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幼失聪，在众人眼里，我是个不幸的人，大多数和我一样的有听力障碍的人一辈子都生活在别人同情怜悯的目光中。
虽然我耳聋了，但我的家人却没有让我经历大多数聋人所遭遇的不幸，他们为我创造了良好的教育环境，特别是我的父亲，摸索出了一套正确的教育方法，使我幸运地接受了理想的教育。我不是智商超常的人，但我不仅学会了说话，还上了普通小学，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甚至是同龄健听孩子也做不到的奇迹。这些都让我感觉到自己很幸运。
我父亲常说：“没有不好的孩子，只有不幸的孩子，不幸的孩子是因为他们受到了不幸的教育。”我非常赞同“没有不幸的人，只有不幸的教育”这个观点。因为我的特殊，我的经历，更让我对这句话有了深刻的感受。
我一岁半就因药物而致双耳全聋，父母带着我到处寻医问药，但看过我的医生都说：“她的耳朵无药可医，将来只能上聋哑学校。”听到这样的话，全家人都非常绝望，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的孩子会遭遇如此不幸。
转眼到了三岁，别的同我一样大的孩子已经会讲故事，我还不会说话。在幼儿园里，我常常一个人孤零零地蹲在墙角，一边羡慕地看别的小朋友做游戏，一边急切地盼望爸爸来接我。每次爸爸去接我时，都无比心酸却又无可奈何。随着年龄一天天增长，我由于无法表达自己的想法，脾气变得异常暴躁，常常觉得憋闷压抑。家人也搞不清楚我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看着我常常哭闹不休，心里是又着急又难过。
后来，我慢慢发现可以用手势表达自己的愿望。要吃什么，要玩什么，通过打手势很快就能得到满足。我很得意我的“发明创造”，但我的家人为了能让我融入主流社会，还是决心教我说话。当我鬼使神差地喊出了第一个含糊不清的词语时，全家人高兴得一下抱住我。
家人找到了新的希望，尤其是父亲，他把一切业余时间都用来研究如何教育我。父亲决心一定要教会我识字，让我能够讲话、和别人交流。凭着父亲的执着，经过全家人的努力，我上了普通小学。在学校里，因为耳聋，我不必全天上课，也不需要完成老师留的家庭作业，家里人可以在我不上学的时候一点一滴地教我，他更多地采用了启发式的方法，充分调动我的学习兴趣。我们会在一起学到天亮，还不知疲倦。
我刚开始学数学时没有找到感觉，所以成绩不是很理想。一次，父亲给我做测验，出了十道应用题，我做完后他给我评分，我看见他只在其中一道题上打了一个大大的红勾，心里一紧，难道这么多题目只对了一道？不禁有些忐忑不安。没想到，父亲竟然对着灰心丧气的我说：“婷婷，你太了不起了，这么难的题你竟然做对了一道。”什么？我疑心是自己听错了父亲的话，就以不肯定的语气又问了他一遍。得到肯定的回答后，我原本黯然的心一下子豁亮起来。等到我长大后重新提起这件事时，父亲才笑着说，当时他看到测试结果后松了一口气，偷偷在心里说，“幸亏是做对了一道，要不然真不知该怎么跟婷婷解释，才能让她保持学数学的信心。”
父亲为了培养我写作文的兴趣，也是颇费了一番功夫。我起初不喜欢写作文，一看到作文就头痛，父亲就提出每天吃过晚饭后，在全家人面前读我的作文，一念到写得好的句子，全家人就为我欢呼鼓掌，我当然也非常高兴，写作文的兴趣就与日俱增，作文也越写越好。但是，父亲很快发现，我总喜欢在作文结尾处写“然后，我们高高兴兴地回家了”。为了让我意识到这个问题，又不影响我对写作文的兴趣，父亲又开动他的脑筋，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每次都挑用这句话结尾的作文读，每读到结尾时，总是很夸张地念出“然后，我们高高兴兴地回家了”。我开始觉得很好笑，后来就意识到了自己写作文的问题。
小时候，我并没有觉得自己是多么幸运，可以在自然的教育方式下成长，而这个幸运还源于我“耳聋”的不幸。长大以后，当我遇到许多事时，再回头想想，才意识到教育方式对一个人的成长有多么大的影响力，这种自然的、符合教育本质的教育方式让我懂得热爱生命、珍视生命，追求快乐的人生价值，从没有为自己的耳聋而自卑过。
上了大学，我第一次一个人出门在外，要适应与高中时完全不一样的学习生活，心里不免有些忐忑。老师和同学们热情地帮助我，让我很快投入到大学的美好时光中。那时，虽然对自己的耳聋产生过一些失落感，但是还没有强烈地感受到耳聋所带来的一些不公的事实。那时的生活，还是快乐的，没有那么多烦恼。
大二时，我接拍了一部根据我自己的故事改编而成的电影。这下让我第一次真正体会到社会对聋人的偏见。在拍电影的过程中，由于没有人及时将外界的信息传达给我，所以我虽为主演，却仿佛置身事外，对影片拍摄的相关事宜所知甚少，无法满足剧中要求的状态。当时我已经用我所能掌握的信息，尽我全部的能力演戏了，但还是常常被人误解为演戏不用心。那段时间，我非常愤怒，难过到了极点，也第一次从心里为“聋”而感到郁闷，感到社会对聋人的不公平。
回忆这段经历，我更深刻地体会到“没有不幸的人，只有不幸的教育”这句话的含义。从小我一直在家人、老师、同学的帮助和鼓励中成长，即使他们批评我时，也会用我能接受的方式，可以说我是在非常健康的环境中生活的。无论是孩子，还是成年人，人性中最本质的渴求就是希望得到别人的赏识与肯定。拍电影时，我虽然受到一定的伤害，但影响的只是一时的心情而已，假如我从小一直都在那样的环境中成长，结果可想而知。
经过这件事，我萌发出为聋人做些事情的想法。大学毕业后，我申请到美国的“聋人王国”——加劳德特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想充分感受早就听说的 “无障碍环境”。在那里上课时，老师会用美国手语教课，同时辅以幻灯片、讲义等手段，老师身边一般还有一到两名手语翻译，负责手语和口语对译，方便学生学习；生活中，宿舍门上有带灯的聋人门铃，校园里到处都有聋人电话（一种配有文字键盘的电话）；我可以自己开车，没有人会因为我的听力对我的能力有怀疑；到医院去看病，也有手语翻译把医生的意见一字不漏地传达给我……我的很多聋人同学都对我打过“为自己是聋人而骄傲”的手语。硕士毕业后，我又到波士顿大学去读博士。在波士顿大学，我感觉到世界是如此之大，如果只把自己局限在聋人圈子里，就无形中减少了和外界沟通交流的机会，丰富的见识和阅历都有助于更好地认识自己、完善自己。全新的思想观念、迥然不同的思维方式，不断冲击着我的大脑。我逐渐清晰地认识到：什么样的环境，造就什么样的人。
因此，我很想通过自己的成长经历和体会，让自认为“不幸”或被他人认为“不幸”的人有一个新的思考角度，也希望这本书能让家长们和教育者对自己、对孩子有更新的认识。好的教育方式可以改变人的一生，没有不幸的人，只有不幸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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