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进
我三岁时先父不知患什么怪病撒手人寰，也不知那年父亲来到我们家，大概是我四五岁时吧。曾朦胧记得有三四个人与父亲一起来，能吹擅拉，一个吹笛子，一个拉二胡。晚饭后围坐在八仙桌吹拉弹唱，给小屋增添生气。后来父亲要我叫他作爸爸，也曾叫过叔叔。曾经给取了个姓名，也曾叫过几天，如今长垅村与我年龄相仿的人，遇到了可能还会叫一声，我也会忽然反应过来，答上一声。说实话，也只在这样的时候及回忆起往事才会想起当年曾用的名字，平时却淡忘得一干二净。
父亲个儿不高，人倒壮实。据说只是小学四年级文化，文革前（初）曾当过几年小学民办教师。他胆子大，敢于说，敢于写，擅长经商。做事雷厉风行，一个狠，一个猛字了得。
我刚到上小学时，第一个学期在后山读了半年，后来就跟随他到长垅读书。父亲对我的要求一个“严”字。记得在长垅小学，在进村的山岗仓库里办学。一次，有个学生不知是摔倒还是被雨淋了一身湿，父亲就要我把衣服脱下给他换，而我则只好光着膀子到住处去穿衣服。约一年后到桐厝，周末我一个七八岁小孩常独自在山路行走，还要带米带菜，树林阴森，动物出没，山野路边坟墓罗列，好不吓人。接着好像文革开始，在学校读的几乎是毛主席语录。那时搞宣传是学校的重头戏。我也跟随着宣传队在山路上行走，登台演出，而且要打头阵，背诵毛主席著作《老三篇》。这些都是父亲培养锻炼我胆量的办法。我也没让人失望，每每博得掌声一片。文革不久，父亲因成份问题，回到生产队当农民。而我在家玩了一年半载后，在邓老师到我家家访后，又到后山小学上学。在记忆中邓老师才是我小学的启蒙老师。后来又到岭腰读了半年初一。这个时段，父亲要求我每天砍一捆柴，负责三餐锅灶之炊用，采兔草，喂长毛兔，任务分明，必须完成。这为我的勤劳、吃苦品质培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初中第二个学期转到铁山中学。说实话，一所小学怎办初中班。初中毕业后到政和一中，岭腰一路只有我和叶良树两个人，高一下期，良树也参军去了，岭腰以上仅剩我一人在一中读书。那时读书，不求成绩，劳动为多，学工学农，鼓吹“0”分上大学，老茧就是资格。“大报抄小报，小报抄梁效”是那个时期报刊相互转载的一个顺口渔溜。学生学业成绩嘛，也就要求写一篇文章，东抄西凑。父亲也没多说一句不让上学的话，难得。
我从后山小学邓老师那开始学写毛笔字，上初中也写，但那时没在有字贴，更别说什么体。不搞个人崇拜，只是正楷、隶书、大楷之分。父亲在村子里，虽然是小学尚未毕业的人，但也常帮人写写对联，写写条据，以此可知那时农村文化人之稀缺。星期天，寒暑假，父亲凡去帮人写这些都会把我叫上，而且要求由我来写。当时的我像被赶上架的鸭子，勉强去写，写对联只要不错，难看肯定，写条据字契，写不来的就父亲口述我写。我现在能写写毛笔字，农村应用的条据，这与那时父亲把我扶上马并送一程不无关系。
我就读初高中期间，周末、节假日，几乎参加生产队劳动，每年也赚几百上千工分，补贴家用。记得13岁开始学挖田，一身一脸全是泥，几乎就是一个小泥人。砍芦苇、拣笋壳，农活几乎都做过，劳动伴着我高中毕业。
高中毕业后，踏上了从教路。之后文革结束恢复高考。我83年考上南平师范，儿子出生，家里困难，虽然父亲和叔叔已在岭腰开店作生意。教育局要求我们那批人毕业后到二五区任教，须签定意向书，要家长签字盖章。没想到我父亲还是支持，庄重地盖上了他的红印。虽然后来形势大好，民师统统转正，我们那批定向生也都不要去二五区任教。
之后，两个妹妹长大，为了生意，都未完成初中学业。改革开放，生意越做越兴旺，店里也赚了点钱，也因财生事。这时父亲以各种理由要我及妻儿出来另立炉灶，财产却只字不提，也未事先和我商量，叫来舅舅、姑丈，要我们立马搬出。这也为难了舅舅、姑丈他们。我只好把大厝旧房子卫生搞一搞，简单修理一下，贴上“旧屋焕新彩”的对联，三个人住了进去。之后，还债盖房，还债买房。现在，我们兄妹虽说不上有多少成就，至少可以自豪地说日子过得还好。想想这些，也是父亲培养磨炼我的一种有效的方法。虽然不太像中国家长传统做法，但却有点像西方锻炼子女的方式，方法是否更高一筹？
我的成长应感谢父亲的苦心培养,父子间这种情感难以表白，只好在心的深处向父亲致以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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