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常人，是不能谈国学的

  当以中国思维和中国历史解读国学       人之为人，在于自己独特的个性与品质，否则，便是机器人。当今人们挂在嘴边的所谓人权，本质上，便是要求社会承认和尊重自己纯精神化的个性与品质，而不是其他什么东西。事实也是如此，只有每个人的个性与品质得到充分尊重的社会，才会充满生机与活力。    每个民族都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民族文化，就是这个群体的个性与品质。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祖先给我们留下了博大精深的精神财富,这正是中华民族有别于其他民族，中国之为中国、华夏之为华夏的根本所在。    中华民族的发展轨迹和传统文化，确实与西方有着很大的区别。    我们研究分析人类社会发展史的时候，总爱以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阶段来套解中国历史。中国原始社会是什么样的，无从可考，说炎黄乃至大禹是部落首领，也是可以的。进入殷商之后，由于在白纸黑字记载的中国历史中，专家们无法找到与西方奴隶社会一样的资料，于是有人以考古发现的人殉为依据，有人将战俘受虐作典型，有人干脆把部曲抓来凑数，全不顾朱元璋死后也有殉葬者，忘记了不久前的二战时期战俘的日子也不好过，更是忽略了部曲们的地位远高于中世纪西欧的农奴，至于如何与井田、书社之类匹配，就顾不得了。就这样，中国出现了多个奴隶社会“学派”。关于封建社会，更让人困惑。所谓封建，即分封建国。中国自秦始皇实行郡县制起，除汉朝短暂地大封刘姓诸侯，中国大地再也没有出现过西欧世袭“领主”式的“封建社会”，而且想当个地方官还得经过各种考试。汉朝以后的中国，尤其唐宋以降，似乎更接近概念上的“资本主义”。这些历史事实，丝毫不影响我们的专家们依葫芦画瓢。    哲学，是西方最高级别的学科，属于聪明人的学问。西方人就是根据哲学分析、解释这个世界的。哲学在西方是很好使的，但用来分析、解释中国文明，似乎并不那么灵光。比如，我们祖先挂在嘴边的“道”、“理”、“气”，到底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概念？到底是世界观，还是方法论范畴的东西？有一千个理由拨弄到这里，也有一万个理由扔到那边。又如，“不生不灭” 、“大道无形”，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是机械的还是辨证的？是机械唯物主义还是辨证唯物主义？任何一方都可以说出个子丑寅卯来。还有，天人合一、无为、阴阳等到底算啥？如果这些东西都说不明白，就没法玩了。事实也确实如此，中国人崇拜、研究了2000多年的《道德经》，仅仅获得了“朴素辨证法”的结论；支撑中医发展的理论基础，则早已被戴上了“唯心主义”的帽子，没人管中医曾经让中国人从几百万发展到几个亿，而且从未发生欧洲动辄死亡千万人口的大瘟疫。    中国人与西方人不一样，从来不搞非此即彼，遇上任何一件事情，至少有上中下三种处理办法。中国皇帝再怎么痴迷佛教或者道教，既不妨碍他用儒家思想处理政务，也不会促使他做出西方式的将异教徒从肉体上消灭的决定。搞文学创作，西方人讲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讲悲剧喜剧。不仅中国文人远没这么简单，即便民间传说也是中庸的。人所共知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在西方便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现实主义的悲剧，在中国又变成了浪漫主义的化蝶喜剧。    显然，中国就是中国，中华民族就是中华民族。有人说，正是这些不同于西方的思维模式，才造就了中国的落后。在有文字记载每一年的3000年历史中，中国引领世界前进至少2500年，与世界同步300年，落后200年。好比一个读书十年的中学生，只是最后一年考砸了，这又能说明什么呢？    用男人的生理规律分析女人，以对张三性格特征的总结解释李四，无疑是一种荒唐的闹剧。对此，唯一的解释是：我们的专家们自身缺乏独立的个性与品质。    费希特在《论学者的使命》中说：学者的使命主要是为社会服务，学者就是人类的教师、人类的教养员。由此，我们不能不担心，在这些教师、教养员的培育下，不久，中华民族的个性与品质将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