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朱元璋和元朝很感兴趣的小伙伴们,趣历史小编带来详细的文章供大家参考。
“今元朝失之于宽,故朕济之以猛”。看清楚,朱元璋可没说元朝以宽仁失天下,而是说“失在太宽”,是宽而不是宽仁。
语出《皇明宝训》,原文摘录如下:
朕观元朝之失天下,失在太宽。昔秦失于暴,汉兴济之以宽,以宽济猛,是为得之。今元朝失之于宽,故朕济之以猛,宽猛相济,惟务适宜尔。
朱元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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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对皇权进行一个拆解。
皇权,一个是制度性皇权;一个是个人性皇权。前者要把皇帝看成一个国家机构,这个国家机构作为权力核心,运用官僚体系,实施政治统治。后者是把皇帝看成是一个活生生的个人,这活生生的个人作为最有权势者,凭借制度性皇权,实现自由意志。
虽然皇帝一直从丞相或宰相哪里为自己争权。但争得主要是制度性皇权。目的就是要确保自己始终是权力核心,而手段则是把官僚体系这个工具武装到牙齿。所以,中国的皇帝不是日本的天皇,不仅有名而且有实,关键是权力越来越大。到后期,任何贵族、诸侯以及权臣,都不可能跟皇帝掀桌子。
但是,这只是制度性皇权。随着官僚体系这个工具越来越强大,个人性皇权却一定要受到限制。皇帝要实现自由意志,往往会与实现政治统治的制度性皇权,发生矛盾。所以,制度性皇权越强,个人性皇权就越弱,皇帝个人也就越来越不自由。
始皇帝开心了,建个阿房宫,于是“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汉武帝开心了,先搞个十八万军队的朔方大阅兵,再搞个泰山大封禅,然后全国上下一起跟着他淫祀滥祭。这些都是皇帝的个人权力,简单说就是:我的天下、我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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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宋朝皇帝呢?
宋真宗也要封禅泰山。但是,在这之前,他这个皇帝必须要搞定宰相。于是,身为皇帝的宋真宗,竟然向宰相王旦行贿了。而且,行贿手段相当艺术。宋真宗先是设宴、请王旦喝酒,宴后再赐给王旦一樽好酒,并亲自嘱咐王旦带回家跟媳妇一起喝。王旦回家之后,打开御赐樽酒,竟发现是满满的一樽珍珠。一樽珍珠,这么重的贿赂,宋真宗要让王旦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大事?没别的事,就是:真宗要搞封禅,王旦这个宰相别说话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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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宋朝皇帝,其个人性皇权已被挤压到卑微的地步。皇帝要实现个人意志,居然要送礼、行贿大臣。但是,宋朝皇帝的制度性皇权却非常强,老百姓造反,只是反官僚但不反皇帝。如《水浒传》中阮小五唱到:
打鱼一世蓼儿洼,不种青苗不种麻。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
酷吏赃官该杀就杀,因为他们都不是好人。但杀这些人的目的是什么?当然是替天行道,但也是“忠心报答赵官家”。而这个赵官家就是大宋赵氏皇帝。宋朝皇帝的制度性皇权,甚至强成了某种宗教信仰。
然后,到了元朝了。元朝皇帝呢?
元朝皇帝实现统治的主要凭借,就不是官僚体系,而是怯薛和达鲁花赤。怯薛,最初就是蒙古大汗的护卫亲兵。元朝的朝廷权力基本上都被这伙人给把持了。达鲁花赤的意思是镇守者、掌印者,主要是蒙古人和色目人。这伙人被设置在地方政府,但不管行政只管监察,就是盯着地方官员给大元皇帝干活。
这两伙人,到底是个什么来头?你完全可以认为他们就是大元皇帝的奴才。其存在的目的就是维护大元皇帝这个主人的个人利益。至于大元帝国的公共利益,这伙人就不管了。那大元帝国的公共利益,靠谁来操心呢?当然是卑微的大元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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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持大权的,都是皇帝的奴才。而奴才掌权的结果就是:大元皇帝的个人性皇权要多彪悍有多彪悍。宋朝大臣朝堂论事,敢把皇帝摁在座位上:我今天必须讲,你今天必须听,不听我就动手。这是宋朝大臣VS宋朝皇帝。而元朝皇帝呢?瞅哪个大臣不开心了,拉出去就是一顿鞭子。明朝的廷杖,就继承了元朝的鞭子。这是元朝大臣VS元朝皇帝。
所以,就是这么个设置,你想都不用想,大元的官僚体系要多脆弱有多脆弱。到底能脆弱到什么程度?一个例子已经举过好多次了,但非常有意思,所以再举一次:
这和尚每道有圣旨么道,没体例的勾当休做者。做呵,他每不怕那甚么!圣旨俺的。
这是元朝《宣赐涌泉寺圣旨碑》的摘录。这道白话圣旨的意思都能看懂,看不懂的地方不是文言文而是当时的蒙古方言。其中和尚每,是和尚们的意思;圣旨俺的,是蒙古语法的倒装。简单说就是:你们这群和尚们,别做没体例的坏事,敢做坏事,就不怕我那啥你们吗,这就是俺的圣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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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皇帝的圣旨相当霸气,完全是一副黑社会大哥教训小弟的架势。但,这可是圣旨啊!就这种圣旨,是怎么从大元中书省流出来的?大元朝朝廷的官僚们,到底干没干正经事?
不干了,撂挑子了,爱咋咋地,都交给你你的怯薛护卫亲兵干去吧。这就是大元官僚普遍心态。鞭子你随便抽,但也别指望我们好好干活了。朝廷如此,地方呢?
地方更乱,完全就是在搞自治。
行省制是元朝的发明。但啥叫行省制,你不用管明清的设计,就看元朝的设计。元朝行省的自治权力非常大,基本上就是承认大元统治的地方部落。最要害的一点就是行省能财政自主,这个只有汉代的诸侯国能比了。关键是个行省内还有蒙古宗室的封地,这些宗室封地就更是一个个的独立王国。
而大元的财政分权,也是相当奇葩。中央朝廷主要靠商税和盐引,其中的盐引收入甚至高达中央财政收入的八成。而其他的赋税呢?那就全给了地方了,你们爱怎么玩就怎么玩。
但是,这还不算完。在中国这种传统的集权帝国,元朝居然搞出了包税制,把地方当成公司来治理。安西王府官赵炳,对权臣阿合马说:陕西一年能受税一万九千锭白银,但如果官员尽力的话,怎么也能收四万锭白银。OK!那我就让陕西尽力。阿合马立即派赵炳去陕西收税,而赵炳也能干,搞了五万四千锭。然后阿合马只要四万,剩下的全给你们。饶州总管姚文龙说江南赋税至少能收五十万锭。于是,阿合马立即任命这家伙做江西道宣抚使,管理江南税赋和茶法,搞够五十万锭就行,其他的、你们看着分。
元末为什么腐败?它都搞出包税制了,地方官员要是不腐败,那才是见了鬼。
朝廷乱、地方也乱,大元的官僚体系越到后期就越跟扯淡一样。官僚体系是制度性皇权的工具,这个工具不行,制度性皇权就只能弱。但,老百姓会是什么感受?
老百姓的感受相当好。因为自由啊,想干啥就干啥,根本就没官员天天折腾你。但自由是有代价的,出了问题肯定也要自己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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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认识到农业价值之后,立即高度重视农业,鼓励农民搞结社,好好种地、好好开荒。各种减税措施也比其他王朝的力度要大。一个原因是朝廷根本就不怎么依靠农业税,靠商税和盐引就差不多了;另一个原因是不用抵抗草原入侵,所以老百姓也不需要为战争埋单。
经商呢?那就更自由了。大元朝的商人仅次于蒙古人和色目人,而且商业人才大量成为政府高官。因为大元需要商人给国家搞钱。为什么色目人的地位比较高?因为这伙人的理财能力和商业能力是从基因里带出来的。那个阿合马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文化和宗教呢?也没人管。你看元杂剧就行了,好多讽刺现实黑暗的作品,却在大元广泛流行。蒙古贵族也会搬着马扎一起过来看。为什么不搞文化专制?蒙古人信奉用刀子说话,有本事咱就真刀真枪地干,没必要整这些个意识形态的含沙射影。
所以,作为大元百姓的朱元璋才会有“元朝失之于宽”的感觉。但是,这种宽,难道不是一种宽仁吗?这不挺好的吗?有挺好的一面,自然会有挺坏的一面。
元朝早期的黑暗就不说了,因为都是一笔血泪史。就说以后的元朝历史。制度性皇权弱,肯定是要出问题的。首先的问题就是政治黑暗和官员腐败。官员腐败,你看包税制就行了,把国家当公司玩,那当官就等同创业,怎么榨取老百姓就可想而知了。
那政治黑暗呢?元朝皇帝是自由了,但他手下的那些个奴才也自由啊。就那个阿合马,身为丞相居然在大都城里抢男霸女。哪朝丞相也不会把自己完成地痞流氓吧,但元朝的丞相就可以。
《马可波罗游记》记载了这家伙的“光辉事迹”:
“如果有他喜欢的漂亮的女人,决逃不出他的魔掌。如果她是未出嫁的闺女,他就强取为妾,至少也要将她奸污。他一听说谁有漂亮的女儿,他手下的一帮爪牙,就到她父亲那里说:‘你有个漂亮的女儿,嫁给我们的阿合马吧!我们叫他让你当三年的封疆大臣,或其他的高官显爵。你以为怎么样?’这个人也不敢不答应。于是只好忍痛舍弃自己的女儿。这时,阿合马便到皇帝面前启奏:‘某个政府空缺,或将在某日有空缺,某某人是这种职务的适当人选。’皇帝肯定回答说:‘你认为谁合适就谁去补吧。’于是,这女子的父亲马上被指定上任,去主管那个政府,这样一来,所有美丽的女子,或因自己父母的野心,或是摄于他的淫威,一个一个地成了他的妻妾和情妇”。
这个阿合马有妻子40余人、有妾400人,生子25人。厉不厉害?关键是这家伙为了强娶人家媳妇就能把封疆大吏许出去,那你说他又会怎么任人唯亲、遍布党羽呢?这种政治还不够黑暗吗?
阿合马这个丞相已经流氓到无底线的程度了,所以肯定要招致公愤。于是,大臣们纷纷劝谏皇帝说:这个阿合马不是好人;元大都的百姓也向皇帝请愿说:这个阿合马该杀。但,忽必烈能杀吗?不可能。阿合马是自家奴才,他不爱大臣、不爱百姓、甚至都不爱大元帝国,但这家伙爱我这个大元皇帝啊。所以,谁说都不好使,阿合马不仅地位稳固而且年年升迁,从一个奴隶直接干到中书省左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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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之前不是说了吗:大元的制度性皇权特别弱,官僚体系这个工具要多差有多差。所以,皇帝和丞相就统统别想被官僚体系保护。
公元1282年,一个嫉恶如仇的山东大汉,叫王著(北地从军做了千户长),伙同一个江湖术士,叫高和尚,这两个人居然在大都搞了一场暴动。他们撺掇出一幕太子回京礼佛的假戏,把阿合马诓出来迎接太子。然后,就在大批迎接官员面前,以太子之名,用铜锤把阿合马的脑壳砸碎了。
这就是大元朝,堂堂一国之相,硬是被一个仗义大侠和一个江湖术士给搞死了,而且还是在大庭广众之下。丞相被搞死还不算什么,官僚体系差、制度性皇权弱,然后倒霉的肯定是皇帝。
1315年,元仁宗诏命:各宗王封地的达鲁花赤要由中书省来任命。这就是皇帝要夺权啊。然后,蒙古贵族立即群情激愤,一起声讨皇帝。然后呢?然后,元仁宗就收回成命:我改变注意了,你们继续自己任命自家封地的达鲁花赤吧。皇帝的圣旨说废就废,也就元朝皇帝的心有这么大。
关键是皇帝的心不大也不行。因为蒙古宗室们可不是只会声讨,这伙人是真能拔刀子的。
公元1232年,元英宗从元上都返回元大都,却在中途一个叫南坡的地方遭遇了政变。一伙蒙古宗王和权臣冲入皇帝行幄就把这个皇帝给捅死了。这伙蒙古王爷为啥要杀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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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钱。对,就这么简单。大元皇帝每年要给蒙古宗王岁赐,岁赐相当与大元股份公司给宗王股东的年终分红。但是,元英宗赶上了财政困难,于是就耍无赖、把岁赐取消了。然后就是后果很严重,南坡之变被自己的叔伯子侄们拿刀捅死了。
失之于宽,这里面没有仁什么事。但因为宽了,可能也自然仁了。国家都不管老百姓了,老百姓自然获得了自由,勉强就算仁吧。
老百姓得到自由,社会活力被释放,这多好啊。但这也是双刃剑。制度性皇权脆弱的结果就是:大元朝止不住的政治黑暗、官员腐败、朝局混乱。
权倾天下的丞相阿合马怎么样?大都暴乱直接被敲碎脑壳。九五之尊的大元皇帝又怎么样?被蒙古王爷直接拿刀捅死。
而一旦赶上地方造反、国家崩溃,那大元皇帝和大元朝廷就只能赶紧逃往漠北了。元末之时,连平叛的大元官军都能自己跟自己打起来。就这种架势,都能把准备北伐的朱元璋看蒙了。所以,朱元璋自然会认为“今元朝失之于宽,故朕济之以猛”。自己要跟元朝这么搞,大明肯定会步元朝后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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