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彦人（湖南）
“可以将你们的手机号码留给我吗？”他立在会议室的正前方，微倾着身子，问询着会议室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医生们，两眼满含着殷殷的期待，还有一份掩饰不住的落寞与哀伤。
其他与会者，台上台下的，几十双眼睛刹那间全部聚焦到被提问的医生们的脸上，屏息静待着答案。沉默，沉默之后不能再继续沉默的时候，一位医生很是有些为难地回答道：“可以，只是我的手机晚上12点后，会自动关机。”
这是一个全球基金支持的艾滋病防治工作项目培训会,主讲内容为“HIV（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AIDS（艾滋病）病人的关怀与支持”。提问的是第三讨论组的组长小阳，一位艾滋病防治工作自愿者，也是一位男同HIV感染者。他向疾控中心医生提出的问题是：当某人刚刚确诊自己被HIV感染或者患AIDS的时候，在经过愤怒、震惊之后，陷于极度绝望的时候，向知情医生请求援助与支持——获得手机号码，医生能不能答应？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培训会。说实话，对于HIV感染者和AIDS病人，还有那些艾滋病感染的高危人群——男同、性工作者等，在这之前只是些理论上的概念。我真的没想到，有一天，我会真实面对。
在小阳的诉说中得知了他的情况。2007年，29岁的小阳生病住院时检测发现自己为HIV感染者，他不相信，便从江西赶赴到了北京。然而，再次检测的结果依然一样。他彻底绝望了，不敢回家，也不敢面对亲人和朋友。为了躲避，小阳在北京飘荡了两年。在小阳陷入极度困难、几乎万念俱灰的时候，是当地的“防艾”社会组织和“防艾前辈”给予了他支撑和鼓励，让他勇敢地走出生活的阴影。2009年，他正式接受了疾控中心免费提供的抗病毒治疗。之后，为了回报那些给予他帮助的人们，他回到家乡成立了艾滋病防治社会组织，成为一名自愿者和组织者，与疾控中心和医院密切配合，帮助许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不仅受到了疾病的摧残与威胁，更担承着社会的排斥和歧视，甚至自己骨肉血亲的厌恶与恐惧。这一人群的身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一旦发现自己感染上这个恶魔样的病毒后，像被种上了邪恶的诅咒，甚至直接被视为邪恶的魔鬼，被人唾弃，让人恐惧。他们被孤立进绝望的屋子里，甚至被抛弃在人世的荒野。那份绝望无助与孤独凄切，谁能解？谁可以给他们人生的希望，谁可以给他们生存的温暖？
两天的会议，我静静地坐在会议室最前面的中间位置，默默地倾听着老师们的讲座和这些HIV感染者的诉说，还有医患间、健康人群与艾滋病患者间关于歧视与反歧视、尊重权与生命权关系等等问题的讨论。
小阳说，因为“艾”，让他更深地领悟了人生的真谛。听了有关“艾”的诉求，作为健康者或医务人员，我分明感受到肩上沉甸甸的担子和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