑之敌，再与海陆丰的农军取得联系，使潮汕和整个东江地区成为根据地。待得到苏援装备和款项能大力扩军后，再西攻广州。

　　为了分化敌人，周恩来还派在黄埔军校和武昌中央军校任过政治教官的高语罕作为代表，从汕头化装赴香港，找张发奎谈判，约定互不侵犯。不过待高语罕赶到香港时起义军已兵败，事实上也无法再谈了。

　　其实，这时的形势已十分险恶。自会昌战斗钱大钧、黄绍鼓败溃之后，广东的粤桂蒋三派军阀经过近一个月的补充整顿，力量已大为增强。此时，正是桂系在全国最为得势之际，北方的白崇禧控制了江浙的大片地区，李宗仁指挥的西征又席卷两湖，黄绍蠛也急于把势力伸进广东，因此把广西老巢的主力三个师都集中到粤东，务求击败共产党的军队以固自己的地位。这样，集中在广东的国民党正规军的兵力已有十个师六七万之众，其中有一半以上可调来对付起义军。起义军因信息不灵对他们的情况并不很清楚，他们却能及时得到各地的报告，对起义军的动向基本掌握。不过广东当局此时对起义军的力量也估计过高，认为总兵力约有2万(这恰恰高估了一倍)，加上会昌一战后心有余悸，所以在东江方向虽集结有重兵，尚不敢贸然进攻，一面监视起义军，一面以逸待劳伺机反扑。

　　截止9月底，集中在东江前线的国民党军队共有六个师，总兵力有3万多人，其部署是：

　　钱大钧的第二十师约3000人在梅县方向牵制留在三河坝的二十五师；

　　黄绍城的两个师9000人由丰顺、留隍窥伺潮州；

　　陈济棠部三个师1.5万余人，集结于汤坑附近，威胁揭阳方向的起义军主力。

　　守卫潮汕却不战而溃退的王俊部三个团40(10余人，正奉命配合陈济棠部反攻。

　　以“中山”舰为主力的广东海军，并载有陆战队一个营，封锁汕头海面，并伺机登陆。

　　这样，国民党军不仅在总兵力上相当于起义军的三倍多，而且在每一个方向上都形成了兵力优势。在装备方面，双方主要使用步兵武器，在质的方面差距并不大，然而国民党军的步机枪在数量上占优势，而且有充足的弹药补充。起义军经长途行军丢弃了大量弹药，加上会昌一战的消耗，此时深感子弹不足。从南昌出发时每人发了250发子弹，此时每枪一般只剩下30至40发子弹。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摆开“堂堂之阵”打硬仗，明显对起义军很不利。

　　可惜的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军事方面的知识，基本上都是北伐时期正规战的战法。干部们拿手的，就是战前喊口号、到处贴标语，鼓动士兵从正面对敌军硬打硬冲。那些正规学校出身的军事干部们，除了朱德这样的个别人曾在川滇边界有过游动作战的经历外，此时还都不会打游击，也不大懂打那种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运动战。

　　叶挺此刻从军事上计算，倒是认识双方力量对比不利，不便于分兵拒敌。他提出：“形势实至万分险恶，提议放弃潮汕，集中我们兵力，并将多余枪悉运至海陆丰一带交给农军。”可是其他负责同志大都不赞成这一主张，见众人如此表态，叶挺也就只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于是，一场硬打硬拼的交锋，随后不久就在汤坑展开。在当时的形势下，战斗的结局是勿庸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