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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中国教师报》还不叫《中国教师报》，而叫《中国教育资讯报》；那时和我联系的还不是康丽、褚清源、郭瑞、王占伟、冯永亮、吴绍芬等编辑，而是李茂、马朝宏、杨伟广、翟晋玉等编辑——前者那时估计还在读大学、中学甚至小学；那时《中国教师报》的前身《中国教育咨询报》的零售价是每份1.5元，而不是现在的3元；那是16年前的2002年1月2日，而不是今天2018年8月19日……
虽然我知道《中国教育资讯报》还不能说就是《中国教师报》而只能说是后者的“前身”，但我理解无非就是“试婚”和“结婚”的区别，所以这个“前身”的创刊号我一直保存着，并还记得那上面有李希贵（那时候他还在山东呢）、张思明、唐盛昌等后来激荡中国教育的名字，更记得那篇激动人心的《发刊词》——
“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放在教师的生命里，把我们和教师的生命放在中国教育的生命里，为教育而鼓，为教师而歌……”
这是一群有良知的教育媒体人一往情深而又掷地有声的誓言。这么多年过去了，这誓言一直被《中国教师报》践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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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允许我“显摆”一下。《中国教师报》的前身《中国教育资讯报》的创刊号上，也有我的身影：在“对话”版上，我主持了“怎样面对学习失败的压力”的话题讨论，并有一封和求助孩子的通信。除此之外，创刊号上的这些标题在当时也令人耳目一新：《教委违法查处，教师状告侵权》《关注班级生活质量》《教育是有性别的吗？》《反思对于我们的价值》《让学生稍稍“乱”起来》……可以说这份报纸一开始就是以其理想的气质（没打错，是“气质”不是“旗帜”）、教师的立场、学生的视角、新锐的力量、争鸣的风气赢得了包括我在内的老师们的瞩目。
我这里想强调一下“争鸣的风气”。“教育要不要惩戒权？”“师生可不可以成为朋友？”“教育的信念从何而来？”“当‘流星’划过天空之后”（这是对当时一部热播电视连续剧《流星花园》的讨论）……这都是当时的讨论乃至争论的主题。记得我和茅卫东就“师生可不可以成为朋友”打笔仗，越打越开心，最后“不打不亲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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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请看这个讨论话题：“直面有偿家教”。在这个话题下，有这样一组文章：《“有偿家教”为什么有市场》《“有偿家教”是一种不正之风》《“有偿家教”禁不得》《从教师职业的定位看“有偿家教”》《问题的焦点是“有偿”》《“有偿家教”市场有待规范》——最后一个题目是我的文章，我开篇便旗帜鲜明地写道：“我原则上不反对‘有偿家教’，而且我认为正当而规范的‘有偿家教’无可指责。”当然，我文章的重点是谈“如何规范‘有偿家教’”，但无论如何，从类似的讨论和争鸣来看，当时的风气还是很宽松的，甚至还可以“妄议”。写到这里，我情不自禁地怀念那“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学术气息。
我其实那时候并没有什么“名气”，但这份报纸却给我慷慨的版面，让我直抒胸臆：《让我们重建教育理想》《漫谈教学与写作》《写作让我的事业如此美丽》《建立平等的人际关系》《创造良好的第一印象》《教师节：献给老师的礼物》《市长是暂时的，学者是永远的》《教育惩罚与民主教育》……这是我最初几期报纸上我所发文章的题目。《中国教育资讯报》对我如此信任与厚爱，我至今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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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我和《中国教育资讯报》的关系叫“热恋”的话，那么后来它升级更名为《中国教师报》后，我和这份报纸就正式“结婚”了。我这个人从来直言不讳，“热恋”阶段就没有过任何“含蓄”“委婉”，“结婚”后更没必要遮遮掩掩了，相反，我简直是“肆无忌惮”了。
而《中国教师报》对我真是宽容，我的一篇篇充满川味麻辣烫的文章，就这样在《中国教师报》上展示着我所思所想的“重口味”——《我想办一所没有“特色”的学校》《遍地“教育家”》《教育是不拿给别人欣赏的》《“名师”是打造出来的吗？》《质疑所谓“第十名现象”》……这每一个标题几乎都会引发不同观点的争论，但我不管，引起大家争论才好呢！
有的文章我投寄时还心里打鼓：估计“尺寸”大了一些，恐怕通不过吧？于是，我给编辑附言：“如果不方便用，不必为难，没关系的。”（还做出一副很大度的样子）但几乎每次（其实我印象中没有过例外，说“几乎”是怕我我记性有误，把话说绝对了）这些犀利的文字都原汁原味地发表出来了，而且很多时候这些文章是在头版“隆重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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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很多时候我写了一篇新文章，首先想到的是《中国教师报》。我不少有影响的文章，的确也是首发在《中国教师报》的。比如《幸福比优秀更重要》《做一个孩子不怕的校长》《追求教育的真境界》《教育，可以这样表达》《“一线教师”，你应该是什么样子？》《教育家的翅膀呼唤自由的天空》……
而我的新书出版后，《中国教师报》总是予以热情的评论与推荐。《李镇西教育作品》（12卷）出版后，翟晋玉先生写下《把每一个孩子放在心上》，发表在《中国教师报》。在我从教30周年的时候，《中国教师报》以《李镇西——青春30年》为主题，推出了朱永新老师的《与心同行》和朱小蔓老师的《教师的幸福在学生》两篇文章，表达对我的祝贺。
我常常想，如果没有《中国教师报》以及许多媒体的支持，会有我李镇西今天的所谓“成就”吗？想起这些，唯有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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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担任武侯实验中学校长期间，在“新教育实验”的理念指导下做平民教育，根据我们学校的实际情况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内容涵盖人事管理、课程开发、课堂转型、德育落地（不是“创新”）、普职融通等等方面。
对此，《中国教师报》予以有力的支持。2011年初，总编辑雷振海率报社一行人亲临我校实地考察，深入课堂，采访师生。后来李炳婷和褚清源两位先生写下《李镇西“突破”》和《教育是一种良知》两篇长文在《中国教师报》以“特别报道”的形式推出，引起强大的社会反响。虽然题目写的是我的名字，但内容却是对我校教师群体和教育改革的整体报道，这极大地鼓舞了我校的教师，也给没当过校长的我以极大的信心。
记得当时雷振海先生对我说：“我们给你开个专栏吧，把你的思想与实践写出来，让更多的人分享。”我想，我有什么“思想和实践”，不都是我们老师的吗？于是我给雷总说：“我可不可写我们老师的故事？”雷总说：“那当然可以，随便你写什么。你的专栏你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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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挨着挨着写我们学校的老师，每周的《中国教师报》上都有我们学校一位老师的故事。当然不能说我们学校每一个老师都非常优秀，那不可能，只要是人就不可能完美，但不要紧，我只写老师的优点嘛！反正只有一千五百字，我就抓住这个老师的个性，写一个特点、一个片段、一个场景、一个细节……
于是，几年中我把我校一位位老师推到了《中国教师报》千千万万的读者面前——《神奇老师邹显慧》《享受学生的潘玉婷》《大气优雅的郭继红》《孩子眼中的朱应芳》《杨明的艺术梦想》《“不争”的袁伟老师》《苏秀：清澈如歌》《陈红：以心灵赢得心灵》《屈敏：初尝教育幸福》《蔡萍：和孩子一起感动》《杨翠容：一个都不放弃》《王柯娟：幸福就在寻常中》《周艳：机智源于尊重》《王晓萍：源于书香的美丽》……
老师们读到有自己故事的文章都很激动，有老师对我说：“我这么平凡，没想到李校长把我写上了《中国教师报》！”我就是要给我的老师们这样的职业自豪感，而提升教师的自豪感，正是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内涵。感谢《中国教师报》给了我这么一个机会，让我的老师以这种方式体验职业的尊严与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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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师报》就是这样践行着他们“为教师而歌”的誓言。自创刊以来，无论是刘堂江挂帅，还是雷振海领衔，或是刘华蓉主政，《中国教师报》一直报如其名，高扬“中国教师”的旗帜，让教师说话，为教师呐喊。
正是《中国教师报》的重点宣传，深度透视，追踪报道，让地处偏远农村的杜郎口中学天下闻名。当一些人嘲笑质疑杜郎口中学的“泥腿子教师”的课堂改革时，《中国教师报》给了一群乡村教师以崇高的尊严，让他们赢得了全国绝大多数同行的敬意。几年后，社会上有人说：“杜郎口中学出事了！”“神话破灭了！”《中国教师报》委托我实地采访，头版推出重头文章，继续为杜郎口中学摇旗呐喊。我认为，相对于大都市的名校及其教师而言，土得掉碴的杜郎口中学属于最贴近广大平民百姓的学校，这里的老师最能代表全国广大的一线教师，因此，为杜郎口正名，就是为广大一线教师扬威。
2015年5月，上海某小学教师因为享受了孩子撑伞，被一些无聊至极的人攻击，当地教育局居然还通报批评，将此事上升到“师德”高度。一时间，非议四起，弄得老师们丧气而又憋闷。我即兴写下《学生给老师撑伞何错之有》，发表在我的“镇西茶馆”上。《中国教师报》的王占伟先生立刻给我联系，希望我授权《中国教师报》发表这篇文章。我当然乐意。于是，我这篇文章随着《中国教师报》传遍大江南北，各种“杂音”戛然而止。
许多读者给我说：“终于有人为老师说话了！”我理解，这里“为老师说话的人”，不只是我，更有《中国教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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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我没当校长了，但我很想为新人提供一些成长的平台。这时候，《中国教师报》又给了我有力的支持。成都市机头中学校长田精耘，在身患重病，体内长期安装着人工管道的情况下，坚守校园，锐意改革，让一所乡村中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镇西茶馆”中，先后推出《田哥外传》和《田哥内传》。我打电话给雷总说：“这样的好校长应该好好宣传啊！”
于是，雷总派康丽老师专程到成都来采访。她到成都的当天，田精耘校长却再次住进了医院。康丽等着田校长从医院出来后对他进行了采访。后来，《中国教师报》在头版头条推出对田精耘校长的长篇报道《精心耕耘这亩田——一所薄弱学校翻身记》。手捧报纸，我心里特别开心，就像我自己被报道一样。
那次康丽来成都，我还给她推荐了一位叫“蒋长玲”的优秀老师，康丽不辞辛苦去采访。后来，《中国教师报》给了蒋长玲以相当可观的版面，题目叫《把琐碎铸成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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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写这篇文章，我从午后三点一直写到现在的晚上八点四十。其实大多数时间都是在翻阅我保存的过期的《中国教师报》（《中国教育资讯报》）——我保存着每一张有我文章或有我报道的报纸。
我这才意识到，原来在中国所有报刊中，《中国教师报》是发表我的文章最多的媒体。真是无法言说的感激……
我把数百份报纸铺在地上——每张报纸我还没全部展开，只是展开了四分之一，可就这样，书房的地面根本就不够铺。
我站在由《中国教师报》铺成的“地毯”中央，环顾身边重重叠叠的《中国教师报》，突然产生一种幻觉——我感觉自己正被《中国教师报》托举着，向上升腾。不，这不是幻觉——中国千千万万的教师，不正是在《中国教师报》的托举中成长着吗？
我再次想到《发刊词》中的句子：“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放在教师的生命里，把我们和教师的生命放在中国教育的生命里，为教育而鼓，为教师而歌……”
嗯，这不是印在纸上的宣言，而是落在地上的行动。十多年来，《中国教师报》正是这样矢志不渝。用一句时髦的话来说，叫“不忘初心”。
2018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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