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得闲在网上跑，突然发现一个视频，标题实在扯眼球，由不得人不打开：“5.12大地震前，砖家斩钉截铁辟谣视频曝光！”
不打开不要紧，一打开，天爷，那是暴的井民一个熟人的光！该熟人在“5.12”后应邀在各电视台讲地震，口头禅是“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硬是让大量不敢回家睡觉的人打消了露宿的念头，不敢在成都投资的人打消了撤漂的念头，不敢来成都玩儿的人打消了换地方的念头。他的表现可谓百姓心安，政府喜欢。最火时，甚至有过出租司机不肯收他钱、讲座时有粉丝讨签名的地步。
还是回到那个视频。视频拍于2008年3月的某日，拍摄单位大概是都江堰电视台，话由是纪念《防震减灾法》的实施。对话内容大意是——
主持人问：成都和都江堰会不会发生唐山那么大的地震？熟人答：我可以肯定地回答，不会。原因是都江堰和成都不具备发生那么大地震的条件，这是整个地震学界的共识。主持人问：前段时间，都江堰发生过两次二三级的地震，是怎么回事？熟人答：都江堰发生有感地震，是家常便饭，不足为奇。主持人问：经常听人预测，某时间、某地点将发生地震，你怎么看？熟人答：基本是假的，谣言。
就这段视频，虽说不会妨碍“5.12”后熟人的上佳表现，但如果再请他到伤亡惨重的都江堰去做相关访谈，估计他至少就会有所忌惮。而若专门就视频前后的事情就教于他，如果他心理素质不够坚固，可能就会误以为是在专门挑他的剌或出他的丑。
窃以为这件事具有范本意义。即从科技哲学角度看，科学家（或专家）能否在社会舞台出场？怎样出场？出场可讲什么话？不可讲什么话？可用什么语气，不可用什么语气？尤其是在诸如大地震这样的自然灾害现象发生后，社会有知情的需要，政府有稳定的需要，专家有正视听的需要，上述几问，便成为科学家不得不严肃面对的问题。
李醒民先生曾撰文指出，两百多年前，世界上还没scientist（科学家）这个词。1833年，在剑桥召开的英国科学促进协会会议上，惠威尔仿照artist（艺术家）一词，半开玩笑地建议用scientist这个词来概括某些人的职业，却没得到什么响应。那时，在公认的学者之中，尤其是在来自上流社会的学者当中，科学家的地位很低，人们将他们与为知识而赚钱的态度、眼光狭隘的专门家相联系。在那些出身高贵的英国博学者眼里，这可是对科学思想和社会价值的背叛。晚至百多年前的19世纪90年代，许多精通科学之士，都还拒绝被称为scientist。进入20世纪，scientist才开始在现在的意义上流传开来，并逐渐深入人心。
于是有这样一种说法：科学家是进化的职业。想当年，世界上没有科学家这个职业，牛顿、达尔文等今天看来的绝对大科学家，都是在兴趣或志向驱使下从事的科研。单纯的研究目的，绝对的兴趣驱使，足够的家庭支撑，以及富足的其他职业，使得他们“业余”的科研远比今天的“专业”还要坚定，还要执着，还要成功。反过来，社会既然没有向他们投资，也就不能向他们提出太多的要求。包括对他们的失误、失策和失败，也就不能做出太多的责备。可以说，他们生活和创造在今天无法与之比拟的科研氛围中。
今天的科学家拿着工资，用着纳税人的钱，从事着“受命”而非“兴趣”的科研，成败关系着他们自身的功名甚至家庭的衣食，社会就必然对他们提出苛严的要求，包括在什么场合出场，在什么场合说话等。从这个意义上说，像上述那个熟人样，在关键时刻，受命于政府或强势机构，在公众媒体上出场，说政府最愿说、百姓也最想听的话。哪怕那些话从科学的角度论，不够严谨，不够周详，甚至不够科学。因为愈是在这种时候，科学家就愈比政府本身更有话语权，政府因而对科学家的恭敬，堪比百姓对科学家的崇拜。
熟人在短短两个多月时间里，在大致同一的场合，对完全同一的问题，发表完全不同的观点，愈是用语肯定，愈是麻烦巨大。这倒不是熟人太不严谨，只能说是大自然太狡猾；也不是说地震科学太幼稚，而是地震现象太复杂。这恰恰也在提醒科学家，不管在哪个场合，说什么话，只要不是在自己最擅长的地方，诸如学术期刊、大学讲台、学术论坛之类，就得充分估计到大自然的那种狡猾，以及地震现象的那种复杂。几百年前，曾有迷信归纳法的人，从亲眼所见和亲耳所闻中归纳出一个结论“凡天鹅都是白的”，并很是得意了一阵子。哪晓得，后来只是在澳洲发现了一只黑天鹅，那个赖以得意的结论就被废了功。这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教训，在对地震之类重大自然灾害的科学解说中，尤其值得科学家高度注意。
如果说熟人那两次性质同一、却用语矛盾的出场，还只是一种今天科学家的不得已，那么“5.12”后一些地震专家在另一些场合的出场，就更值得商榷了。比如2008年6月17日，由市房管局和成都市物业管理协会共同主办的“房屋安全知识讲座”进社区活动，两位来自本地大学和房屋鉴定机构的专家，一番“科学”的“成都安全”肯定和“专业”的“房屋稳定”说辞后，购房者称“住在成都，我们很放心了！”，开发商更是把悬起的心放回肚子里。此事的非科学意义在于，科学家替政府和开发商说了他们最想说的话，达到了他们最想要的效果。但是，就像前述那个熟人的教训样，在一个知名的断裂带旁边，在几个著名的地震带附近，眼下就那么肯定地直接使用“历史记载”来推论“未来安全”，其实是在科学上很有风险。而此前此后当地专家关于成都“几百年”甚至“千年”也不会再遇汶川那么大地震的说法，就更有太过明显的“为安抚而安抚”的意味。连“既然地震不能准确预测，又何来那么肯定推测？”的逻辑都不顾，连“即使不发生汶川那么大的地震，稍小如唐山那么大的地震不也可怕？”的简单推理都不管，直奔了“安抚”的主题而去，同时也就直奔科学的相反方向而去。
现如今，一方面是公众对科学和科学家继续崇拜，另一方面是公众与科学和科学家出现分歧。2009年07月9日，美国佩尤公众与媒体研究中心和美国科学促进会公布的一项合作调查结果显示，在气候变化、进化论等问题上，美国公众的观点和科学家的观点有相当大的差异。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中国的相关机构也做一个类似调查，势必会发现，在地震能否预报、某些现象是否地震前兆等问题上，公众与科学家分歧甚至对立。网上那句地震前兆三现象“1，青蛙上路；2，鸡狗乱叫；3，专家辟谣”，就再鲜明不过地表现出这种分歧与对立。
造成这一难堪局面的原因，一是中国地震太多，二是中国地震没有被预报的太多，三是中国地震专家的出场太多。彻底改变这一难堪局面是不大可能的。除非中国就此大地平稳安静若干年，除非中国科学家真的突破了地震预报难题。否则，万不得已必须出场的地震科学家或专家，最好使用科学语言，最好携带科学论著，最好考虑那场合是否科学讲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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