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人生至此凄凉否 记白蕉（1）

2014-06-11 15:58:25

【艺术大观】问人生至此凄凉否  记白蕉（1）

        这幅肖像是白蕉先生一九六三年赴京时，蒋兆和先生为老友所作。蒋先生直接用毛笔边聊边画，三四十分钟一气呵成。白蕉先生回沪后装裱配框悬壁观赏，友人见之无不惊叹其惟妙惟肖，传神之至。

       曾经在钱君匋先生家的客厅里看到白蕉先生的一副对联：“胜地有清山水；善人多贤子孙。”书风淳雅潇洒、飘逸清朗，极具魏晋风貌。但“白蕉”这个名字于我而言，实在陌生得很。君匋先生是书法篆刻高手，又是收藏大家，能入他法眼的，自然也是一代大家。  

几年前，偶然得到白蕉先生所绘兰花一帧以及他致方去疾先生信札一通，视如拱璧，从不轻易示出。无奈学问太浅，手头又没有什么资料，对白蕉先生的认识仍然模模糊糊。

直到最近得缘拜识白蕉先生长公子何民生先生，有过几次长谈，白蕉先生的形象才在脑海中慢慢清晰起来。
        清末民初，正是碑学大行其道的时期，以康有为、吴昌硕、曾农髯、李瑞清为代表的碑学大家独领风骚。但是“铜牙铁板唱大江东去”的雄浑与开阔，终究于江南温婉，清雅，超凡脱俗的情韵格格不入，而以“二王”为代表的平和简远、萧散清媚的风格则为江南士子所钟爱。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沈尹默、白蕉、潘伯鹰、马公愚、邓散木为代表的一代贴学大家悄然浮出水面，虽然同写王字但他们并非千篇一律，每个都散发着鲜明的个性。有人形容：“沈尹默先生传羲之书风如鉴湖之风，澄澈明净；马公愚先生传羲之书风似会稽之酒，芳香醇厚；邓散木先生传羲之书风如越王之台，严峻高耸；白蕉先生传羲之书风如兰亭之竹，潇洒脱俗。”其中，能与古人争一时之长短，真正得晋人神韵的，当属白蕉先生无疑。他的作品几乎没有沾染上一丝一毫的所谓金石气，也没有将碑与帖进行简单的嫁接。他认为“六代乱离之际，书法乖谬，不学的书家与不识字的石工、陶匠所刻的字，正好比是一只生毛桃，而且是被虫蛀的生毛桃。包世臣、康有为两人去拜服他们合作的书法，那是他们爱吃虫蛀的生毛桃，我总以为是他们的奇嗜”。他还疾言厉色地抨击康有为：“康长素本是狂士，好作大言欺俗。……”但他也不是一味排斥碑学。他曾说过：“碑与帖，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碑沉着，端厚而重点画；帖稳秀，清洁而重使轻。碑宏肆，帖潇洒。宏肆务去粗犷，潇洒务去侧媚，书法宏肆而潇散，乃见神采。”综观白蕉先生不同时期书法，虽有微妙差别，但总体上醇正圆润，流利隽秀，含蓄从容，一派晋人气象，没有剑拨弩张的霸气，有的只是儒雅的书卷气息。沙孟海在《白蕉题兰杂稿》题跋中说：“行草相间，寝馈山阴，深见功夫，造次颠沛，驰不失范。三百年来能为此者，寥寥数人”。章草大家王遽常有诗赞曰：“三十功名动海陬，钟王各欲擅千秋。如何百炼功成后，傲骨难为绕指柔。”赖少其在《白蕉书画册页》跋中写道：“余观复翁之书出入魏晋，取法隋唐，挥毫如天马行空，飞腾奋发，其利如刀，流急能杀。满如悬弓，弯则箭发。不争一卒之短长，而求阵容之壮阔，潇洒淋漓可与古人争座位矣。”所以，有人大胆假设，即使赵孟站在白蕉书法前面，也甘拜下风。

白蕉先生常说：“人之气有清浊，无与穷达；书画气有清浊，无与纸墨。能别此气，思过半矣。”他还告诫自己学生和子女，“书当以人传，不当以书传”，“心好名利萦绕，则艺事扫地矣。”在他看来，心境、性情、神韵、气味是写好书法的必然要件。白蕉先生的天资固然聪颖，但他在书法上的成就却是靠刻苦勤奋换来的。他喜欢在夜间写字，往往通宵达旦，不眠不休，一晚上下来，满地狼藉，满壁龙蛇飞舞。他自己曾立下誓言：“墨不尽不休”，晚年取别号“仇纸恩墨废寝忘食人”。白蕉先生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爱书正与此身仇，半夜三更写未休。长史当年徒握发，云间自愧吐哺周。”又说：“我与妻儿是两家，移盆窥影独咨嗟。孤繁能说宵来事，头白狂生最爱花。”人们常说，白蕉书法作品中很少看到败品，这是因为他自己作品采取极为苛刻的态度，稍有不满意，立刻撕毁。他说过：“狠不易，对自己狠更不易。十纸撕其九，又弃其一，白蕉年五十六于此曰：我知勉夫。”

摘自：曹可凡《悲欢自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