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 时 琐 事
熟悉我们的人很奇怪：老俩口朝夕相伴，哪有那么多话讲？我们以为没什么值得奇怪，从我们确立关系后一直如此，没完没了地谈笑怡然乐和得很，几十年的酸甜苦辣还能有个完？
老伴的故事多是甜蜜：
当年岳父供职于哈尔滨某建筑公司岳母在部队机关幼儿园当保育员，获得有薪水的“工作”是何等的幸运那心态全然不像现在的“外出打工”，“留守”的孩子只好无奈地交给在吉林的爷爷奶奶。后来岳父受领导派遣支援南方建设条件艰苦不能携带家小，于是乎一家人分居三地谁也眷顾不上谁。
奶奶是家里的老佛爷谁都不能违抗她老人家的意愿，爷爷乃资深“妻管严”向来大权旁落乐得啥也不管。那时候在保育院里当保育员不像现在的幼儿园老师有寒暑假以至比学校的老师还牛气，部队大院的孩子家长当然是“四个兜”要求保育院全天候服务怎么可以放假？所以当保育员的妈妈没资格考虑什么逢年过节，阖家团聚只能是个梦想。我岳父是出了名的孝子每年除夕雷打不动地回到父母膝下毕恭毕敬能不能和妻子会面似乎不是他自己能决定的事。我老伴那时候实在太小当然希望和爸爸妈妈在一起但奶奶几声“听话的孩子”加上“可不许调皮”就不得不乖乖就范。待有限的探亲假期满爸爸就得恋恋不舍地要回南方了，一家人送到门口，四岁的女儿突然提出了连奶奶都觉得好笑的问题：“爸爸你去哪里？”
“汉口。”那时候汉口的知名度比武汉大得多。
“我也要去汉口。”
一腔苦水没地儿倒的父亲没办法回答女儿但奶奶很是慈祥：“去吧，带她去看看！”
姑姑们会意地将侄女带到吉林火车站：“到了。”
“这就是汉口啊！”爸爸上车后孩子满意地和姑姑回家了。
老伴早将这事儿忘了但老岳父铭记于怀，在他七十大寿时笑眯眯地讲起这个笑话，从此“这就是汉口啊”成为我们对一切类似指鹿为马事件的代用词汇。
她们家有四位姑姑家家都殷实，奶奶带着爷爷和孙女儿一家家地给她们“赏脸”，姑姑和姑父变着花样讨老佛爷的喜欢。爷爷没别的嗜好就爱喝点小酒，如果喝多了奶奶担心他“失了身份”所以一餐就那么一小盅润润喉咙，爷爷高兴了就用筷子头蘸酒喂孙女，有次多蘸了几下竟然把孩子弄醉了，中午睡下去到晚上还不知道醒，可把奶奶吓坏了：“没轻重的老糊涂蛋，这可咋整？”到半夜才醒过来：“奶奶我饿了！”赶紧把姑姑咋呼起来点火做吃的，从此我老伴喜欢爷爷筷子头上那点“黄汤”但奶奶决不准蘸第四下，居然造就了她对酒精的巨大适应力。
她供职于我们公司的材料处他们科掌管着全公司每年数万立方米木材的购进发出，多如蚂蚁的木材商们都希望和他们建立良好关系但他们将机会给予了最可爱的人，接洽的都是军区的什么什么官长。有次她和一位师傅奉命到某地出差，那里的长官派出担任着财会人员的家属们“便饭招待”一个个漂亮得令人发呆。有道是“三个女人一台戏”这十来个女人在一起可以想象其热闹，颇有酒量的妹妹们客气地一定要和“远道来的姐姐一醉方休”觉得有把握让客人们钻到桌子底下，那五粮液委实不上头叮铃哐啷地觥筹交错，漂亮的妹妹们越来越有攻击性姐姐们就我老婆孤军奋战，到头来姐姐没钻桌子反倒是妹妹们吐个一塌糊涂。后来他们的头头来到武汉绘声绘色地讲起“你们某某的酒量可是了不得”令冒号们跌了眼镜，反过头来问我“怎么打这种埋伏？”回家问她问出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没觉得醉。”
“我怎么不知道你这么会喝酒？”
“就你不知道？我自己也不知道。长这么大就和我爷爷用筷子头喝过酒再也没机会试试能喝多少呀！”
我自己的故事多为酸楚：
虽然我父亲是被错杀了的国民党军官但土改时我家的成份被划成贫农而且户主就是八岁的我，原因就在于家乡沿袭的习惯需得男丁做户主哪怕这男丁尚在襁褓，土改的时候文件就规定那几种成份没有后来那么多“专政对象品种”，同时那时候人们也不像后来的那样富于首创精神眨巴眨巴眼睛就能创造出叫人永世不得翻身的帽子。既然是贫农就给你分田地农具，所以我们家分到了一块水田而且还有四分之一条水牛，我们孤儿寡母根本不会种田只好事事求人。
我们那里的水田需得四犁五耙之后才能插秧，第二犁就要将凼子里沤的肥料均匀地撒布开来，请来犁田的人对我说“要找人把粪撒开才忙得过来”。找谁呢？春耕时节家家都在忙真是不好请人便找了个同学一起下田了，撒粪有专用的工具叫“粪斗”其实就是个用两根木头顶起来船状料斗，由于底部有木头减少接触面积将阻力降低，粪斗里的肥料可以较轻松地用绳子拖着运到水田的各个角落，我和那位同学都是八、九岁的孩子第一次干这种大人都感到吃力的事满身泥巴满身臭气，过路的人们以为我们是淘气便告诉我们的家长，那位同学的爸爸跑来把他从田里抓上来啪啪几巴掌打得嗷嗷叫，我母亲在别人家给人缝衣服挣那一天三升米的工钱求得生存，听人家说儿子在玩粪水赶紧跑来了，见人家帮忙的同学挨了打也不得不给了我一板屁股，拉着我到河边洗掉满身的污浊，我讲清原委母亲才知道我不是贪玩，眼泪哗哗地流：“妈妈错怪你了！”这是妈妈唯一一次打我。
说到挨打我这辈子还挨过我二叔一记耳光，那是一九五七年春节。我妈妈为了使我逃出不可能继续升学的湖南只身到武汉寻求出路，过年的时候我和雷氏妈妈在一起，雷氏妈妈只有个比我仅仅大一岁的儿子劳动家境自然拮据，我却是个喜欢吃肉也很能吃肉的主，二叔见我们就那么点肉便从自家锅里盛了两大碗厚厚的回锅肉让我们好好过个年。好不容易吃了顿管够的猪肉，第二天二叔问我“吃饱了吗？”我也真是不懂事，肚子饱了嘴不饱：“不算太饱。”不轻易发脾气的二叔居然火冒三丈顺手给了我一耳光：“不晓得好歹的东西！”一耳光留下五根手指印久久不褪小脸很快肿了起来，我没流泪更没有哭起身到偏厦头上倚着柱子眺望武汉的方向希望能长出翅膀飞到母亲身边，站了整整一天无论谁叫也不挪窝，直到漆黑了二叔流着眼泪来拉我：“满满不该打你，站了一天了，我心里过不得，回去好吗？”
这辈子就挨了这么一板屁股一记耳光，还有一次我不知道怎么惹恼了只有三岁的亲外甥，小手一扬扇了他舅舅重重一巴掌不怎么好算是“挨打”，如今他也是快六十岁的人说起来满脸羞愧，即便算上也就这么三下。估计不大可能再挨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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