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对华严思想的运用，最有影响的应该是希迁（700~790）的《参同契》，《参同契》是禅宗全面吸收华严学说的代表作，奠定了此系禅学的理论基础。
参，是指万殊诸法各守其位，互不相犯；同，是谓诸法虽万殊而统于一元，以见个别之非孤立地存在。其在《参同契》中以“回互不回互”之语，明示万殊诸法间的互不相犯而又相涉相入的关系。修禅者领会此旨，于日用行事上着着证验，灵照不昧，是谓之契。
《参同契》由五言四十四句二百二十字组成之古诗，诠明万法交参无穷，镕融涉会之义。其中用“执事原是迷，契理亦非悟”、“门门一切境，回互不回互”等句解释理事、事事之间的关系。特别强调事事之间“回互不回互”的关系。回互，即指事事之间具有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相互融通之理；不回互，即指事事之间虽相互含摄，而亦各住本位不坏其相。
《参同契》吸收华严宗世界观和方法论确立的运用禅语的原则，在晚唐五代一直受到重视，至五代末，仍被视为衡量禅僧酬对问答是否确当的标准，适应参禅实践的需要，是促进禅宗吸引华严理论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晚唐时代形成的禅宗五家中，程度不同地重视运用理事范畴。沩仰宗以倡导“事理不二”为特点，并把理事不二视为真佛境界。此可见于《仰山慧寂禅师语录》中沩山灵祐（771~853)启悟仰山慧寂(814~890）的问答：
师（指慧寂）问：“如何是真佛住处？”
沩山云：“以思无思之妙，返思灵焰之无穷，思尽还源，性相常住，事理不二，真佛如如”。
师于言下顿悟。自此执侍前后，盘桓十五载。
“理事不二”是仰宗学说的一个中心内容，是指导修行实践的原则，并且直接与解脱证悟相联系。灵祐在回答有僧问“顿悟之人更有修否”时，总结说：“凡圣情尽，体露真常，理事不二，即如如佛”。
这是要求把所悟之“理”体、所明之“本心”两者相彻，把体悟的真理贯彻到一切修行活动（事）中去，如是，认识与实践的统一，就是“理事不二”，也就是解脱证悟的具体表现。
曹洞宗的独特学说由洞山良价（807~869）和其弟子曹山本（841~901）共同建立，曹洞系学说的核心内容是五位说，如《人天眼目》“五位君臣”中说：
正位即属空界（理)，本来无物；偏位即色界，有万形像；偏中至者，舍事入理；正中来者，背理就事；兼带者，冥应众缘，不堕诸有，非染非净，非正非偏。故曰：虚玄要道，无著真宗。
本寂在《五位君臣旨诀》中，分别从偏正、功勋、君臣和王子四个方面明正位、偏位、偏中正、正中偏、兼带者等五位。通过五位说明理事之间存在的五种关系，力求达到理事兼带的境界。
在曹洞宗人的作品和语录中，“理”可以用正、君、空、体、真、主、寂等概念表示，“事”可以用偏、臣、色、用、俗、宾、动等概念表示，这样就充分拓宽了理事范畴的运用范围，使理事关系成为其全部学说讨论的基本问题，成为其概括一切关系的总纲，这是曹洞宗运用理事范畴的重要特点之一。
法眼宗的文益（885~958）主张禅教合一，在《宗门十规论》中指出“诸方宗匠，任情直吐，多类野谈，率意便成，绝肖俗语”。多读经论而明理，以救治当时禅宗流于空疏之弊，将《华严经》列为禅宗行人应读的经典之一，更在总结各派参禅理论时，把华严理论作为评判标准之一。文益又说：
大凡祖佛之宗，具理具事，事依理立，理假事明，理事相资，还同目足。若有事而无理，则滞泥不通，若有理而无事，则汗漫无归。欲其不二，贵在圆融。
文益完全照搬华严宗的理事关系说，成了文益要辨明的禅宗“宗眼”（宗旨），在他看来，禅宗主要派别即是在理事关系上立论。文益对“理”、“事”的界定完全同于华严宗，对于理事关系的解释也是直接采用杜顺《法界观》中所说：
又如《法界观》具谈理事，断自色空，海性无边，摄在一毫之上。须弥至大，藏归一芥之中。故非圣量使然，真猷合尔。又非神通变现，诞生推称。不着它求，尽由心造。
文益对“事”、“理”关系的总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末五代禅宗运用理事范畴的真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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