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实业 捐资兴学
——知名乡绅陈春澜的一生
王克昌
陈春澜(1837—1919)，字文江，又名渭，浙江省上虞市小越镇横山村人。一生以商为业，从幼年开始，即奔走于武汉、上海、上虞等地，做学徒，搞贩卖，当“跑街”，深谙经商之道；随后，又办货栈，开钱庄，终成上虞巨富；晚年返回家乡，着意垦牧，开拓实业，富国利民。先生秉性节俭，善于理财，又乐善好施，热心公益，捐资兴学，泽被桑梓，曾获官府嘉奖并为乡人交口称颂。为存史扬善，述其生平事略。
贫苦的童年艰难的洋行生涯
陈春澜幼时家境贫困，无钱上学。当时，列强侵凌，灾害频仍，经济衰落，百业凋零，哀鸿遍地，民不聊生。先生14岁那年(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曹娥江八月大潮冲毁江堤沙湖塘，前江一线堤塘决口17处，上虞县城(今丰惠镇)水深六七尺，民房被淹无数，晚秋作物颗粒无收，先生在家度日维艰。当时，其四叔陈雍亭在湖北汉口汇丰钱庄为“当手”(业务实际主持人)，见先生为人忠厚、勤俭，为解其危困，乃承担川资、膳费等一切开支，带去当钱庄学徒。次年(清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军起义，势如破竹，战事蔓延，钱业收缩。旧历年底，先生仅带压岁钱4块银圆返乡。为维持生计，偕其兄去本县章家埠(今章镇)等地搞短途贩卖，做点小本生意，不料亏本。又回家务农，清早放牛，傍晚拾狗屎，前后历时数年。因此，乡人称他为“狗屎阿渭”。
清咸丰五年(1855年)，先生19岁。他在多年的奔波和劳作中，练出了一副健壮体魄。他立志摆脱贫困，辍耕从商，来到十里洋场上海，闯荡世面。经人介绍，在一家外国人开的台维洋行做学徒。他初出茅庐，从闭塞的乡间农舍来到装潢考究、西式布置的写字间，处处感到新鲜。洋行规矩众多，三教九流，交往频繁。他平时用心观察，猎取知识，“间读旁行书”(横书的文字，指英语)，熟习洋行业务，从而掌握了交往和经商的本领。三年学徒生活，不敢稍有懈怠，可谓艰苦备尝。期满之时，洋行老板视其老实可欺，竟不按规约，拖延定职加薪，先生乃愤然离去，接受另一家信洋行的聘请。信洋行亦系外国人所开，在与台维洋行多年的业务交往中，知先生为人厚道，办事能干，故聘他为“跑街”，专司外勤。从此，陈春澜通过传递信息、接谈生意、运送货物和与工商各界的广泛接触，增长了经营知识，为以后进一步站住脚跟、谋求发展奠定了基础。
陈春澜在信洋行度过了14个春秋。艰难的洋行生涯促使他兢兢业业，艰苦奋斗。他不甘心以吃洋人饭度日，永远寄人篱下。他胸存宏愿，伺机投资自试。他深感银钱来之不易，认为以有用之财，投无用之地，非常可惜，不该用的地方，一丝一粟爱如拱壁，节衣缩食，勤俭度日，决心积聚资金，立志闯出一番事业来。
货栈起家 钱业致富
陈春澜首先选择了一个投资相对较少、收入比较稳定、适合自身情况、以劳务为主的理想行当——货栈，以实现其多年来在上海滩独资创业的夙愿。清光绪元年(1875年)，先生在上海南市租用房子一套，开办上海春记货栈，注册“常胜”商标，供客户堆存货物，代办运输事宜，从中收取合理佣金，以期用微小资金和劳务投入，保赚不亏。果然，货栈一开业，北帮皮毛商人、南帮黄豆客户等许多生意人接踵而至。先生待客如宾，热情周到，发送货物，及时准确，且不论肩挑、车拉小贩，或船装、马拖大商，均一视同仁，竭诚服务。一时间，春记货栈应接各路客商，门庭若市。当时正值上海南市与天津牛庄之间豆市交易频繁，货栈生意随之兴隆非凡。随着业务的日益拓展，货栈以上海为基础，而分支部于奉、直、东鄂、吴越巨镇，并在天津、汉口等埠设分庄，营销范围遍及东北、河北、湖北、江苏、浙江等地。经过10多年苦心经营，先生以货栈起家，开始在上海初露头角，站住脚跟。因其盈利甚丰，日积月累，成为富甲一县之巨商。
随着春记货栈的日趋兴旺，陈春澜在逐渐积累起比较雄厚的资金以后，又适时了解社会资金动向，反复权衡得失利弊，决定开办钱庄，图谋更大发展。他从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51岁时开始，以合资、独资或先合资后独资的形式，在上海先后开设永丰、寿丰、兆丰、五丰、宝丰、厚丰、和丰(后改为人丰)、滋丰、志丰、鸿丰、春丰(后改为春元)等11家钱庄，直传至其陈秋山等后辈经办。由
陈春澜选择钱庄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最初，他在经商交往中，结识了不少在沪的上虞籍金融界人士，这对他以后投身金融事业有相当的影响。期间，他常与经
但是，开办钱庄，毕竟缺乏经验。先生有鉴于此，刻意寻求可靠伙伴，采取先合资、后独资的办法，稳扎稳打，逐步发展。其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颜料商在与外国洋行交易中，取得了丰厚利润。而在上海这个通商大埠，面对半封建、半殖民地洋货充斥的畸形市场，拥有巨额资金的颜料商普遍对工业投资不感兴趣，却认为投资办钱庄有利可图。陈春澜看准这一情况，乘机集股，增加资金。万顺丰号颜料商、宁波人王磬泉早与春记货栈建立了交易和信用关系，此时即以充裕的资本与
陈春澜性机警，有胆识，多谋善断，所办钱庄，面对逆境，常盛不衰。永丰钱庄开办不久，上海工商业内受农村破产之影响，外遭国际市场箫条之侵袭，日趋衰颓。加上美国实行提高银价政策，世界用银国家之金融市场无不受其威胁。中国以银为本位制，亦觉难以应付。由于外货倾销日甚，白银不断外流，现存遂告枯竭，且汇市低落，引起上海金融界恐慌，导致南北两市汇划钱庄收缩达十分之七。然而，陈春澜面对现实，居危不乱，以敏锐之眼光、独到的见解，透过现状，看到新的转机。他预感到辛亥革命刚刚成功，内陆将会有更多资金涌进上海，存入钱庄，而其中的许多大宗款项多以保管存储为目的，钱业不但不会削弱，反会增添资金力量。于是，继续稳住原有阵脚，并在经过充分酝酿之后，伺机行动，于民国元年(1912年)会同颜料商戚鲁记、谢广和两人在上海北区合资开设上海兆丰钱庄，后成独资。该庄在全行业收缩的形势下开业，声誉四起，结果“上至富豪眷属，下及妓院女佣，纷至沓来存储”，业务日见旺盛。
陈春澜办钱庄，素主求实，尤重信息，在“南中(指中国南部)别树一帜。”他对鼓吹赚“大钱”之辈本持戒心，尤显谨慎，因此，绝不随风行船，贸然冒险，更不见利忘义，参与投机。这样，也使所办的钱庄顺利地度过了当时曾轰动一时的两次风潮，即所谓“贴票”风潮和“橡皮”风潮。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一些投机商见贩卖鸦片获利丰厚，纷纷以高利向钱庄借本。一些钱庄则以高息“贴票”吸纳资金，最终导致无法兑付，数十家钱庄相继倒闭。陈春澜慧眼独具，不办理此项业务，安全地闯过了投机商掀起的这一“贴票”风潮。
清宣统二年(1910年)，在上海开设橡皮公司的英国商人麦道，大肆鼓吹经营橡皮可获巨利，到处兜售橡皮股票。一些抱有投机心理的人信以为真，纷纷向钱庄借本购买股票，甚至有的钱庄也投以巨资，企图发财。一时间，橡皮股票价格呈直线上升，骤涨20多倍。麦道乘机将股票如数抛售，并于次年七月携款潜逃。霎时间橡皮股票一落千丈，成为废纸，正元、谦余、兆康等20余家钱庄因投机橡皮股票而破产倒闭。在此次“橡皮”风潮中，陈春澜经办的钱庄仍坚持以正当商业为服务对象，存贷自如，不仅丝毫未蒙受经济损失，而且业务发展日新月异，资本积累越来越多，声望越来越高，分支机构也越来越广。其时，他以上海为本部，利用长江交通便利条件，钱庄分支机构向南京、汉口、镇江、芜湖、九江等地延伸，特别是上海永丰、兆丰两庄对推进沿长江各埠钱业发展，作用更为明显。对陈春澜当时兴办钱庄业之盛况，《民国上虞新县志》曾有记载，称誉先生为“现代金融实业界巨子”。
陈春澜晚年，将货栈、钱庄交由侄、孙辈接办，业务盛衰变迁不断。1951年，尚存的“宝丰”、“五丰”两家钱庄分别参加上海第一、第三联营集团，进入公私合营银行，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纵观陈春澜兴办钱业由小到大、长期延续、盛衰更迭的数十年经历，具有几个明显的特征：
一是自股为主，先合后独。先生开设钱庄，一般采取先合资后独资的形式，而合资钱庄自有资本额均超过其他股东的投资总额。始办之永丰钱庄，先生出资十占其七，后来合资之钱庄也都过半。显然，其用意在于主宰钱庄，防止大权旁落，保障经营权益；二是任人唯亲，控制实权。凡钱庄经、协、督理等要职一般均由子侄后辈及知友担任，其他任聘人员也多沾亲带故，显示其私人资产之本质；三是“丰”字牌号，一脉相承。其所办各家钱庄牌号第二字均以“丰”字命名，在由其子孙接办时，也只在牌号后面加上“×记”字样，着意于维护陈氏钱业一脉相承、世代相传之特征，藉以提高钱庄信誉，互通有无，共存共荣，抵制同业倾轧；四是招股谨慎，务求稳实。一些颜料商因其拥有雄厚资金实力而被吸收合股，而对那些参与投机、操办赌场等业或不务正业者，则一概拒绝参股。股东中还有不少是上虞籍人士，有的是近亲乡绅。这样，在钱庄内部逐步形成以绍帮势力为主的人际关系，有利于正常业务之开展，以保证钱业之稳步发展。
垦牧并举 开拓实业
经过近20的艰苦创业，悉心经营，春记货栈和钱庄业获得较快发展和较好收益。年近花甲的陈春澜“知难知足……谋息肩”，乃将申、汉两埠钱庄、货栈归兄之子3人接办，其他地区的营业机构虽有盈利，亦全部撤去，并把春记货栈注册之“常胜”商标赠与知好。此时，先生已早有回乡开发实业之意向。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年已58岁的他返回上虞以后，仍不愿坐享清福，经常奔走于丰惠半湖和地处曹娥江边之章镇大浸畈等地，察看山川河流，查阅虞邑水利资料，见不少荒芜之地不耕，蔓芜之田不治，江湖之塞不浚，堤防之溃不修，深为担忧和惋惜。尤其是早年他做过小生意的章家埠一带，常因洪水暴至，淹没成灾，农民屡年无收，大浸畈田瘠沟涸，不足灌溉，稍遇干旱，束手槁枯，积年民荒，无人过问，更加焦急万分。为解决此事，作出贡献，频频往返于申、汉两埠，与有识之士商议，讨教对策，决意集措资金，筹办春泽实业公司，然因种种原因，短时间难以如愿，而先生为家乡开发实业之初志，并未因此而动摇，乃另寻门路，求助于学识渊博、思想维新、热心公益的上虞乡贤、举人王佐(寄)，得到了王的热情鼓励和大力支持。先生与王佐，原系早年相识，为30年之旧交。但王佐当时尚在永嘉县任教谕，不可能分身回乡帮助筹划，遂引荐其邻居朱鸿儒主持此事。朱亦系举人，曾在新昌任知县，适退闲居家，且与当时上虞知县叶大琛为儿女亲家。叶知县办事利落，亲家助阵，尽心尽力，从此，春泽公司的筹办得到地方当局支持，原来难以办理的许多问题也都一一迎刃而解，并在清宣统三年(1911年)
公司设址于上虞县城(今丰惠镇)西小街，并在章家埠设分公司，总集股资本20万银圆，由创办人认筹10万银圆，其余10万银圆按50元为一股，分一股、十股、五十股、一百股等4种票面征集，均一次缴足，期限10年，从股银收到之日开始起息。
陈春澜创办春泽实业公司，旨在因地制宜，开辟富国之道，为民生利，从中增加实业利源。因此，公司对低瘠硗涸之田地山林，合理收购，公价买入，其他不论官荒民荒，有主无主，均按章清丈领照，所有土地，分别开垦，根据不同土质，种植不同作物，并浚江掘湖，筑堤开渠，各因地势，陆续开发。对经常受淹、屡年无收之地，如农民愿意，亦予以收购，付给银洋后，仍然谁卖谁种，使之安居乐业，改进生产，提高生活水平。
春泽公司办起以后，陈春澜十分注重发挥下属人员的作用，专门制订公司《任事约言》，强调“权限明，职责专”。公司下设银钱、产业、种植、牧畜、建设、制造等六科，悉以总科管领之。各科设科长一人，并分别设副理、技师、调查、测绘生、工头、监工一或二名，技工若干人，要求每个任事者，“实业实事”，“得寸则寸，得尺则尺”，各司其职。《任事约言》还具体规划各科职责及权限：银钱科为各部银钱之总机关，操各科收入支出之荟萃；产业科职掌土地山林购置，调查提出宜垦宜牧之规划；种植科担负稻麦种植、桑麻栽培、养苗造林、果树种育及农事试验、祛虫施肥等责；牧畜科则负责牛羊喂养、畜种选育、兽病防治及皮毛、肉食产销等事项；建设科组织烧砖制瓦、修闸筑埂、翻江掘湖、开河挖井、造船置械、场舍建造之举；制造科分管今后糖、油、牛乳、啤酒、鱼、肉、水果等农牧产品之深加工以及锯木制材事宜。随着垦牧实业之开发，各科职权逐步付诸实施，公司经营有序，迅速走上正规。陈春澜提倡选育良种，科学种田。为此，公司在虞邑西南门外西溪湖建立农事试验场，直延办至解放后，成为上虞县农场的前身。他还认为种植收效虽缓，但获利最厚，是兴办公司最后之结果，而牧畜见效较快，是公司最先之结果。因此，他亲自把握牧畜科，引进和繁殖优良畜种，进行科学饲养，成效十分显著，销售牛羊及皮毛等畜产品，盈利颇丰，为公司之首。
为了进一步打开产品销路，针对当时大城市皮毛制品短缺、肉食供不应求、农副产品严重不足之矛盾，先生专门召集公司股东会，决定增设营业部，并亲自穿梭于上海、汉口等地沟通产销，把产品源源不断运往大中城市，既缓解城市人民的需求，也增加了公司的收入，可谓
一举多得。
为了管好用好公司资金，做到周转灵活，积聚生息，存支互补，相辅相成，陈春澜又创设了大同殖业银行。在筹设期间，又经王佐引荐，得会晤浙江铁路总局首脑汤寿潜。因此，殖业银行能借鉴铁路银行之规程办理，使其一开始就步入正规。“大同”与“春泽”同时开业，它以垦牧公司为依托，服务于实业开发，荟萃收支，归其总核。春泽公司资金有余，银行则得以存储，公司资金不足，银行则藉以注挹，防止银钱壅滞一端之大患。为了理顺银行与公司的业务、人事关系，公司《章程》规定，银钱科长由银行总经理兼任，统管公司各科和银行资金。此外，除公司提供之资金，殖业银行又另招股本10万银圆，统筹兼办对外存贷业务，在吸储社会闲散资金的同时，放款给农工业家和农户，以解决经营、耕种之急需，这对促进垦牧公司和当地生产的发展，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经过陈春澜及其同人多年苦心经营，春泽公司及大同殖业银行作为上虞有史以来第一家垦牧实业公司和第一家银行，走出了一条立足于农、垦牧并举，存贷结合、城乡交流，振兴实业、富国利民之路。对此，清政府当局曾多次予以赞扬，并受到桑梓父老的齐声称颂。
捐资兴学泽被桑梓
陈春澜经商致富，对社会公益事业亦多有捐输。早在清光绪年间，即多次为乡民出资兴修农田水利。光绪九年(1883年)
先生不仅热心资助社会生产及福利事业，对兴办教育，更是不遗余力。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上虞办算学堂，各项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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