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
［汉］司马迁撰
［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
［唐］张守节正义，［清］张文虎校
所属丛书：四部要籍丛刊·史部
册数：15册
定价：798.00元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12月
书号：ISBN 978-7-308-22693-6
内容简介
《史记》，是西汉司马迁（太史公）编写的纪传体史书，记载自传说中的黄帝至汉武帝太初年间共二千五百年的中国历史，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此次“四部要籍选刊”刊印《史记》，以清同治五年至九年金陵书局刊早印本为底本。
此版本为清同治五年至九年（1866—1870）金陵书局请张文虎主持刊刻，故称“局本”。此本《史记》，校勘时共利用十七种版本，清人校史之能事极尽于此，是目前存世较好的《史记》刊本，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史记》及其修订本，均以此本为底本。
此外，为使读者对局本《史记》的文本性质有更深刻的认识，本次还全彩影印了现藏浙江图书馆的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稿本附于书末。
影印前言
陈正宏
蔣鵬翔、陳志俊二君合作編刊經部古籍新影印本有年，成績斐然。今擬續刊史部經典，取清同治間金陵書局刻《史記》百三十卷爲首。以我歷年在高校内外講習《史記》，命撰其序，因綴淺見數言如左。
按晚清金陵書局所刻諸書中，論名聲《史記》堪稱第一。凡讀古書者，提及金陵書局本《史記》，最易想到的，就是中華書局點校本《史記》的底本。但若問此底本原書究竟是怎樣的面貌，所見爲金陵書局刻哪種《史記》，恐怕鮮有不茫然者。此無他，乃因金陵書局在其并不長的存續時間内，先後刻過兩種《史記》：其同治年間初刻者，爲集解、索隱、正義三家注合刻本，即中華書局標點本之底本；而光緒間重刻者，則爲集解單注本，乃舊時學者所習用、今日孔網仍常見之本。
蔣、陳二君此番影印的，從品種上説，是中華書局標點本的真正底本。從印本的印次上論，又是同治間金陵書局初刻《史記》完本的較初印本。這樣的選擇，我想其價值可用兩點來概括。
其一，對於讀過中華書局點校本，又對讀標點本不過癮的超級讀者而言，可以進一步，窺見標點本所依據的底本的完整樣態；其二，對於想練習史部文獻校勘的讀者而言，這部同治間初刻較初印的《史記》，因爲與後印本、中華書局標點本都有若干的文字差異，正好作練習校勘的合適底本。
對此我想從校勘的角度，談談對此本的認識。我注意到的一個典型的例子，是這部較初印本《史記》卷九寫劉邦之妻吕雉的那篇本紀，題目還是《吕后本紀》，但是同種書的後印本裏，就作《吕太后本紀》了。在拙作《時空——〈史記〉的本紀、表與書》裏，我曾指出《史記》這一篇的標題，應該用《吕太后本紀》才是正確的，《吕后本紀》的題名雖然有《漢書》的《高后紀》作爲旁證，在現存的宋元本《史記》裏也可以找到同樣的文字，但一則根據司馬遷的安排，已有《高祖本紀》，必不能再有其太太的本紀，從史實上看，吕氏掌權在劉邦去世後，當時漢朝廷有名義上的新皇帝，吕氏是以太后身份掌控全局；二則在《史記》的《太史公自序》裏，這一篇出現的名稱，就是《吕太后本紀》。當然，時下影印古籍，一般從讀者讀書的角度考慮，會選擇文字相對正確的後印本，但是若從練習標點尤其是練習校勘的角度來看，則選擇這樣有局部缺憾但面貌更原始的印本，其實是更合適的，因爲它可以非常直觀地提示初學校勘者，什麼是文字的正與訛。如果我們把這個金陵書局刊本實際上是邊刊、邊校、邊改、邊印的複雜情形考慮進去，則此次影印特意選擇此初刻較初印本的意義，就更爲顯著了。
因爲説到金陵書局校刊《史記》，這裏自然要介紹一下當年實際負責這種《史記》整理刊刻的三位江南學者——張文虎、唐仁壽和周學濬。
張文虎（一八〇八—一八八五），字嘯山，號天目山樵，南匯周浦（今屬上海浦東）人。
功名未顯，而以校勘古籍著稱。曾爲著名藏書家錢熙祚校勘《守山閣叢書》，參與曾國藩、李鴻章相繼主管的金陵書局校刻前四史、《文選》等，其中最著名的業績，就是校刊了這種《史記》。圍繞著這次校勘，他還寫了一部《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晚歲應邀主纂奉賢、南匯縣志，主講江陰南菁書院，遺著尚有《舒藝室隨筆》《詩存》《日記》等多種。其生平詳節，可參看黄盡穗撰《張文虎年譜》（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碩士論文）。唐仁壽（一八二九—一八七六），字端甫，號鏡香，海寧（今屬浙江）人。出身富裕家庭，好藏書。晚歲被曾國藩招至南京，任金陵書局編修，以病早卒。周學濬（一八一〇—？），字深甫，號縵云，烏程（今浙江湖州）人。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進士榜眼，由翰林院編修，歷廣西學政、國子監司業、山東道監察御史等。同治初曾入曾國藩幕，官至侍講學士。
張、唐、周三人中，周學濬職位最高，也是同治金陵書局本《史記》校刊前期的實際負責人，但在底本選擇等方面跟張文虎意見相左，由此釀成了其書刊刻的諸多曲折。張、唐二人雖都是布衣學人，但出身背景頗有不同：張文虎是典型的窮書生，個性鮮明。早年赴京趕考，賦《都城雜詩》，其第一首云：“京師萬人海，風雪一茅庵。車馬前門盛，笙歌北里酣。（原註：寓近前門，左右多優伶倡家。）近遊安健步，宴笑劇清談。磨滅懷中刺，君知七不堪。”窘困之境躍然紙上。唐仁壽則家境豐饒而本人多病，所以對待古籍校勘的態度也有微妙的不同。相比之下，三人之中，只有張文虎似乎更以全神貫注的精力，純粹學者的立場，致力於做成一部全新的《史記》讀本。
但《史記》校勘，實在是一個千古難題。張文虎在其《日記》裏曾説：
古書本難校，而莫難於《史記》。搜羅舊本，博取群書，採諸家辨論，而平心折衷之，勿持意見，勿惑妄言，集數賢之精力，積十年之功，博訪通人，就正有道，然後勒爲一編，或於史公可告無罪。然而欲徹底通曉，毫無疑滯，亦不能也。今也旋校旋寫，旋寫旋刊，區區以兩人之心力，而出之以急就。予老而衰，端甫又多病，如此雖二三前輩恐亦不能任也。
站在今天的立場上，回望這部一百五十多年前刊刻的古籍名著。其中確實有不少問題，值得進一步的探討。
首先是《史記》本文的底本問題。
按照賀次君先生《史記書録》（中華書局二〇一九年版）的説法，同治間金陵書局刻此《史記》，是有明確底本的，只不過正文和三家注取了不同的本子作底本：《史記》本文和裴駰集解的底本，是明末毛晉汲古閣刻十七史所收《史記》集解本；司馬貞索隱的底本，也是出於毛氏汲古閣的單刻本《史記索隱》；而張守節正義用的底本，是明嘉靖間王延喆翻刻宋本《史記》三家注本裏的正義部分。
如前所述，張文虎在校勘《史記》完成後，還寫了一部《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這部《札記》除了通行的同治刻本，還留下了兩部寫本，均藏浙江圖書館，其中一部現已作爲本書附録影印。據蔣鵬翔君考證，該本雖非張文虎手稿，但當爲《札記》初擬付梓前的一部抄手謄清稿，張文虎在覆校同治金陵書局本《史記》時又多有修改，故最終上版發刻的《札記》並非以此謄清稿爲準。因爲《札記》開卷就詳細羅列了他校勘《史記》時所用諸本，且注明集解、索隱、正義三家注主要採用何本，所以《史記書録》的相關説法是有根據的。但賀次君先生所謂“其於《史記》本文以毛晉汲古閣本爲底本”，是不無問題的。
可以舉《史記》卷四十《楚世家》爲例。我們發現，凡張文虎《札記》中出條的涉及《史記》正文的文字，“毛本”也就是明末毛晉汲古閣刻《十七史》所收集解本《史記》，和“凌本”也就是明萬曆間凌稚隆編刻《史記評林》，兩者的處理結果，是可以側面映證其底本所出的。如楚莊王説的那段後來成爲成語的“三年不蜚，蜚將冲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兩個“將”字，毛本都作“則”，凌本都作“將”。而無論作“則”還是作“將”，都不會影響文意，所以從校勘的角度説，金陵書局本此處作“將”，只能理解爲其底本用的是凌本，原來就作“將”；所以張文虎《札記》才會於此出如下的校語：“蜚將，毛本作則。下鳴將同。”顯示此處汲古閣本有兩個異文。如果其底本如《史記書録》所言爲汲古閣本，則此處把底本“則”改爲“將”，不僅本身十分突兀，也讓張文虎《札記》專門於此出的説明汲古閣異文的校語，成了莫名其妙的累贅。同样的例子，还有楚靈王末路時節的“將欲入鄢”，那是凌本的文字，毛本作“將入于鄢”，二者僅微有差異，張文虎在《札記》中出校勘記云“毛作將入于鄢”，也只能理解爲金陵書局本此處以凌本而非毛本作底本。
那是否從這些個别的校勘結果，就能得出金陵書局本的底本，就是凌稚隆校刊的《史記評林》本呢？並不能。因爲同樣在《札記》中，有些文字並不支持凌本爲底本。也是在《楚世家》裏，楚成王三十五年“晉公子重耳過楚”。《札記》出校記“凌本有楚字”，如以凌本爲底本，不是多此一舉嗎？又如楚穆王登基後，“以其太子宫予潘崇，使爲太師，掌國事”，《札記》出校記“凌本予作與”，予、與二字在作“給予”解時是可以互通的，有必要改底本嗎？還有“昭王元年，楚衆不悦費無忌，以其讒亡太子建，殺伍奢子父與卻宛”一段裏，“殺伍奢子父”句中“伍奢子父”是毛本的文字，凌本作“伍奢子尚”，遠比毛本通順，張文虎特意保留這樣的文本，也只能説是底本如此。
不過相比較而言，我們覺得凌本在同治間金陵書局刻本《史記》中留下的印痕，可能要比其他本子更深一些。因爲與張文虎合作校勘《史記》的唐仁壽，是錢泰吉的入室弟子，曾藏讀錢泰吉初校本《史記》，浙江圖書館藏有其中的一個寫本，已有學者撰文簡介（參見王碧倫、楊洪升《錢泰吉〈史記〉學研究——以校勘記稿抄本三種爲中心》，《長春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三十二卷第六期，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又錢泰吉《甘泉鄉人稿》卷五《校史記雜識》云：“道光二十年四月初十日至二十一年五月初八日，依武英殿校刊本謹校一過，並謹録《四庫全書考證》於簡端，殿本考證屬潘梧君藹人别録全部，殿中《史記》亦假自從子承志，與《漢書》同。”而據錢應溥撰《錢泰吉年譜》道光二十年庚子五十歲條：“是年，始以殿本校《評林》本，又假文瀾閣本校正義。”據此，錢泰吉此番校勘《史記》所用的底本，當爲《史記評林》本。考慮所處時代和錢氏學問的基本水準，他應該不會用翻刻的《史記評林》本，而必以萬曆間凌稚隆所刊《史記評林》原本爲底本。如所周知，錢泰吉所撰《史記》校勘記，是周學濬、唐仁壽、張文虎校刊金陵書局本《史記》時所取的重要基礎之一。《史記書録》引張文虎《札記》跋（此跋僅見於《札記》刻本，本書所附謄清稿改訂本中尚無，中華書局一九七七年、二〇一二年前後兩版《札記》標點本也未改。《史記書録》所引爲目前最易見之本），即有如下的回憶：
先是嘉興錢警石學博泰吉，嘗彙校各本，歷三十餘年，點畫小殊，必詳記之。烏程周縵雲侍御學濬，借其本過録，擇善而從。同治五年春，請於署江督肅毅伯今相國合肥李公，以屬學博高弟海寧唐端甫文學仁壽覆校付刊。及明年春，相侯湘鄉曾文正公自淮北回金陵，命文虎同校。文虎與侍御及唐君議，以新刊史文及註皆不主一本，恐滋讀者疑，請於刊竣之後，附記各本同異及所以去取意。
綜上所述，金陵書局初刻《史記》的工作底本，雖然可能是一混合抄録了他人校勘的凡俗之本，但此工作底本的底本，很可能是萬曆間刊的《史記評林》。唯其如此，我們才能比較合理地解釋，張文虎參與校刊《史記》之後，儘管阮囊羞澀，還是特意去南京的書業堂，買了一部《史記評林》（見陳大康教授整理《張文虎日記》同治三年十一月廿七日條）。
其次是金陵書局本改動舊本《史記》本文的問題。
這方面最顯著的例子，是北京大學辛德勇教授在所著《史記新本校勘》（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七年版）中揭示的《秦楚之際月表》被併改的表文。在同治間金陵書局刻本《史記》之前的諸本中，《秦楚之際月表》第一横欄，秦朝紀事，排次到趙高殺秦二世，子嬰短暫爲王後，有“義帝元年”一格，表示秦的法統爲義帝繼承。以此格爲準，該表縱向排次了二十一横欄。其中第二、第三横欄跟上第一横欄“義帝元年”同在一個縱欄的，分别是楚系的“諸侯尊懷王爲帝義”和項系的“項籍自立爲西楚霸王”。張文虎則將第二横欄直接删去，把其中的“諸侯尊懷王爲義帝”移上至第一横欄，排在“義帝元年”一格裏。又把原處於第二横欄，位於楚系的“諸侯尊懷王爲義帝”左邊格，也就是下一個月的“西楚主伯項籍始爲天下主命，立十八王”一段記事，下移至原第三横欄、現被改爲第二横欄的“項籍自立爲西楚霸王”左邊格，也就是下個月的紀事裏。還把原第二横欄裏“項籍自立爲西楚霸王”向左第二格裏原有的“都江都”三字，直接删除了。這樣就把原本頗爲清晰的楚承秦統，楚懷王（義帝）又被項羽架空，跟其間項羽在江都自稱霸王三者，糾纏混雜了。這樣的併改，正如辛德勇教授所言，是張文虎誤信爲清刻殿本《史記》寫“考證”的張照和著《史記志疑》的梁玉繩的有關説辭，“其實存在嚴重問題”。而這類嚴重問題映現的，其實是一個古籍整理史上從清代到現代一直存在的老問題，即正史文獻的整理，究竟是追求復原著述者當時或者某一特定文本之“真”，還是站在今人的立場上，提供儘可能“準確無誤”的正史所書寫的那段歷史的事實之“真”？
張文虎、唐仁壽校刊本《史記》底本的含混及張氏對《史記》部分正文的過於大膽改動，使他招致了同僚學者程度不一的質疑。稍後的光緒間局刻本正史以覆刻汲古閣本爲號召，雖然《史記》仍由金陵書局主持刊刻，張文虎也參與了這個覆刻毛本的校勘工作，但那部成書於光緒四年（一八七八）的金陵書局重刻本《史記》，所選字體是模倣汲古閣本的呈明顯扁方的宋體字，版式則採用了光緒年間流行的密不透風式，與前此張文虎傾盡全力整理的同治刊本《史記》所採用的正方的宋體字，和相對疏朗大氣的版式風格，都有相當的距離。故光緒間金陵書局重刊《史記》，是一種另起爐灶的做法，其直接的後果，是導致張、唐校刊本原書在社會一般大衆層面的影響急速下降，若非稍後廣東書商的翻刻，清末市面上也許就看不到多少張文虎本《史記》了。
在《史記》漫長的刊刻史上，清代異軍突起的金陵書局同治刻本《史記》，真正獲得大衆聲譽，是從被顧劼剛先生等選爲新式標點本的底本時開始的。當年顧先生和中華書局看重的，應該是它正文邏輯清晰，附録的三家註相對完整，是一種方便中等文化程度讀者閲讀的通順版。而今日中華書局修訂點校本二十四史，其他諸史皆按照古籍整理規範，選擇了更好的宋元本作底本，唯獨《史記》仍取同治間金陵書局刻本爲底本，這是限於修訂體例而不得不如此（關於《史記》中華書局點校本、修訂本及其與金陵書局本的文本關係，可參閲王華寶教授《〈史記〉金陵書局本與點校本校勘研究》，鳳凰出版社，二〇一九年）。在未來的時間裏，我們期待有如蔣鵬翔、陳志俊二君一般篤志古典文獻研究的年輕同道，以更嚴格的古籍整理方式，對《史記》尤其是《史記》的本文作進一步的精細化整理，使太史公之書既能呈現其更切近司馬遷原意的樣態，又能散發其更爲恒久的光輝。
二〇二二年九月十二日於復旦雙寅樓
影印后记
蒋朋翔
關於局本《史記》的淵源及意義，陳正宏教授所撰序文已有精闢的分析，而其校刊過程及校記之情況，則仍有一些值得介紹的信息，應於書末補敘之。
同治初年，先後主管金陵書局的曾國荃（沅帥、九帥）、李鴻章即相繼提出刊印《史記》的計劃。《張文虎日記》同治三年九月廿九日條云：“沅帥愿重刻《十三經》、段注《説文》、《史記》、《漢書》、胡刻《通鑑》、《文選》諸書，舉以見屬。……沅帥來拜，商刻書事，並辭行。”同治四年五月廿二日，李鴻章接管書局，閏五月三日即命周學濬（縵雲）草擬章程，“其議欲先從四書、五經、三史，次及《周》《儀禮》《爾雅》《孝經》《説文》《通鑑》諸書，蓋亦猶九帥之意。是時九帥以病未愈，家居鬱鬱，前議已寢。故縵老欲勸李宫保成之。”六月廿四日，“周縵老自李宫保處來，言所擬章程皆如議，准七月初開局”。七月初九日，“縵老出示所校《史記》，商榷開雕格式”（均見《張文虎日記》），校刊《史記》的工作方正式提上日程。
此前書局已有一定的刻書經驗。張文虎（嘯山）《舒藝室尺牘尺牘偶存》“上湘鄉相侯”云：“自七月以來，合肥宫保憫亂後書籍殘毁，坊刻經書多誤文俗字，童蒙之始，在所宜慎，因即舊局，鳩工開雕善本。文虎謬承縵雲侍御引佐校讎之役，先校刊《易朱子本義》《吕氏音訓》《詩集傳》《四書集注》，均已竣事。《伊川易傳》初授梓，《尚書蔡傳》須之明春。其《三禮》《三傅》擬用古注次第刊行，而繼之以《史記》《兩漢書》《資治通鑒》《文選》，亦猶沅浦宫保之志也。”但校刊《史記》這樣卷帙繁重而版本複雜的經典著作依然面臨諸多困難。
首先是關於體例的争論。清人翻刻古書，例取某本爲底本，然後酌情加以整理，或覆刻、或改字、或附校記，即使是以勇改舊貌著稱的乾隆武英殿本《十三經註疏》，也是在明萬曆北監本的基礎上加工而成。局本《史記》的編校則不主一本，擇善而從，雖然最終被證明是“明清所刻三家注《史記》中最好的一種”，但這種做法甚至連張嘯山本人最初也持異議，至同治五年五月廿九日猶求助於莫友芝，請其斡旋。《莫友芝日記》云：“張嘯山學博以校刊《史記》與周縵雲侍御争所據本，屬爲書申疏之。大率明之王、柯、凌三本皆可據，唯當主其一，爲之附校乃善耳。”關於當時校刊體例争論的原委，嘯山《己巳復湘鄉相侯》信中記述較詳：“《史記》傳本承譌已久，無論本文，即三家注已如亂絲，不可猝理。近世大儒著書，間有校正，不過就其所見，略出數條，但論本文，不及各注。今刊刻全書，祗宜取舊本之稍善者，如柯本、王本之類，依樣壺盧，爲力較易。縵雲侍御之議，則以刊書機會實爲難得，當略治蕪穢，以裨讀者。”具體言之，局本《史記》“所謂不主一本者，即其於《史記》本文以毛晉汲古閣本爲底本，用錢泰吉、汪遠孫、吴春照所校宋刊殘卷，參以汲古閣《索隱》單行本所出正文及明刻諸本，究其異同，擇善而從，並以改正汲古閣本之舛訛。其於三家注解，《集解》則本之汲古閣本；《索隱》則依據《索隱》單行本；《正義》則據王延喆本，參以明柯維熊、凌稚隆，清武英殿本，及汪遠孫、吴春照所校，即所謂不主一本也”（賀次君《史記書録》語）。
縵雲不僅商定刻書章程、格式，確立定本式的校刊體例，又提供其過録之彙校本爲工作本。“嘉興錢警石學博泰吉嘗彙校各本，歷三十餘年，點畫小殊，必詳記之。烏程周縵雲侍御學濬借其本過録，擇善而從。同治五年春，請於署江督肅毅伯今相國合肥李公，以屬學博高弟海寜唐端甫文學仁壽覆校付刊。”（張文虎《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跋》）可以説局本《史記》校刊之事，實由周縵雲發起。
如《跋》所言，最初承擔《史記》覆校工作的是唐仁壽（端甫），但《跋》云“同治五年春”，而張嘯山《唐端甫别傳》稱同治四年，端甫“佐烏程周侍御學濬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合注本》，時文虎亦預書局，始與君相識”。按之《日記》，應以四年説較近情實。嘯山當時雖未參與此役，卻對《史記》夙所留心，道光年間即“三詣杭州文瀾閣，縱觀四庫書”，注意到文瀾閣本《四庫全書》所收《史記正義》是“明震澤王氏刊本河間紀文達公經進者”，又於同治三年從書業堂購得《史記評林》《史記志疑》，同治四年五月用“王石臞《讀書雜誌》中《史記》一種較《評林》本”，這三種文獻都在後來的局本《史記》校勘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治五年十月，嘯山已開始親自校勘局本《史記》的《吴世家》樣本（因現存《日記》稿本闕失同治四年九月至五年九月的内容，故只能確定其校勘局本《史記》樣本的時間不晚於同治五年十月）。《别傳》又云：“（同治）六年春，曾文正公自河南還金陵，知《史記》工未竟，命文虎同校，益與君（端甫）相親。”此文可與嘯山《日記》同治六年四月十日條相印證，彼云：“縵老來，言節相派定書局六人：汪梅岑、唐端甫、劉伯山、叔俯、壬叔及予，仍以縵老爲提調，以《史記》屬予與端甫。”嘯山至此正式開始與端甫同校《史記》。“乃重訂校例，或如舊本，或删或改，分卷互視，遇所疑難，反覆參訂。既而合肥公議以金陵、蘇、杭、武昌四局合刊二十四史，君分校《晉書》《南齊書》，又覆校《續漢書志》，遂以《史記札記》屬之文虎，後又與文虎同校《史記集解》單本。”局本《史記》之成書，張嘯山固然當居首功，但周縵雲和唐端甫的貢獻也是不容忽視的。
根據《張文虎日記》所載，局本《史記》校刊大致分爲初校和復校兩個階段（復校又包括剜改補刻等工作）。自同治五年至六年十月，《日記》多記所校《史記》的具體篇名。六年十一月三日，“復校正《史記》各卷”。此後再提及《史記》篇名，多稱“復校”（此時校《本紀》《表》等少數内容仍僅稱“校”）。七年三月後，就多稱“校《史記》樣本”而不言具體篇名了。八年七月開始校《史記》重寫樣本，八月開始多稱校《史記》補刻、重刻、改刻樣本或修板卷葉。九年正月十七日，“閲《史記》全樣竟”。局本《史記》的全文大約就是在此時校定的，其牌記云“同治五年首夏金陵書局校刊九年仲春畢工”，也與此時間段吻合。
局本前四史中，《史記》校勘起步最早，而告成最晚。這其中固然有欲剜改抽换而缺少工匠的影響，嘯山《己巳與曾劼剛公子》信中云：“局中所刊四史將次告全而剜補遲延，令人悵恨。”《己巳復湘鄉相侯》信中云：“上月以來，《史記》十表陸續付刊，重寫各卷亦俱上板，惟刻工中能修補者無幾人，又以各省開局，工價較優，見利争趨，頗難僱覓，以致遲延，不能迅速。”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用“不主一本”的新體例校“向無善本”的大史書，所費心力遠過翻刻舊本。同治六年九月廿八日，嘯山在《日記》中歎曰：“古書本難校，而莫難於《史記》。搜羅舊本，博取群書，采諸家辨論，而平心折衷之，勿持意見，勿惑妄言，集數賢之精力，積十年之功，博訪通人，就正有道，然後勒爲一編，或於史公可告無罪。然而欲徹底通曉，毫無疑滯，亦不能也。今也旋校旋寫，旋寫旋刊，區區以兩人之心力，而出之以急就。予老而衰，端甫又多病，如此雖二三前輩恐亦不能任也。”既擔心校勘不足以告無罪於史公，又因“三年荏苒，刻鵠未成，人言實多，無以自解”，嘯山當時所承擔的壓力可想而知。所幸有曾國藩“但求校讎之精審，不問成書之遲速”的態度支持，才使得局本《史記》最終能基本實現“會合諸家、參補未備”的目標。
嘯山《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詳列局本《史記》校勘時所利用的十七種版本，其中直接校勘者有常熟毛晉刻集解本（即汲古閣本《史記》）、毛刻單行本索隱、明震澤王延喆翻宋合刻集解索隱正義本、上海郁氏藏舊刻本、明豐城游明刻本、明金臺汪諒刻本（即柯本）、明吴興凌稚隆刻本，據錢泰吉校録本間接校勘者有北宋本、宋本、南宋本、南宋建安蔡夢弼刻本、元中統本、明南雍本、明秦藩刻本、錢唐汪小米舍人遠孫校宋本、海寧吴子撰春照校柯本、乾隆四年經史館校刊本（即武英殿本）。在版本對校的基礎上輔以他校（用《藝文類聚》《群書治要》《太平御覽》《册府元龜》等書）和理校（俱載於《札記》及《舒藝室隨筆》卷四），並全面吸收前輩成果（如錢大昕《考異》、王念孫《雜志》、梁玉繩《志疑》及錢泰吉校記），清人校史之能事極盡於此，但其校記成書也非一蹴而就。
局本《史記》刊成於同治九年，其目録末印“校勘記嗣出”，蓋當時校記仍未寫定，至同治十一年始由金陵書局刻成單行本，題爲《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分五卷。此單行本流傳甚廣，中華書局據以點校出版，並收入《二十四史研究資料叢刊》，更爲世人熟知。這次附印於書末的則是較稀見的《札記》稿本。此稿本現藏浙江圖書館，用工楷謄寫於十行二十四格的套格紙上，顯然是已經接近付梓的清稿本，但行間天頭又有大量朱墨二色筆的圈點批校，既包括文字上的增删訂補，如《五帝本紀》“不善崩”“放勳集解年百一十八”條之間朱筆標記插入符號，於天頭補書“帝堯者 宋本無帝字”，也包括對雕版格式的要求，如“正義論注例”一行天頭朱筆書“此行須提勿連上”，並加墨圈於旁，以示强調。稿本標記的絶大多數修改要求都與同治刻本吻合，足以證明這個本子確實是當時據以雕版的工作底本，除利於校勘外，對今人探討書局當時雕印工作的細節來説也是極珍貴的原始文獻。有趣的是，稿本的條目與刻本並不完全一致，或稿本有而刻本無，如稿本《五帝本紀》“蓺五種”條校曰“舊刻本、游本、毛本並作蓺，單本索隱本作藝，蓋後人所改”，刻本無；或稿本無而刻本有，如刻本《五帝本紀》“勞勤”條校曰“中統、游本、《册府元龜》五十六引作勤勞”，稿本無；或稿本刻本次序有異，如刻本《五帝本紀》“徇齊”條在“禮云至故云史記也”條後，而稿本“徇齊”條在“少典索隱生黄帝”條後。接近付梓的謄清稿本尚有如此顯著的内容變化，益可見張嘯山當年“旋校旋寫，旋寫旋刊”又一再復校之不易。讀者若能通校此稿本與通行之刻本，應能對局本《史記》的文本性質有更深刻的認識。
需要注意的是，金陵書局校刊《史記》既用“旋寫旋刊”之法，又經多次剜改重修，所以先後印本之間的文字内容每有出入，特别是不能與後撰之《札記》所言盡相吻合，嘯山於同治十二年《復李爵相》信中已談及此問題，“惟《史記》開印已久，未知初印之本有無存者，又板片係陸續刓改，舊時印本不皆與《札記》相應，其最後之本始得一一符合而刷印過多，未免漫漶矣”。此次影印的局本《史記》是民國銀行家蔣抑卮的舊藏，品相完好，紙墨如新，是難得的極初印本，配合與通行刻本頗有出入的《札記》稿本，比而觀之，追索書局諸君當年校改文字的流變，賞心悦目之餘，固不失古人“亦是一適”的樂趣，願與同道共賞之。
二〇二二年十月一日 蔣鵬翔記於湖南大學嶽麓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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