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澄之《田间诗集》评析
赵庆元 赵春燕 文 (本博搜集整理)
明末清初，最富有时代精神的诗歌便是遗民诗作。天崩地裂、动荡不安的大社会中，遗民诗人饱尝辛酸，用血泪凝成的诗篇记述了易代之际的惨痛现实。其体验深切、感情真挚，为清诗的发展开辟一方新的天地。在当时众多的遗民诗人中，“诗歌古文满天下”的钱澄之是更值得留心注意的一位。清诗选本中，他常被置于醒目的位置，陈维崧的《箧衍集》开卷第一人第一首诗便是钱澄之的七古；钱谦益的《吾炙集》选录澄之诗作最多；卓尔堪《明遗民诗》录诗百首以上的仅杜濬、屈大均、钱澄之三人。雍、乾时，刘大櫆选《历代诗约》，清初部分只录钱谦益、吴伟业、王士祯等，钱澄之也在其中。钱澄之诗歌创作的成就与其研究的现状相比显得极不和谐，参研者为数不多，学术成果寥若晨星。本文试图通过对《田间诗集》的评析，进一步推动对钱诗整体研究的深入。
一
钱澄之（1612一1693)，安徽桐城（今枞阳县）人，原名秉镫，字幼光，后改名澄之。《田间诗集》是钱澄之生前亲定的编年诗集，共28卷，包括《江上集》10卷、《客隐集》18卷，共收诗2419首。这些诗作于清顺治八年至康熙二十九年，即1651至1690年之间，几乎囊括了诗人40岁以后的全部诗作，是作者后半生的心灵纪录。
诗集中部分诗作表现了诗人历经坎坷后的悲痛内心，如《到家》，开篇便发出“辛苦天涯愿已违”的感慨，这不仅仅是深深的叹息，也是诗人到家的根本原因所在，同时它也向我们亮出诗人创作整部《田间诗集》的心情底色。正因为“辛苦”,更因为“辛苦”后的“愿已违”，我们能体味到诗人悲痛背后的深深不甘、微笑背后的点点酸涩、安闲背后的丝丝无奈。
“往昔寇氛逼，猝与园林辞。流离避党祸，转徙天一涯。妻孥既死丧，惟有一子随。”（《初返江村作.一》）辗转逃亡、九死一生，诗人心力交瘁地回来了----妻子死了，儿女中只剩一个儿子幸存跟回。然而悲痛并未随着诗人到家而终止，刚进门便遭遇了再次的失亲之痛：“傍屋设灵位，倚帷哭者谁？答言同胞兄，殁去已多时。”多年未有音讯，日思夜盼能回到家中和亲人团聚，历尽艰险终于到家了，亲人却溘然长逝。面对再次的沉重打击，诗人不禁“拊几一长号，塌焉裂肝脾”。
悲惨遭遇，悲伤心境远远不是诗人要表达的全部内容，隐居生活占据他半辈子的时光，田间的隐逸生活自然更多地成为其诗的表现对象，而且在他众多的诗篇中，也以其田园诗最富有特色。朱则杰先生在《清诗史》中就以“田园诗人钱澄之”为标首，他认为“在清初田园诗中，钱橙之无疑是一位具有代表性的作家”。《田园杂诗》是其最具有代表性的田园诗作。“夙昔慕躬耕，所乐山泽居”（《田园杂诗）开篇表达诗人的志趣，并说明原因，这样的生活终于“忧患驱我远”，想想曾经漂泊不定，当时心中还暗暗“常恐此志虚”，而现在终于“还结田中庐”，夙愿成真了，“一二古人书”、“荧荧陂上麦”和“青青畦间蔬”是生活的必需，“日入开我卷，日出把我鉏”,诗人如此经营自己的田园隐居生活，简单、朴素、真实、自然。
“秉耒赴田皋，叱牛出柴荆。耒耜非素习，用力多不精。老农悯我拙，解扼为我耕。教以驾驭法，使我牛肯行。置酒谢老农，愿言俟秋成。”(《田园杂诗·二》）归田伊始，生机勃勃的清晨“百草吐生意，众鸟喧新声”，诗人起个大早欲驾牛劳作，但叱牛不动着实令他尴尬，这才意识到，农耕完全是门新课。于是谦虚向老农学习农耕，多了份技艺，也多了份与老农的情谊。
归田务农，亲身参加劳动，使诗人对劳动的认识有所提高，摆脱了一般儒生“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轻视稼穑的陋习，如《田园杂诗· 十三》中写道：“乃知四体勤，无衣亦自暖。君看狐貉温，转使腰肢懒。”再如《田园杂诗·十四》将“事诗书”的“东家”与“勤稼穡”的“西舍”作比较，得出读书不如种田的结论，因而“从此诫子孙，决志耕不惑。”
组诗《田园杂诗》多角度、多层面地反映诗人的田间生活，以及经历颠沛流离后对待生活、对待劳动认识发生的变化，组诗之四、之十又传递出了诗人不肯臣服清朝的民族气节，这种气节也影响到他的下一代，从中体现出其田园诗有别于传统田园诗的重要特色，即融爱国精神与闲适的田园生活于一体。诗人将亲身的农耕生活体验写入诗篇，读来清新自然、富于生活气息，这也是明末清初部分遗民诗人的共同倾向，亦与被称之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有类似之处。
如果说爱国忧民的思想在钱澄之的田园诗中得以委婉体现，那么在他反映社会现实的诗篇中则体现得更为直接、更为淋漓尽致。这部分诗作有的是从天灾的角度来写百姓的苦难，如《苦旱行》“农夫望雨眼滴血”，诗人不禁担忧“苦旱不已定苦疫，秋饥窃恐吾乡乱”。他将发生在清朝的天灾归结为是大清存在带来的反常，“老兄生在万历朝，灾荒数遇无此难”，如此归咎因果自然是不对的，但我们更多感受到的是诗人对明朝的耿耿忠心，对清朝的极力排斥。
清廷苛政以及清军、清朝墨吏的暴行是让诗人更加愤笔成篇的视角。在《获稻词》中，农民新稻未及入仓，催租逼税者便将农民一年的辛苦所得全盘掠去；尚且不算，又强迫农民出钱买马草，结果又嫌马草不好，弃置一边，让草全部烂掉。又如《捕匠行》：“今年江南大造船，官捕工匠吏取钱。吏人下乡恶颜色，不道捕匠如捕贼。事关军务谁敢藏，搜出斧凿同贼赃。十人捕去九人死，终朝锤斫立在水。自腰以下尽生蛆，皮鞭乱挥不少纾。官有良心无法救，掩鼻但嫌死尸臭。昨日小匠才新婚，远去宁顾结发恩。昼被鞭挞夜上锁，早卖新妇来救我。”诗篇记述了清军暴行滥施，百姓在残酷的压迫下过着非人的生活。此情此景，对忧国忧民的诗人来说，无疑是种折磨。愤怒到极至时，诗人干脆站出来怒喝，“君不闻，村南大姓吏催粮，夜深公然上妇床”（《催粮行》）；“君不见江头有盗捕入城，都是昨日打旗船上兵”（《打旗船行》）“君不见卖稻老翁泣诉苦，门外催租吏如虎”（《秋水叹》）。如此赤裸的语言和情感，无怪乎清廷要大力禁毁，杜绝流传了。
《田间诗集》中的作品还表现了咏史怀古及咏物等多方面主题。组诗《金陵即事》属怀古类代表作，“秋山无树故峻嶒，几度支蛛未忍登。荒路行愁逢牧马，旧交老渐变高僧。钟楼自吼南朝寺，佛塔还然半夜灯。莫向雨花台北望，寒云黯淡是钟陵。”（其一）“城郭人民迥未移，夕阳鼓角不胜悲。屋檐几度添宫瓦，石路何年践御碑。祠废已无官树禁，寺荒端为赐田追。酒楼遍唱关东调，谁听秦淮旧竹枝。”（其二）诗作以平驭曲，淡语苦情，即使是抒发故国沦亡的万千感慨，也能够做到举重若轻。再如《咏史》其二、其三：“哀哉姜伯约，勇智非不全。汉主既乞降，焉用躯独捐。”“其臣非不庸，其主皆至孱。岂有复仇志，惟图旦夕安。”回顾历史，斟酌得失，既是对前代君主孱弱、苟安的痛斥，也是对南明昏主的不满。其四又言：“得失固有道，成败安足论。成者宁必圣，败者讵为昏。古来功名际，多为史氏冤。”诗中表露了诗人独特的成败观，即“不以成败论英雄”：成未必荣，成中亦有虽胜犹耻；败未必耻，败中亦有虽败犹荣，成败是具有偶然性的。因此，他为失败的英雄鸣不平，蔑视和唾弃那些成功却并非英雄的人，“英雄一失路，万古褫其魂。功名属竖子，壮士复何言。”这其中也再次折射出诗人心中不承认清廷的一面。
咏物诗在诗集中的数量虽然不多，但也从方方面面表现出诗人的情怀。《水仙》中诗人爱花、怜花，水仙的“香中称淡妙，花里最清寒”使得他更多怜爱、呵护甚至怀着孩童般的信念“常防酒气逼，不敢醉时看”。隐逸平和的背后，诗人也常黯然伤神，如《秋海棠》由其别名“断肠花”而令他泛起缕缕愁情。隐逸并非与世隔绝，在诗人的内心也根本不会隔绝，因此，在咏物的外表下体现出诗人对自身气节的坚守，寄托着心系故国的愁情，如《报国寺古松歌》“枯者落落存高节”松之高节与诗人之气节相互照应；而《杜鹃》“山花似染三更血，国事徒伤万古魂”的诗句中则可以感受到诗人感叹亡国的遗恨和愁情。咏物诗贵在“不即不离”，诗人可谓此中方家。
乾坤难转，面对日益巩固的异族大权，诗人阻止不了历史的车轮，这份沉重外化为动力去实践而愈加减少，内化为无望惟有心灵去承担而愈加见多，“漫言湖海事，吾志已成灰。”（《园中杂诗》-2）“人生逆旅耳，万虑且宜轻。虽在尘世中，长怀出世情。衣食天所定，既足不愿赢。”（《三家兄幼安初度寓芜阴遥祝》）国已不国、家已不家、大风大浪、大生大死之后，时而流露出消极避世的思想，实乃人之常情，我们不可苛求，而如此的钱澄之才是真实的、正常的、完整的。
二
清初诗人创作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把前代诗歌当作创作底蕴，使其成为必要素养中的一部分，从实际的诗歌创作实践时，则摒弃其束缚，崇尚自由挥发，独创一家；另一类则是师法前代不同诗家的不同风格，通过融合而脱略前人轨迹，别成一家。钱澄之属于后者。
钱澄之早年注名复社，与陈子龙等交游，其诗颇受明代七子影响，“五言诗远宗汉魏”，学“唐则惟杜陵耳”，七言等“欲出于初盛之间，间有中晚者，亦断非长庆以下比”，即宗唐为多。后来投身抗清，戎马倥惚，“遇境辄吟，感怀托事，遂成篇帙。既困顿风尘，不得古人诗时时涵咏，兼以情思溃裂，夙殖荒芜，得句即存，不复辨所为汉、魏、六朝、三唐矣”,“其间遭遇之坎凜，行役之崎岖，以至山川之胜概，风俗之殊态，天时人事之变移，一览可见。披斯集者，以作予年谱可也，诗史云乎哉？”由此可见，钱澄之融合前代诗风又形成具有自身的特色是在明亡之后。除了客观上的促成，其主观上也是追求创新，反对模仿。纳兰性德《通志堂集·原诗》中记有：“近时龙眠钱饮光以能诗称，有人誉其诗为剑南，饮光怒；复誉之为香山，饮光愈怒；人知其意不慊，竟誉之为浣花，饮光更大怒曰：‘我自为钱饮光之诗耳，何浣花为？’此虽狂言，然不可谓不知诗之理也。”钱澄之学古人而不泥，入而能出，在“好诗多被古人先”的情形下，不甘囿于前贤脚下，能“自为钱饮光之诗耳”，这应是诗得以延续发展的基因所在。
钱澄之诗自成一家的风格，在后期创作的《田间诗集》中得以充分展现。人诗俱老，正如周筼《怀钱饮光》所评价的“昨来偶读田间集，始信真诗尚有传”。的确，从他的诗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求真尚质”的艺术精神，以及渗透着这一精神的“淡语苦情”的表达方式和“苦吟成诗”的创作态度。其艺术特色具体如下：
第一、求真尚质。“真”是诗人为诗着笔最为用力的地方，无论反映现实生活还是抒发自身感受，“真”都是诗人创作力求达到的目标和境界。周筼将钱诗定义为“真诗”，其“真诗”之“真”既是客观上表现反映出的真实境况，又是主观上诗人的心境、情感，同时也是读者由其诗之真而发出的真感慨。钱澄之一生诗宗杜甫，最称道杜诗能够真实深刻地反映时代社会面貌和自身情感，在《与方尔止论虞山说杜书》中指出：“杜诗之佳，在于格力气韵迥绝诸家，至其体物尽变，造险入神，幽奇屈曲之境，琐屑酸楚之情，一字匠心，生面逼出，千载而下，读之如当其时，如见其事，故其诗千载犹新。”创作中他也努力像杜甫一样做到真实。前期诗作以论述时代社会现实为多，他以“诗史”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写诗作文都“意在庀史”，颇得时人称赞。钱谦益对此感慨更为直接：“闽山桂海饱炎霜，诗史酸辛钱幼光。”后期隐居，虽然反映现实之作相对减少，但“求真”依然是其努力的方向。朱彝尊《明诗综》卷七十八《静志居诗话》中说：“昔贤评陶元亮诗云：‘心存忠义，地处闲逸，情真景真，事真意真。’《田间》一集，庶几其近之。”《田园杂诗》其十便是很好的一例：“邻舍有老叟，念我终岁劳。日中挈壶榼，饷我于南皋。释耒就草坐，斟出尽酌醪。老叟自喜饮，三杯兴亦豪。纵谈三国事，大骂孙与曹。吕蒙尤切齿，恨不挥以刀。惜哉诸葛亮，六出计犹高。身殒功不就，言之气嚼陶。嗟此异代愤，臾毋太牢骚。”诗中仿佛闪动着两个身影，离我们并不太远：农夫嘻笑怒骂，畅快不已，似乎真要为历史动气；一旁则是赶忙劝解的诗人。“嗟此异代愤，叟毋太牢骚”一句劝解，既是在缓解老农的激情怒气，又是以古见今，暗自慨叹异族统治、旧朝难复。由农夫转到自我，由外在转到内心，痛快淋漓的畅谈场面和隐隐无声变化的内在心境跃然纸上。再如《水夫谣》：“水夫住在长江边，年年捉送装兵船。上水下水不记数，但见船来点夫去。十家门派一夫行，生死向前无怨声。衣中何有苦搜索，身无钱使夜当缚。遭他鞭挞无完肤，行迟还用刀箭驱。掣刀在腰箭在手，人命贱同豕与狗。射死纷纷满路尸，那敢问人死者谁。爷娘养汝才得力，送汝出门倚门泣。腐肉已充乌鸢饥，家家犹望水夫归。”诗篇好似一幅图画，浓墨重彩下，汉族百姓遭受清兵非人虐待的惨状一目了然。从情至景，由事及意，无不逼真地尽现于眼前，让人身临其境，一切仿佛触手可及。
总览《田间诗集》，不难发现，无论是反映时代社会现实，还是抒发自身感受，亦或咏物、吊古伤今、反思历史，种种情事景意无不印有深深的时代烙痕。“辛苦天涯愿已违”，因为“愿违”，诗人会在刻写现实生活时勾勒得格外认真，情感异常激愤，因为“愿违”，回归田园生活，虽然闲逸，心中总有挥之不去的楚楚酸痛；因为“愿违”，所以吊古追思；还是因为“愿违”，而饮酒问道，在短暂的忘记中，沉醉于自我，喜怒哀乐皆出落得真实自然。“求真”不仅表现出诗人可贵的审美取向，根本上更是诗人的创作需要：表达现实需要“求真”，因为要对得起血泪历史；宣泄自身情感需要“求真”，因为有太多的辛酸苦痛。面对自己蔑视仇恨犹恐不够的满清政权，有时甚至会视“文字狱”而不见，诗人的笔比同时代人更多了几分锋芒。由此，“求真”成为一面旗帜，引领着诗人创作中举手投足的每一步，如下文将要谈及的表达方式和创作态度就是具体表现。
第二、淡语苦情。韩菼评钱诗为“冲淡深粹，出于自然”，这一风格的显现有赖于诗人采用了“淡语苦情’，的表达方式。“淡语”即白描直写，不加雕饰，不求婉转；“苦情”，上文已做了较为充分的解释论述，这里不再重复。“淡语”和“苦情”紧密关联，“苦情”不仅是“淡语”的内容，而且是形成“淡语”的重要因素。经历“苦情”磨砺后的心境，“淡语”成为诗人后期创作最好的表达方式。隐居田园是钱澄之一生的转折点，由奔走呼号、立志救国救民于水火之中到躲藏遮掩、小心度日；由轰轰烈烈到平平淡淡，由动荡到安定，更重要的是归田后，已步入人生的后半期。历经沧桑之后，心亦沧桑，面对悲伤沉痛，难再挥拳呐喊，而是万千感慨的老泪纵横，娓娓讲述一些事，道出一段心情。如《暑中走椒岭省方氏姊示诸甥》：“十七年前椒岭路，短驴疑在梦中行。兵烽几度门无径，灵雨初通涧有声。牛屋半楹啼寡姊，蔬盘一夜费贫甥。老来万事心灰尽，益重人间骨肉情。”老路重走，心中不禁暗暗生疑，是真？是梦？想想从前战火纷飞，探亲成为无望，如今走动自由了，看到的却是亲人苦于生计，生活凄惨。此时的诗人不再志存高远，而更看重骨肉亲情。一味白描，不加雕饰，使他的诗达到了一种很好的叙事效果，即所谓的“质直真挚，如对家人语”。
平和时如此表达，澎湃激荡时，亦不例外。如上文所述其表现社会现实的诗篇，风格直白浅显之势，直逼唐代大家白居易。朱彝尊在《明诗综》中评价钱诗“深得香山、剑南之神髓”是非常恰当的。钱诗尤其是表现社会现实的诗作确与白居易的讽谕诗有许多相近之处。“意激而言质”是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对自己讽谕诗的评价，用来形容钱澄之的这一部分诗，也不失准确。两人诗作同样“意激”，情感非常浓烈。如白诗《红线毯》“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杜陵叟》“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钱诗除上文提到过的以外，再如《丈洲行》“谁者传此勾股术，使我洲头家家哭”；同样的“言质”，都力避运用典雅的书面语，力求做到明白易懂，这一点非常明显，恕不赘述。此外，形式上都很灵活，有些诗富有民歌咏叹情调，如白诗《时世妆》“时世妆，时世妆，出自城中传四方”，钱诗如《催粮行》“催完粮，催完粮，莫遣催粮吏下乡。吏下乡，何太急？官家刑法禁不得”，《乞儿行》“乞食儿，勿求饱，如今唯有乞儿好”；二者还共同具有一篇咏一事的特点，这一点也是一目了然的。然而，钱、白间尽管存在着如此多的相同、相似之处，二者的差别也是很大的----出发点迥然不同：白居易是为了“补察时政”、“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而作，是在呼吁，在警告；钱澄之则不然，同是抒写民生疾苦，钱诗更多的是其悲国忧民情感的一种折射，他发出的是同情之声，更是哀叹之声、不满之声！在二人的诗中都流淌着一种“恨”，由于二者所处的立场不同，“恨”的指向也不同：白居易是以承认其朝廷为前提（这自然是相对钱而言），其“兼济”之志，只有通过皇帝实施“仁政”方能实现，他内里是忠君的，为此而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讽谏，但是“兼济”与统治阶级的剥削本质根本上不能相容，所以白居易无法遇到能与之成为知音的皇帝，抱负无法施展，由此生出满心的遗恨、无奈。白诗中，渗透的恨更多代表着一种遗憾。钱澄之则相反，他与清政府是对立的关系，而非一体。对满清政权惟有憎恨、厌恶，故在诗中存有一股“热骂”的味道。白居易出于明显的目的，往往将诗作为发出警策之音的传声筒，甚至不惜丧失艺术性，为诗篇加一议论的尾巴。而钱诗则更多出于情感宣泄的需要，没有那么强的功利性，所以后者较前者成诗更为顺畅、自然。
第三、苦吟成诗。归隐后的钱澄之很注意在诗篇艺术等方面进行打造，突出表现就是作诗更具苦吟精神。他要求自己作诗“虽不能如古人之十年始成一句，然每一字必数经改窜，要诸稳而后已”。
苦吟即反复修改，其集中表现便是炼字炼句。对此，他的要求是很高的。宏观上，苦吟炼字要与自身的整个修养相联系，“见三唐近体诗之设辞造句，洵是良工心苦，乃知古人以诗成名，未有不由苦吟而得者也。……其工只在一字之间。此一字无他奇，恰好而已。……所谓一字者，现成在前。然非读书穷理，求此一字，终不可得。盖理不彻，则语不能入情；学不富，则词不能给意。若是乎一字恰好之难也。”他认为，唐诗的遣词造句能做到恰到好处，是苦吟的结果。通过“读书穷理’，提高自身修养是苦吟炼字的重要基础，“理彻”、“学富”方能做到用字恰切。微观上，则具体要求锤炼后的字要“典”、要“显”、要“响”，即“情事必求其真，词义必期其确，而所争只在一字之间。此一字确矣而不典，典矣而不显，显矣而不响，皆非吾意之所许也。”这样的主张是深刻而有力的，在《谈艺录》中得到了钱钟书的认可：“‘必显，必确，必响’，方得为一字之安而恰好，宁非造车合辙哉。澄之谈艺殊精，识力在并世同宗牧斋之上，此即尝鼎之一脔。”这里，试以《水村即事示诸从子》其四一诗，略窥其锤炼字句的功力。“近水山都小，穿湖路尽通。帆低归浦雨，伞敌到家风。门绣苍苔涩，堤号老树空。全家生活计，都在淼茫中。”诗的精彩之处莫过于“门绣苍苔涩，堤号老树空”一句，“绣”、“号”、“涩”、“空”四个字的锤炼，使得物象的质感与外观得以同时显现。“涩”、“空”则是诗人追求的“响”字，二字既生动地展现出客观情境，又恰恰是诗人心情的精准写照，同时，还带出“为何而空，为何而涩”的悬念开启下文，使得答案“全家生活计，都在淼茫中”有“千呼万唤始出来”之感，诗味因此顿提，变得绵延而深远。以小见大，感受具体，体味深细，平淡由锤炼而得，又不见斧凿之痕，足见诗人不炼而炼的深厚功力。
清初遗民诗人如林，群星灿烂，仅卓尔堪《明遗民诗》十六卷所收诗人就多达五百余家。在如此众多的诗人当中，钱澄之是成就较高的一位，可与顾炎武、昊嘉纪、屈大均比肩并称。《田间诗集》则是其诗歌创作的主要代表。这些诗篇不仅向世人多角度、多侧面地展示历史现实和诗人自我，更使人体味到他求真尚质的可贵精神。他的田园诗自成一家，卓然名世；白描手法对稍后的查慎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姚永概在《重印钱田间先生文集序》中说其“诗尤杰出，刘海峰《历朝诗选》于吾县之诗，登先生一人。”此外，《枞阳诗选》、《桐城集》、《明诗综》、《明诗别裁》、《明诗钞》等中，都选人了他的诗。由此可见，钱澄之无愧于清初可数的重要诗人之一，他的大多诗作迄今仍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借鉴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一笔宝贵遗产。
参考文献：
1，朱则杰．清诗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2，幻严迪昌．清诗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
3，朱则杰．清诗鉴赏〔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1.
4，钱澄之．田间文集（M〕．合肥：黄山书社，1998.
5，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
作者简介：
赵庆元（1947一），男，安徽宿县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赵春燕（1980一），女，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