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辛亥革命与近代民族主义

辛亥革命与近代民族主义 

张治江

2011年12月12日11:18   来源：学习时报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已非传统的王朝延续和伦理纲常的存废或“王朝中国”、“忠君爱国主义”、“严夷夏之大防”，而是近代爱国主义——当中华民族面临空前危机时，它以国家为本位，具有独立人格的国民对至上的国家利益承担责任和义务的自觉行为。这是一种救亡图存的爱国富强主义。其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主权意识与疆域意识的确立。辛亥革命为这种转变打开了闸门。辛亥革命不仅改变了传统的“夷夏之辨”观念，建立了现代意义民族国家，开创了具现代民族国家意义的“五族共和”的观念，实现了传统意义的“夷夏之辨”向近代民族主义的转变，也开辟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新纪元，实现了由“王朝中国”向近代民族国家的转型。

　　一、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

　　中国古代并没有使用“民族”一词，将“民”与“族”合称，是在西方nation与 nationalism概念冲击下形成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没有民族意识，相反，倡导民族意识、主张“夷夏之防”在中国古代十分明显，而且在西欧近代才形成的民族认同感以及民族共同体在中国古代早已形成。但是，“民族主义”这个名词和它的学理，最初是从西方传来的。

　　1901年，梁启超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指出：“今日之欧美，则民族主义与民族帝国主义相嬗之时代也。”“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今欧美列强皆挟其方刚之膂力，以与我竞争，而吾国于所谓民族主义者，犹未胚胎焉。”“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第二年，梁启超提出了“中华民族”的名称：“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齐。”“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居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看来，他是以“民族的国家”的观念为依据，把生息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族人民总称为“中华民族”。

　　民族主义思想是梁启超首先倡导的，这面旗帜后来却被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越举越高。辛亥革命前后，“中华民族”的内涵得到扩大，所指为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中华民国”成立后，“五族共和”思想迅速得到境内各族支持，具民族国家意义的“中华民族”观念形成。此后，中国各民族逐渐接受了“中华民族”这个统一的族称。

　　可见，辛亥革命前，近代民族主义观念已经输入中国。在传统的“夷夏之辨”的基础上，以民族国家为目标的近代民族主义思潮与运动在中国逐步兴起。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正是20世纪中国一场伟大的民族民主革命。

　　二、“排满”思潮及其转型

　　中国同盟会纲领中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一直都被认为是革命党人“排满”思潮的滥觞，也被视为革命党人大汉族主义的污点，甚至也被认为是反动的、阻碍民族团结的思想与行动。这仅仅是从同盟会纲领的字面意义来分析。

　　学术界的研究已经表明，第一，革命党人确实有“排满”思想，并且“排满”也是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的一个口号。“排满”在辛亥革命的社会动员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排满”针对的是满清贵族，而非针对满族普通民众。可以说，“排满”在相当程度上只是革命党人的一种武器，而非目的。因此，尽管辛亥革命最初是在“反满”的口号下发动起来的，尽管汉族在人数上以及其他许多方面对满族占有无可置疑的优势，但在各省举行武装起义并出现一定程度的混乱局面时，却没有发生世界上许多国家出现的那种狂热的大规模种族仇杀。

　　第二，“排满”作为一种狭隘民族主义思想，确实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辛亥革命后建立民国，的确暂时引发了一部分外蒙古王公和藏族等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的分裂行径。例如，1911年12月1日，在沙俄的指使下，以哲布尊丹巴为“大汗”的所谓“大蒙古帝国”成立；与此同时，西藏与内陆的关系也趋于紧张。这与部分革命党人此前狭隘的民族主义态度，以及武昌起义爆发后少数地区短暂过激的“排满”行为不能说毫无关联，但就其根本而言，它们却是当时的纷乱形势和俄、英等帝国主义从中直接策动挑唆的结果。并且，辛亥革命的领导人及其后继者也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对此进行补救。

　　第三，辛亥革命时期的“排满”思潮，已不同于往昔的“反满兴汉”、“反清复明”的传统族类民族思想，而是与争民权、求改革、求革命的思想联系在一起，已属于“近代民族主义”的范畴。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由“驱除鞑虏”，到“反满”，再到只反对少数“害汉人的满洲人”，并且进而提出“五族共和”、“民族同化”的主张，希望“仿效美利坚民族的规模，把汉、满、蒙、藏、回五族同化成一个‘中华民族’，组成一个民族的国家……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可以说，“排满”思想是革命党人民族主义思想走向成熟的一个阶段，并且这个阶段持续的时间并不长。

　　第四，辛亥革命的爆发及其胜利，促使革命党人特别是领袖人物迅速实现抛弃了“排满”的种族革命方略，从而全力专注于实现民族平等与融和的事业，转向“五族共和”。具有现代民族国家性质的“中华民国”的建立，特别是“五族共和”政治原则的公然宣布和毅然实行，又使各族人民在政治上开始真正成为平等的“国民”。1912年，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还用法律形式将民族平等规定下来：“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这就是“五族共和”的思想。

　　第五，辛亥革命在中华民族的融合过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12年 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他在当天发表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郑重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不久，他又接受了“五族共和”的说法，把中国各族人民看做一个统一的整体。中华民族这个名称正是从这时起得到广泛的传播，越来越成为中国各族人民的共识。这是有着重大历史意义的。后来，孙中山对“五族共和”思想一直不断进行思考，并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学说。他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对三民主义重新做了解释。其中，对民族主义是这样说的：“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他把这种解释称为对三民主义的“真释”。

　　因此，可以说，辛亥革命是“排满”转型的关键，是从“夷夏之辨”、“排满”、“反满”等传统民族主义思想转向近代民族主义的重要节点，它对中华民族观念形成以及中华民族的融合具有重要意义。

　　三、民族主义与“天下大同”

　　19世纪末 20世纪初，正是西方民族主义思潮与运动高涨之际，当时西方许多国家高举狭隘民族主义旗帜，把本民族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而对其他民族表现出很强的排他性，甚至不惜为了本民族的利益而损害以至牺牲其他民族的利益。但是，孙中山认为民族主义是世界主义的基础，因为被压迫民族只有首先恢复民族的自由平等，然后“才配得上讲世界主义”，也就是把自己的民族解放扩大为实现整个人类解放的世界主义。这就是孙中山值得我们景仰的地方，他一方面号召中华民族为民族独立、富强而努力，另一方面又高扬“天下大同”的旗帜，宣扬“世界主义”。这正是孙中山与帝国主义为了本国利益而侵占、践踏他国利益，与德国、日本等国以民族主义为幌子走向法西斯道路的区别之处。这是孙中山为后世留下的伟大而丰富的政治财富。

　　孙中山深受中国传统的“天下大同”思想的熏陶。中国虽有“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思想，但传统的“夷夏之辨”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其理想在于“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主张以儒家教化“夷狄”，从而达到“天下大同”。正是既怀抱救国救民之路，又不忘“天下大同”之念，这才是孙中山成为一代伟人的一个重要原因。

　　展望未来百年，面临国际国内诸多新的严酷问题，我们也还可以从孙中山与辛亥革命遗产中取得借鉴并汲取智慧。从民族传统中寻找力量，或许能为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提供有益的借鉴。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报刊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