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留舍村溯源——兼靖难之役及明初移民辨析
王凤良
一
王留舍村的地理坐标为东经117'17"，北纬38'07"，明清二朝及民国均隶属直隶河间府盐山县，1955年划归新成立的孟村回族自治县，原属留舍乡，1996年并入高寨镇。
王留舍村史可上溯到明朝永乐二年，即公元1404年，迄今六百余年。王氏一世祖为明靖难之役后的永乐移民。根据族人口传，王氏先祖来自滦州，即今滦县及滦南县一带。
留舍是附近八个村落的公用名字，其“舍”字，正读为去声，即四声，字义为房舍，房屋。留舍的词义是“残留屋舍”，描绘的是当年战后先民于此初落脚时的惨败景象，这是村名的由来。此外还有一种说法，留舍二字是“留下（土音为xie）”，这是乡人的附会之说。
关于永乐移民的历史背景，乡间素有“燕王扫北”之说，可惜历来漫漶不清，今简述一二。
公元1368年，朱元璋推翻蒙元建立明朝，定都南京，年号为“洪武”，史称朱元璋为“明太祖”。为稳固皇权，朱元璋血腥剪除功臣势力，同时将二十几个儿子及一从孙调派至边境重地，分封为藩王，企图以朱姓藩王保证皇权长治久安。公元1370年，四子朱棣封燕王，1380年，二十岁的朱棣就藩北平（即今北京，古称燕，音yān，平声），坐镇北方边境。在其后的二十余年间，燕王朱棣在北伐蒙元残余势力的战争中屡获胜利，壮大为最有实力的藩王。
公元1398年六月，明太祖朱元璋驾崩于南京。而皇太子朱标已于1392年早逝，根据太祖遗诏，朱标之长子朱允炆即位，时年21岁，年号为建文，史称建文帝。建文帝是一个温文尔雅书生气足的年轻皇帝，他倚重几位儒士推行古代典籍中所记载的乌托邦式仁政，招致了灾难性后果，特别是废除藩王的急促举措，激化了中央政府与各地藩王的矛盾（汉武帝成功削藩可资对比）。1399年七月，燕王朱棣打起“清君侧”（意即清除皇帝身边的奸臣）的旗号起兵叛乱。经历了三年的血腥战争，燕王朱棣的军队从北平向南推进，于1402年七月彻底击败政府军，攻克南京。建文帝不知所终，皇四叔燕王朱棣登基称帝，年号永乐。这场战争史称“靖难之役”。所谓靖难，是指燕王声称皇帝被奸佞挟持，国家有难，故出兵平息国难。这当然是燕王杜撰的掩盖之词。
二
那么，这场靖难之役与永乐移民有什么关系呢？
关于靖难之役的具体推进过程，可参阅相关历史书籍或网络维基百科的词条，在此不赘述。靖难之役历时三年，在战争相持阶段，政府军和燕军在北平和济南之间展开了惨烈的拉锯战，为河北、山东诸地的原住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殃及沧盐一带最甚的两场战役，是发生于公元1400年的济南之役和东昌之役。该年四月，燕军在白沟河大败政府军，并乘胜向南追击至德州，在攻打济南的战役中遭受政府守军的重创，围城三个月而不下，燕军兵败而归，是为济南之役。民国五年刊印《盐山新志》记载：“燕军之战德州，攻济南，纵横出没，惟天津以南，济南以北，被祸最酷。”
[1]该年十月，燕军奔袭沧州（今旧州），仅用二日便攻克，之后燕军南下山东东昌府，与政府军决战，大败而归，这是燕王起兵以来最惨重的失败，史称东昌之役。其中沧州之战给沧盐一带带来灭顶之灾，《盐山新志》记载：“建文以盛庸驻德州，吴杰、平安守定州，徐凯、陶铭筑沧州，相互犄角以窥燕。燕王以德、定二州皆城坚守备，难猝下。独沧州土城，溃圮日久，天寒雪冻，筑之不易，乘其未备，急驱攻之，此土崩之势也……遂拔其城，生擒凯等，余众悉降，燕将谭渊尽坑杀之。沧城由是破废，后乃移治长芦。沧城距盐山今治仅五十里，其时沧盐居民争起义以抗燕军，燕军恨之，遂赤其地。畿南兵祸之惨，遂为亘古所仅见。燕王立，永乐二年，始迁民以实之。迄今土人率云燕王扫北。”
[2]（译文：建文皇帝命令盛庸驻守德州，吴杰、平安驻守定州，徐凯、陶铭修筑沧州城墙，相互为掎角之势，窥探燕王的军队。燕王认为德州、定州城墙坚固，防守完备，难以快速攻下。只有沧州的城墙是土质，溃烂倾倒很久了，而且天寒雪冻，修筑城墙很困难，所以决定趁沧州守军没有准备，急行军攻取沧州，这实在是土崩之势……燕王军队攻克了沧州城，活捉了徐凯，其余守军都投降，燕军将领谭渊将投降的守军全部坑杀。沧州城因此破废，后来便迁到长芦即现沧州城。旧沧州城离盐山县城只有五十里，那时候沧州、盐山一代的老百姓争相起义抵抗燕王军队，燕军痛恨，于是大开杀戒，鲜血将大地染成红色。北京以南战祸惨烈，自古历朝历代没有见过这么严重的。燕王登基当皇上后，在永乐二年，才从外地迁移老百姓来充实此地的人口。至今当地人还总说燕王扫北的事。）沧州之战中燕王军队对当地百姓的血腥大屠杀，超过了济南之役。
公元1402年，燕军转入战略攻势。燕王率大军长驱南下，在安徽灵璧大败政府军，之后攻克南京，称帝，史称明成祖，改元永乐。永乐二年（公元1040年）朱棣下诏从江南、山西等人口密集之地大规模移民，充实被战争摧残的北平、永平、保定、真定、河间，以及济南、东昌等府，史称永乐移民。
王氏先祖自滦州迁徙盐山立庄，就是发生在这一历史背景下。
三
关于靖难之役和永乐移民，有几个问题需要略作辨析。
问题其一，关于燕王扫北。在河北民间，靖难之役被称为“燕王扫北”，近年单田芳也曾演播同名评书并出版。事实上这是不准确的，燕王朱棣的靖难，是从北平挥师南下，进攻明朝京师即今南京，故实为“扫南”，称之为扫北则南辕北辙，方向错误。
之所以有此附会之词，是因为民间把靖难之役与燕王剿灭漠北蒙元残余势力的战争相混淆。明朝建立后，蒙古人的骑兵一直是北部边境的最大威胁。朱元璋将四子朱棣封为燕王坐镇北平，其用意即是抵御北方的蒙元残余势力，而朱棣的军事力量就是在他为燕王的二十余年间与蒙古人的历次战争中壮大起来的。朱棣称帝后，于1410~1424年之间发动了五次剿灭蒙古军事力量的战争，其间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迁都北京，1424年成祖朱棣病逝于第五次征伐蒙古的归途中。显然，民间把朱棣的北伐战争与靖难之役混为一谈，以致张冠李戴了。甚至民国《盐山新志》也称“迄今土人率云燕王扫北”而未加辨析。
问题其二，1990年代地方县志中出现的“燕王扫碑”以及“燕军北返”等说法，均系民间附会之词。
1991年版《盐山县志》云：“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燕王即位，令军北返报复乡民，县境尸横遍野，瓦砾一片，史称‘燕王扫北’。”
[3]1992年版《孟村县志》云：“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燕王即位，令军北返报复乡民。百人幸难逃一，尸横遍野。俗称‘燕王扫碑’（亦称‘扫北’）。”
[4]扫碑一词大致是上坟打扫墓碑之意，该词汇远不及“清君侧”及“靖难”具备鼓动性和正义感，难以成为起兵的口号或用于概括一场战争。该词汇未出现在明史典籍以及民国之前的各种方志中，当代《孟村县志》为其所仅见。考虑到在北京官话中，“碑”字读音为阴平即一声，而“北”字为上声即三声，这两个字的读音不可能混淆。唯独在沧州东部的方言中，这两个字均为三声，语音无区别。很可能“扫碑”二字是因民间读音混淆由当代方志工作者附会而出，不足为信。
其次，“令军北返报复乡民”一说，未见于清朝及民国编修的盐山、沧县、青县、南皮、庆云等县志。就我所收藏的资料所及，该说法最早出现在1983年由沧州地区地名办公室编印的《沧州地名志》：“靖难之师，因其不名正言顺，燕王朱棣又在沧州（今沧县旧州）坑杀降卒数千人，地方和百姓分期反抗，使其军多次受挫于济南至沧州一带。朱棣终胜，攻克南京，当了皇帝即明成祖。他怒气未消，由令其军北返，怒赤反抗之地，致使沧州一带‘白天尸骨遍野，黑夜青磷闪闪，其惨状不忍目睹’，乡人称此事为燕王扫北。”
[5]为了查证“令军北返报复乡民”一说，我特意披阅了以下方志：
清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刊印《沧州志》
清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刊印《盐山县志》
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刊印《盐山新志》
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刊印《青县志》
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刊印《沧县志》
均未发现有关“令军北返报复乡民”的只字片言，故该说法是没有史料依据的。或云此事在有明一朝为史家所讳言，故无文字记录。的确，民国《盐山新志》的确有永乐年间民间著作《义民录》以及最终散佚的记载。但明朝灭亡后，此事便没有任何忌讳，方志何必再讳言？清乾隆八年《沧州志》甚至有燕军坑杀三千沧州降卒的记载，若果有“令军北返报复乡民”的事，则《沧州志》及清初官修《明史》没有任何理由不做记载。
其次，《沧州地名录》所载“（朱棣）怒气未消，由令其军北返”，与乾隆《沧州志》相抵牾。乾隆《沧州志》载：“（谭渊尽杀三千降卒）成祖怒。渊曰：‘此曹皆壮士，释之为后患。’成祖曰：‘如尔言，当尽杀敌，敌可尽乎？’渊惭而退。（《明史·谭渊传》）”
[6]（译文：谭渊杀光了三千沧州降兵，成祖大怒。谭渊解释说：“这些人都是勇敢豪壮之士，放了他们会成为后患。”成祖说；“如果真像你所说的，应当杀光敌人，那么敌人真的能杀光吗？”谭渊惭愧地退下了。）可见燕王朱棣，即后来的明成祖，对于沧州之战后谭渊杀三千降兵已经震怒，那么两年后已经攻克南京并已登基称帝的朱棣，还“怒气未消，由令其军北返”，专门报复沧县、盐山的老百姓，岂不是太不合逻辑？沧盐百姓的“面子”是不是太大了点儿？
从清朝到民国的历本方志中，均未发现“令军北返报复乡民”的说法，推测这应是八九十年代方志编篡者提出的新说，可能参考了民间的一些传说，来圆“扫北”的方向南辕北辙的矛盾。但为了消弭民间传说中自相矛盾处，而采用另一种传说，使严肃的方志学成为民间故事会，一旦印行便谬种流传，贻害后人，这实在不是史学工作者应持的学术态度。
三者，各县修志，均着眼于县境之内，未及全局。事实上，沧盐一带并非战争的唯一重灾区，北平府、永平府（今唐山一带）、保定府、真定府（今石家庄、衡水一带）、河间府（今沧州一带），以及济南府、东昌府均是战争极度惨烈的主战场。作为朝廷的叛军，燕军在各地均遭遇军民的抵抗。试想，朱棣登基后，令军对北返在如此大的范围内大规模报复各地乡民，是难以操作的，近乎不可思议。如果仅仅报复沧盐乡民，还是那句话，沧盐百姓的“面子”太大了。事实上，根据清及民国的各种方志，以上各地的人口损失，发生在战争期间，而不是子虚乌有的“北返报复”。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山东民间曾有朱元璋少时在山东乞讨受辱，成事后发兵“血洗山东”的传说，昌乐县数家大姓的族谱序文中也采纳民间传言云：“自大明洪武即位，常遇春将军率花马军平山东道，平而复起者再三，于是赫然斯怒，所过州县无论盗贼良贱，概行诛戮，虽有存焉，然百不一二，是以地广人稀……”
[7]实为民间野史。
近五六十年来，乡间文脉失绪，八九十年代由地方政府编纂的那批地名资料汇编以及县志，近乎民间传说以及政府机关文体的大汇总，与方志大家贾恩绂的《盐山新志》相比有云泥之别，令人扼腕叹息！
总之，1990年代县志中的“扫碑”以及“令军北返报复乡民”提法，是经不起推敲的，不足信。
问题其三，靖难之役后，盐山一带的人口损失有多大？
有关靖难之役以及永乐移民的史实与数据，史书并无记载。历史学者曹树基在《中国移民史》第五卷第八章中，曾对河间府属县的自然村建立时间做过抽样调查，结果表明在移民完成后，原土著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仅为10%左右。可以推断，移民总人口总是大大少于战争中损失的人口，所以河间府在战争中损失的人口，一定大大高于90%。我所了解到的留舍一带的自然村落，几乎全部来自永乐移民，盐山、孟村二县地名资料中，极少见到原住民的村落，包括乡间流传为幸存原住民的“边务”村，根据《盐山县地名资料汇编》，实际上也是移民村。
根据曹树基的研究，河间府永乐移民中，有一半以上来自山西，这与民间传说中的山西洪洞大槐树强制移民的说法相吻合。次多的移民来自山东，当然是黄河以南未经战火摧残的南部山东。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移民自来直隶永平府滦州，即今滦县、滦南县及乐亭县一带。
四
大约二十年前，孟村县地名办曾在王留舍村东路口设立水泥牌一块，正面为村名，背面有村庄溯源的五六行文字。后来购得一本1982年编印的《孟村地名初考》，得见该文字底本，如下：
明朝“燕王扫北”后，于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朝廷下诏迁民。王氏从北京东八县双柳树村应诏迁此占产立庄。发现此地幸存留下几间房舍，取村名为留舍。后以姓氏该村名为王留舍至今。
寥寥七十余字，其要点有三：
其一，永乐移民的历史背景；
其二，王氏的迁徙地——北京东八县双柳树村；
其三，王留舍村名的由来。
永乐移民的历史大背景，上文已述。王留舍村名的由来，取“存留几间屋舍”的意思，是正确的。曾有乡人表示，当年先祖经过长途迁徙，在此落脚歇息，并说“留下吧”，其中“下”字土音为xie轻声，所以成为村名。这是乡人不解“舍”字的含义而妄加揣测，与“扫北”及“北返”等传说为一脉，茶余饭后说说尚可，但不可当作信史。
根据《沧州地名志》，靖难之役后，今沧州境内原自然村落名大都消失，仅剩471个村名保留战前旧村名，而且村民也未必是原住民。1983年时沧州地区有自然村落5499个，可见有91.4%的自然村是永乐移民后新起名。有相当比例的村名保留了战乱和移民的痕迹，留舍就是其中典型的例子，再如盐山县璋璧村，因战后幸存原住民以残壁为屏障而立庄，故取名障壁，后改为玉字旁的璋璧，寓美好之意。南皮县的叶三拨、马四拨、段六拨、于十波等，则记录了战后该地移民抵达的批次。
在原留舍乡的十二个自然村中有八个留舍，显然这是相邻村名相互派生趋同的结果。其中王留舍、张留舍、中留舍、孙留舍和魏留舍是永乐二年即定名，南留舍、李留舍和东留舍是后立庄或为求统一而更名。想必第一批抵达的先民在此落脚，环视四周，一片萧索景象，意外觅得战后残存的几间房舍栖身，灵机一动，便自名留舍，能取出这个略带文雅的村名，那位先民应当也粗晓翰墨。后续抵达的移民以此为模板纷纷仿效，于是多个留舍村相继而生。至于留舍一名源自哪村哪氏先祖，已经难以考证了。
《明史》与《明太宗实录》中有北京城及顺天府永乐移民的数据记录，可惜缺乏河间府数据，嘉靖《河间府志》也没有相关数字记载。学者曹树基根据八九十年代之南皮、盐山、孟村、河间、青县、吴桥、沧县七县的《地名资料汇编》进行的自然村落数量统计，永乐移民完成后，河间府人口构成如下：
[8]永乐移民来源
自然村落数量
比例
原住民(注)
45
10.1%
山西
221
49.7%
山东
87
19.6%
滦州
48
10.8%
南方
18
4.0%
河南
13
2.9%
军籍
7
1.6%
河北其他
3
0.7%
其他
3
0.7%
合计
445
100.0%
注：含元末以前、明初洪武移民立庄，及永乐间原住民再立庄。
未经历战乱的山西成为移民的最主要来源地，史载“山西太原、平阳二府泽、潞、辽、沁、汾五州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实北平各府州县”，每户“给钞，使置牛具、子种，五年后征其税。”民国《交河县志》载：“成祖永乐二年迁大姓实畿辅，邑内居民多由外省迁至，土著甚少。诏开闲田，永不起科。”
[9]（译文：成祖永乐二年迁移外地大家族的人口来充实首都周围地区，交河县内的居民多数是从外省搬来的，原住民非常少。皇帝下令可以开垦闲置的荒地，永远不征税。）政府为了鼓励百姓搬迁到人烟稀少的战争灾区，采取鼓励开荒，免征税赋甚至永不征税的优惠政策，甚至发钱、发耕牛、农具、种子。尽管如此，移民政策仍然带有强制色彩。民间传说中，山西洪洞大槐树就是强制移民的集合地，迁徙途中要求松绑方便，衍生出“解手”这一掌故。前文提及南皮县三拨、四拨……等村名，唯独没有一拨、二拨，实则因政府移民官谎称已有两拨移民已先期到达，哄骗移民前往。移民一旦落脚定居，不允许重返故里。
在盐山、孟村两县的地名资料汇编中，有不少村落自称“随龙伴驾”，意即其祖上是燕王朱棣的战将或功臣，靖难之役后皇帝赐“占单龙票”来此占田立庄。我以为其中有相当比例是出于攀附，来自军籍以及南京的移民终归属少数，更多的移民是出于官方的强制。
关于王氏的迁徙地北京东八县双柳树，显然是一个不严谨的说法。所谓北京东八县，并非实指，而是明清时北京东部八个县的统称，通行的说法是“通三武宝蓟香宁，外加漷县一座城”，即通州、三河、武清、宝坻、蓟县、香河、宁河、漷县，如今是北京或天津的属地。这与族人口口相传的迁徙地滦州相去甚远。
2007年，我有幸瞻仰了修订于1992年的《王氏族谱》，一些长期不解的问题得以解答，但同时族谱中的文字也为我带来了更多的疑惑。
五
《王氏族谱》序言开篇明义：“王氏家族本滦州昌黎南关外小王庄/前三铺双柳树人，虽不一地据考乃同族一家。”
王氏的旧谱早年间遭毁，以上文字，应当是族内的老人根据祖辈的口传而回忆的。宗谱合续了王留舍村（来自滦州）和泊二庄村（来自昌黎）的王氏，序言的弥合工作可谓煞费苦心。可惜短短一句话，就有太多的不严谨乃至错误之处。
一、 关于滦州和昌黎的关系
从东汉末年至隋朝，州一度是地方一级行政区划，大致相当于今天的省，下辖县。经唐宋，州的级别不断降低，至元明，行省下设府，府下设州县，或直接领县。也就是说，明朝州的行政级别比县略高或相当于县。明洪武、永乐年间，滦州和昌黎均隶属永平府，但滦州仅下辖乐亭县，与昌黎县平级，并没有管辖关系。当然，现今由滦州析分而出的滦县和滦南县隶属唐山，而昌黎县隶属秦皇岛，彼此关联就更远了。
所以序言第一句，先不论内容，正确的语法表达是“滦州前三铺双柳树、昌黎南关外小王庄”。
二、关于昌黎南关外小王庄
根据1983年编印《昌黎县地名资料汇编》，现昌黎县城南关外并没有小王庄，与之相接近的村庄有裴家堡公社王庄（县城东北8.5公里），钱庄子公社西王庄（县城东偏南3.5公里），党各庄公社小王各庄、大王各庄（县城西偏南24公里），晒甲坨公社王庄子（县城西南15公里），新金铺公社王庄（县城南偏西12.5公里），皇后寨公社后王各庄、小王各庄、前王各庄（县城南偏西24.5公里），均远离县城南关。
现存民国前《昌黎县志》有三种：清康熙十三年刊本、同治五年刊本和民国二十二年刊本，均载有县境内村庄名称。经查证均未发现南关外小王庄，在此不一一列示。
可见，历代族人口传的南关外小王庄，可能已经漫漶失真，难以稽考。族人传说九十年代修谱时，曾派人到小王庄原籍寻根，并获小王庄同族肯定，确有一支迁往盐山，云云，几乎肯定是不实的传言。
三、关于滦州前三铺双柳树
明洪武、永乐年间，滦州下辖乐亭县，其疆域大致为今天的滦县、滦南县和乐亭县，故寻根的范围锁定于以上三县。
铺，正字为“舖”，是中国古代驿传的底层机构（所谓驿传，即用于传递诏令、公文的官办交通邮递体系），又称递铺或急递铺，明代十里一铺，六十里一驿，专司公文传送。清末废除旧驿传体系后，铺随之消失，但至今各地留有带铺字的地名。笔者查阅了清《滦州志》和《乐亭县志》，未发现明清时代滦州有“前三铺”，基本可以断定，这三个字是历代族人口头相传中的衍文，即多余的文字，不足为据。顺便提一下，明清二代官道穿过王留舍村与中留舍村之间，中留舍村设有驿站。
[10]在明代滦州境内，即今滦县、滦南县、乐亭县境内乃至整个唐山地区境内搜寻“双柳树”，结果发现两个名叫双柳树的自然村落，分别是：
1、滦南县上坡子乡双柳树村，位于滦南县城西2公里，地理坐标为东经118’38”，北纬39’29”。
2、乐亭县王滩镇双柳树村，位于乐亭县城南偏东17公里，滦南县双柳树村东南38.5公里，地理坐标为东经119’，北纬39’17”。
据1984年编印《乐亭县地名资料汇编》，乐亭县双柳树村明朝建庄，但文字简略，年代含糊，殊可质疑。另据清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乐亭县志》所载地图与现地图进行数字化对比分析，清光绪初年时，双柳树村位置距离海岸线极近，相关分析参见附件。由此可以推测，即便该村真如《乐亭县地名资料汇编》所言建于明朝，也是明朝中末年，几乎不可能是永乐初年，那时该地很可能尚未被滦河冲积为陆地，尚在渤海中。
况且，若王氏是从该双柳树村迁出，则迁徙地应准确地记作“乐亭双柳树”，而非“滦州双柳树”。故乐亭双柳树予以排除，剩下的唯一选项，便是滦南县的双柳树村了。
根据《滦南县地名志》双柳树词条记载：“据《滦县志》载，明朝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地属滦州王一社。山西山后陆州移民迁至官寨和王庄子，后又移至此地，因有两棵大柳树，故取名双柳树。”王庄子位于双柳树东2.5公里，今在滦南县城倴城镇城内。王庄子词条云：“有王姓由山西山后陆州迁此立村，取名王家庄，俗称王庄子。”倴城镇东2.5公里有王东庄，《地名志》载：“按《王氏家谱》记述，王姓先世由山西山后陆州迁此立村，因在倴城东部，王姓又是大户，故名王家东庄，后简称王东庄。”倴城镇附件的双柳树、王庄子，王东庄为同宗王姓，于永乐二年迁自山西。
可见，王留舍《王氏族谱》中所言“滦州双柳树”，与现滦南县双柳树村是比较吻合的。
根据《孟村地名初考》，自称永乐二年迁自滦州双柳树的，除了王留舍王氏，还有中留舍朱氏，以及刘石桥刘氏，另据王氏族人口传，孙留舍孙氏也是来自滦州双柳树且与王氏为表亲。而现滦南县双柳树村并无朱、刘、孙姓。如此则《王氏族谱》的记述的可靠性也是值得质疑的。初步推测有两种可能：其一，永乐时双柳树及附近的王姓是大户，虽有族人迁出仍有余脉繁衍，而朱、刘、孙等姓可能属小姓，迁出后即无余脉，或者其后余脉另迁他处。另一种可能性，《孟村地名初考》里的几处“滦州双柳树”很可能并非村庄名，而是像山西洪洞大槐树一样的一个地标，被移民的前辈铭记心头，代代相传至今。考虑到民间的族谱具有较多的口传演绎色彩，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无论何种可能，我们今天已经难以稽考。而根据以上推演得出的今滦南县双柳树村，与《王氏族谱》的记述最匹配，也最值得信赖，这是本节的一个基本结论。
虽然推演出了一个结论，但同时也衍生了两个疑问：
其一，既然“昌黎南关小王庄”已经证明不实，那么有无可能“昌黎”二字是流传口误，而“小王庄”就是今滦南县城倴城镇南的王庄子呢？
其二，根据《滦南县地名志》，滦州也是靖难之役的重灾区，永乐移民后的新建村庄占89%。
[11]问题是，既然永乐二年滦州尚在大量接纳山西移民，那么为何政府还要从滦州批量移民到河间府盐山县呢？根据《盐山县地名资料汇编》、《孟村地名初考》以及《盐山新志·故实略·金石》所辑录的明清墓志，盐山县永乐移民有相当比例迁自滦州。而《中国移民史》第四卷也专门提出滦民迁盐的疑问，且未给出明确的解答。
[12]第一个问题很容易解答。滦南县是1946年从滦县析出，倴城作为县治所在地迄今不过六十余年。清光绪《滦州志》载：“倴城，在州南六十里，元将那颜倴盏屯粮处，今镇北遗址尚存。”又载：“倴城为栖粮之所，渠帅那颜倴盏领之……城久圮，遗址尚存。城名倴者，以此为据。”可见倴城仅是元军的屯粮处。又据《滦南县地名志》，明永乐年间编社屯，属倴城社
[13]，可见当时倴城仅是一个远离县城的普通村庄，无“南关”可言。所以，“昌黎南关小王庄”与今滦南县城镇王庄子应无关联。
疑问之二，涉及一个明初洪武移民和永乐移民的宏大课题，以笔者目前的学识与文献积累，难于给出足可采信的解答。但责任所系，仍不揣谫陋勉为其难，试述一二浅见。
六
既然根据滦南、盐山二县的地名资料以及《中国移民史》，二县于永乐二年新建村庄均占90%左右，且永平府滦州永乐移民来自山西和江淮，而河间府盐山县的永乐移民又有相当大的比例来自滦州，则可能性之一是山西或江淮移民先迁滦州，转而再迁盐山。《盐山新志》就有一例山西洪洞人迁往滦州再迁盐山的墓碑例证，
[14]《盐山县地名资料汇编》记载张西台村张氏亦是永乐二年先迁滦州迁安县
[15]再迁盐山。
什么原因导致山西移民经过八百公里的跋涉抵达滦州，几乎喘息未定，却又掉头沿原路赶赴盐山县？如此不合情理的举措，确乎超出常规，令资料匮乏的今人难以理喻。
况且，如果众多迁盐的滦民是从山西永乐移民，则盐山的谱牒以及基于谱牒而汇编的地名资料集不应把中转站一般的滦州作为祖籍地。
通过对比、分析、甄别滦州方志与《滦南县地名志》，笔者发现记述和数据有相龃龉处，由此不妨大胆假设另一种可性能：永乐二年迁盐滦民是滦州土著民，而滦州的永乐移民比例远没有《滦南县地名志》所称的高达89%。
永平府地处燕山山麓，连接中原与辽东，关隘众多，地势险要，历来是兵家用武之地。经过元末的连年战争，永平府人口损失惨重。朱元璋平定天下后，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大规模移民充实战争受灾区，史称“洪武移民”。《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及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从辽东瑞州及北平山后
[16]向永平府移民。经过公元1399~1402年的靖难之役，永平府人口也遭受重创，永乐二年滦州也接受了一大批移民。而土著与移民的比例则成了回答疑问之二的关键问题。
据明万历《滦志》记载：“（永乐）二年编社屯，革除时州民为辽军残破，至是土民复业，江淮迁民已至，始以土民编社，迁民编屯，社四十有一，屯二十有六。（乐亭）县社十有八，屯九。
[17]”所谓“土民编社，迁民编屯”，即靖难之役以前的原住民，包含洪武移民和元末前的土著，其村落被编为社，而永乐移民村落编为屯。滦州于永乐二年编制的社屯非常规范，一直沿用至清末，清嘉庆《滦州志》及光绪《滦州志》均列有各社屯的村庄清单。例如，双柳树村属于王一社，而王一社下辖二十八个村落。由此，学者曹树基推论，永乐初年，滦州及乐亭县外来移民比例为37%，土著比例为63%，
[18]显然这个数据大异于《滦南县地名志》永乐移民比例高达89%的数字。
《中国移民史》援引明弘治《永平府志》资料，整理社屯数据如下：
[19]县别
土著社
移民屯
卢龙
7
4
迁安
10
6
昌黎
16
11
滦州
41
26
乐亭
18
9
抚宁
12
5
合计
104
61
在整个永平府范围内统计计算，永乐移民占民籍人口的比例也是37%，与滦州的数据极为接近。考察靖难之役三年中永平府的战况，开战之初朱棣便成功收降永平府政府守军，之后又击败辽东政府军，设计吞并了宁王军队。由于永平府战事顺利，人口损失自然小于河间府，以上数字就容易理解了。显然，《滦南县地名志》里永乐移民占滦州人口比例89%的结论，是大可质疑的。
那么，《滦南县地名志》数据的问题出在哪里呢？原来该书中那些永乐二年编入土著社的村庄，几乎绝大部分又把建村时间含糊地定在永乐二年。例如前文图片中双柳树村词条：“据《滦县志》
[20]载，明朝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地属滦州王一社。山西山后陆州移民迁至官寨和王庄子，后又移至此地，因有两棵大柳树，故取名双柳树。”前一句话，只是在引述旧志中双柳树村归属于王一社。而自“山西山后陆州移民迁至……”起，却是引述双柳树村族谱的记载，并非《滦州志》里的内容！但如此行文，虽然中间有句号区隔为两句话，但几乎不可避免地令读者误以为山西山后陆州移民的时间也是永乐二年。1997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的《滦南县志》则把绝大部分村落的建村时间定为“明永乐年间”，绝少见到“明洪武年间”乃至元朝
[21]。这与多种明清旧《滦州志》里“土民编社，迁民编屯”的记载相抵牾。
饶有兴趣的是，《滦南县地名志》中还有另一种更含糊的表达，如第159页史各庄：“据《滦县志》载，明朝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属滦州王一社。据查：过去有史姓由山西山后陆州迁此立村，以姓氏得名史各庄。”此处的“过去”二字，是以撰写该词条时间为基点的“过去”，还是以永乐二年为基点的“过去”？还是因为难以考证而故意含糊其词两头堵呢？
笔者在此推测，根据“土民编社，迁民编屯”的原则，那些编入土著社的村落，例如双柳树，根本就不是永乐移民村落，其村民是靖难之役前的土著，是洪武移民或更早的元末前的居民。如该推论成立，则以下疑问便可迎刃而解：
一、解释了1990年代《滦南县志》和《滦南县地名志》上永乐移民人口比例与明清及民国方志上的权威数据的矛盾，正本清源，以作为区分土著语移民的原则，回归旧志权威数字。
二、解释了永乐二年滦州在大量迁入人口的状况下还大规模向河间府盐山县移民的疑问。很可能滦州的永乐移民人口比例只有37%，而有充裕的土著人口向盐山迁徙。而迁盐的滦州人，即便是二三十年前的洪武移民，但已经在滦州居住一代，故自称滦州人并代代相传。那种山西永乐移民先迁滦再迁盐，只是个案，不应是政府组织的规模行为。
对比滦县、乐亭县和昌黎县的地名资料，均把建村时间定为“明初”，或者更含糊地写作“明朝”，唯独《滦南县地名志》和《滦南县志》言之凿凿地把大部分村庄的建村时间写作“明永乐二年”。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滦南版建村时间之误呢？我以为有这样一种可能，八九年代方志工作者根据各村族谱做地名普查，以及编篡地名资料时，统计表明滦南县有大量“明初山西山后陆州移民”，但旧《滦州志》里永乐移民“土民编社，迁民编屯”的记载以及永乐二年的社屯清单又表明，那些隶属各社的山西山后陆州移民属于土民，不是移民。为了弥合这一矛盾，则把各村词条撰写为上述“双柳树”那样的含糊范式，甚至“史各庄”那样带“过去”二字的更含糊文本。含糊的文本不可避免地引发误解，而乡人及方志工作者只知道明初的永乐移民而不知更早的洪武移民，于是把“明初山西山后陆州移民”的时间想当然地理解为“明永乐二年”，由于从众效应，“永乐二年”遍地开花，便有了《滦南县志》里以“明永乐二年”为建村时间的错误。
洪武移民的背景略有不同，经过元末的连年战争，全国范围内人口均遭受巨大损失，洪武移民是在京师（约今江苏、安徽）、湖广、华北等范围内展开，相关内容可参阅《中国移民史》。关于永平府的洪武移民，《明太祖实录》中有迁辽东瑞州边民入滦，以及迁山后降民530户2100人入北平、永平府的记载。但根据《中国移民史》此处的山后又称北平山后，是指今河北宣化至辽宁辽阳区域
[22]，与山西山后陆州想去较远。《中国移民史》又称：“洪武时期来自瑞州的移民在自然村统计中已无法觅得，而来自山西和山东的移民在文献中又无处查询，姑且存疑。”
[23]为什么滦州有如此多村落自称迁自“山西山后陆州”
[24]，却又没有具体的县村？稽查史料，“山后”是一个悠远的历史地理概念，“山后六州”四个字大致是可以采信的，《明太祖实录》和《明太宗实录》中的塞外迁民入北平府、永平府的记录为证，而“山西山后陆（六）州”却是最近二十年才衍生、并借助互联网传播定型的新名相。我初步分析，这六个字可能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河北省搞地名普查工作中诞生的一个词汇，因为填补了民间漫漶不清的记忆而迅速定型并传开，至今似已成定论。但因为没有史料作依据，“山西山后陆（六）州”的说法不足采信。
关于广平府洪武移民的可信史料，是上述《明太祖实录》所载辽东瑞州边民以及山后降民入滦的记录。《明史·太祖纪》：洪武四年三月，“徙山后民万七千户屯北平。”六月，“徙山后民三万五千户于内陆，又徙沙漠遗民三万二千户屯田北平”。《罪惟录·太祖纪》记载：“洪武四年六月??以山后民十九万六千余内徙，给粮入籍。”《明太祖实录》卷86记载，洪武六年从辽东瑞州迁边民入永平府之滦州，人数不详，卷115记载，洪武十年前山后降民530户2100人往北平、永平二府。真是的山后，是北平燕山以北，西起大同、宣化，东至辽东的边境地带，与“山西山后六州”无涉。
综上所述，更为合理的结论是，明洪武初年，数次迁燕山以北至辽东的边境移民入滦州，此即所谓“山后移民”，时间大约在洪武四年至十年（公元1371~1377年），即朱元璋推翻元朝初登龙位时。靖难之役后，为弥补滦州人口遭受损失，朱棣诏令于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再次移民，土民编社，迁民编屯。此时，原洪武山后移民已经居滦二三十年，被当作土著编入四十一社，而新到的永乐移民则编入二十六屯。
而王氏先祖，就是作为山后移民于洪武年间迁至永平府滦州，又于永乐移民潮中被诏令从滦州迁至河间府盐山县的。
七
经过以上条分缕析，《王氏族谱》序言中的疑问至此已经基本清晰：明永乐二年，王氏一世祖自滦州双柳树，即今滦南县双柳树村迁河间府盐山县。而滦州双柳树王氏是洪武年间自山后移民，至永乐初年已居滦近三十年。由于在靖难之役中永平府人口损失少，故有一部分滦州人被诏令迁出，充实战争重灾区河间府，多迁入盐山县。这些迁盐滦民以滦州为祖籍地，代代相传至今。而由于其它错综复杂的原因，永平府在输出少量移民的同时，也接纳了一批永乐移民。按照“土民编社，迁民编屯”的原则，靖难之役前的居民，无论是元末前古村民还是洪武移民，均编入四十一社，而新迁入的永乐移民编二十六屯，社屯制绵延至清末方废。
至于《王氏族谱》中的昌黎一支，则因原始资料匮乏而难以继续考证其确切的祖籍地。如确如族谱序文所言，“虽不一地据考乃同族一家”，或许是迁到盐山后因邻村而居，从而上溯出同宗之亲。岁月更迭六百余年，除了族内长老的口传，几乎没有可资佐证的文献，所以已难以考证了。
八
关于《王氏族谱》的体例，尚有几处问题简要总结如下：
关于祖籍地的表述，应当更正为：
王氏家族本
滦州双柳树
人。
昌黎小王庄
纵排时，则以“滦州双柳树”居右：
1992年族谱发起人是冲寺口村族人，这是德被后世的善举。冲寺口王氏是从泊二庄迁出，故在族谱的序言以及正谱的排序上均被刻意安排居前，而作为王氏祖茔所在地以及王氏子孙最大聚集地的王留舍村反居其次，这显然是不正确的。下次修谱时，需予以订正。
2012年8月11日初稿
2015年1月31日补订
[1]《盐山新志·卷廿八故实略·兵事》
[2]《盐山新志·卷廿八故实略·兵事》
[3]《盐山县志·大事记》
[4]《孟村县志·大事记》
[5]《沧州地名志》第13页
[6]《沧州志》
[7]《洪武移民传说》，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bab4800100iwu5.html[8]根据《中国移民史》第五卷第344页表格数据在整理。
[9]《交河县志·杂稽志》
[10]《孟村地名初考》
[11]《滦南县地名志》第15页。
[12]《中国移民史》第五卷第345页。
[13]《滦南县地名志》第52页。
[14]《盐山新志》卷廿七《故实略十七·金石》
[15]原文如此，实则永乐初年迁安县非滦州属县。
[16]此处的山后是指今河北宣化至辽宁辽阳一带，并非滦州谱牒里常见的“山西山后陆州”。参见李鸣飞论文《“山后”在历史上的变化》。
[17]明万历《滦指志·世编二》。
[18]《中国移民史》第五卷第340页。
[19]《中国移民史》第五卷第341页。
[20]此处的《滦县志》应是1993年版，因为民国初年滦州改县后的第一部《滦县志》印行于1937年，并没有列出明清时的社屯及下辖村庄。另，1993年版《滦县志》里的社屯资料，来源于清嘉庆《滦州志》及清光绪《滦州志》。
[21]《滦南县志》第92~113页。
[22]关于山后的概念，参见李鸣飞论文《“山后”在历史上的变化》。
[23]《中国移民史》第四册第225页。
[24]根据李洪发考证，“山后六陆（六）州”，目前所能见到的资料，说法最明确的，见于张哲明《滦南民间剪纸》（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一书。张认为，山西山后陆（六）州为“蒲州、解州、绛州、霍州、隰州、吉州……据专家考证，‘来自晋中、晋南一带的居民是黄帝氏族中沿中条山、太行山向东北方向迁移一支的后裔’”（第5页）。1997年《滦南县地名志》认为，滦南县359个村明确记为“据《滦县志》载，明朝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由山西山后陆州迁此立村”。另，《唐山市地名志》认为，唐山地区明初移民“多来自山西潞州（也有说山后陆州，当指今山西晋东南一带）”（《唐山市地名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一版，第18页）。
与滦南县办公室李洪发先生的两封通信：
李先生：
多谢大作。我相关的书籍都在家里，故办公室里没法查阅。快速浏览了您的文章，受益匪浅，令我惊异的是，我们竟有非常一致的关注点和参考文献，如移民史、山后概念考证等，相关考证方法和观点也有些相像！
虽草草浏览一过，有些心得，简述一二：
一、关于“山西山后六州”：
我揣测这六个字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河北省搞地名普查工作中诞生的一个词汇，因为填补了民间漫漶不清的记忆而迅速定型并传开，因书籍出版，至今似已成定论。
“山后六州”四个字大致是可以采信的，《明太祖实录》和《明太宗实录》中的塞外迁民记录为证，“山西”二字可能是您所说的“衍文”，可能是为了贴上山西洪洞大槐树的标签而已，很可能是某位地名工作者的善意编撰，山西迁民黄帝后裔，比塞外降民，化外边民更好听一些吧。
似乎从《实录》里查不到从山西南部（中条山一代）往永平府移民的记录，从地图上看中条山到唐山一代距离甚远且有山脉阻隔，远不及从宣化一带移民更方便。如果迁自山西，则祖籍地之州、县、村应详尽才对。如果迁自塞外六州，则杂居的边民就谈不上详尽的祖籍地，只能笼统地说“山后六州”。
以上仅为个人推测，待论证。
二、关于“土民编社，迁民编屯”：
大作中似未论及这个议题。我在拙文中对此有一小节专门论述，大致观点如下：
1、永乐移民中“土民编社，迁民编屯”在明清民国地方志中有明确记载，且有各社屯所属村庄清单，非常可信。比如双柳树属于王一社，应当是土民，非迁民。
2、新县志以及《滦南地名志》中把绝大多数的“社”属村庄均定为永乐移民，与“土民编社，迁民编屯”矛盾。其结果，移民比例太高，故堪质疑。
3、河间府大量的明清碑文，以及当代谱牒记载先民于永乐二年迁自滦州。而滦南新县志以及《滦南地名志》中所记载当地永乐移民比例甚高。二者相矛盾，而河间府的明清碑文更可信。
故我推测《滦南县志》与《滦南地名志》中关于建村时间的处理有重大失误。那些编“社”的村子，并非永乐移民村，而是洪武移民村。永乐二年，部分永平洪武老移民被当作土民迁移到河间府，我的祖上于永乐2年迁自滦州，就是这种状况。
所以，窃以为“土民编社，迁民编屯”，以及明清方志上的村庄清单，是一个重大的线索，可澄清洪武移民、永乐移民两个重大史实，以及当代方志中的不当之处，可以充实您的大作。
另，“迁民编屯”的“屯”字，似有军垦的色彩，不知道永乐移民村的“屯”，是否与卫所军事移民有关联？仅为揣测，无史料佐证。
三、当代的家谱、方志中，不足采信的东西太多。《中国移民史》里关于河间府、永平府明处移民的分析，基本是基于各县的地名资料汇编，故某些结论是含糊的，甚至是不当的。
暂时写这么多。以上第二点，很期待您的判断。
谢谢！
2012-9-10
洪发先生：
晚上有时间细读大作并对照相关文献，提一点不成熟的建议，仅列大纲，不及论述。
1、关于“山西山后六州”，下午邮件中已经简要陈述拙见，不赘述。总之，非常赞同您的“认定古代永平府地区明初移民主要来自于“山西山后陆（六）州”，则很可能是民间漫漶的记忆、传说”的高见！之前我虽有朦胧的判断，您的结论给了我极大肯定。
2、建议把洪武移民和永乐移民分开论述。
永平府的洪武移民在当代方志中几乎是个空白，《滦南地名志》中几乎把所有明初移民均作为永乐移民处理，我以为是一个失误。
《中国移民史》中关于永平府的洪武移民篇，只有区区一页多（P224~226），基本就是《明太祖实录》记载，加上作者做的一个村庄史分析。我以为《明太祖实录》记载是弥足珍贵的，而村庄史分析基于当代的《地名资料》，其建村时间是非常不可靠的，其结论也不足采信。
225页有如下结论：“洪武年间土著和移民的比例大致相当。只是洪武时期来自瑞州的移民在自然村统计中已无法觅得，而来自山西和山东的移民在文献中又无处查询，姑且存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那些“山后降民”，以及“瑞州移民”（根据李文，明代瑞州也符“山后”概念）在当代方志中均被敷衍为“山西山后六州”。
永乐二年编入“社”的村庄，应当是元末土著，以及洪武移民。根据《明太祖实录》洪武移民来自西到北平山后，东到瑞州的“大山后”边塞地区，与山西、山东无关（曹著云“文献中又无处查询”）。
靖难之役中，永平府的人口损失，应少于河间府等战争重灾区。永平府永乐移民的来源，曹著说：“关于移民的原籍，文献中的记载多称南方或江淮，如康熙《永平府志》卷5《风俗》中称‘永平因靖难为东兵残伤，而四郊半墟，召南方殷实户就荒地而栖止，谓之屯，如古之移宽乡意也。’然而，在今天的自然村调查中，却看不到这么多的江淮移民。大量的移民虽然说来自‘南方’，也仅仅是就永平府的地理位置而言”，而“在不多的一些元末以前的村庄中，竟然有40%自称他们来自山东和山西，这到底是移民们将他们的迁入史往前追溯呢？还是老土著附会移民的原籍呢？我们并不清楚。”
我推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那些被编入“屯”的永乐移民村，在当代的地名志中被模棱两可地附会为“山西山后六州”移民，实际上，他们更应当是“江淮移民”。
以上曹著中的疑惑，恰恰是《地名志》中“山西山后六州”这一错误概念一统滦南各村庄，泯灭了“土民编社，迁民编屯”这个显而易见的线索。
而“土民编社，迁民编屯”，以及永乐“滦民迁盐”（第345页），是厘清历史谜团的绝佳线索。民国《盐山新志》之金石篇有大量墓碑证实永乐“滦民迁盐”。所以建议您把洪武移民和永乐移民分来论述。
3、山西移民似乎主要充实河南、山东，少部分充实北平，没有充足的证据说明山西移民迁至永平。大作中论及移民时将北平、永平二府合论，窃以为容易引发误解。大作引用的金石资料，也的确不能证明“山后六州”与山西有何关联，同意您的判断。
4、明中后期的移民，暂未在我的兴趣点上，故未细读。
5、大作最后引述的族谱移民传说变迁史，以及山西洪洞大槐树图腾化的历史，读来如拨云雾，也印证了当代各地方志、族谱中各种民间传说充斥其间的缘由。
2012-9-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