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结构老龄化的另一面，意味着坐享多年的“人口红利”出现拐点。如果维持总和生育率1.8不变，未来100年我国劳动力人口将减少3亿多，由目前的8亿多到5亿余。由于担心“人口红利”消失，不少学者建议放松限制允许二胎，我以为此议断不可行。
其一，“人口红利”这个词并不是指劳动人口的经济价值，它在经济学的意义上只代表劳动力的充裕供给。劳动力人口富裕对一国经济发展来说并不总是好事，它不仅造成就业困难，还使政府和企业倾向于将经济资源投向劳动密集型产业，而技术创新和科学进步的动力明显不足。
其二，过去30年经济增长充分利用了“人口红利”，但经济增长的成就归根到底是改革的红利，经济自由和市场经济的红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把经济持续增长的希望寄托在“人口红利”上，不仅是这个国家和民族缺乏创造力的表现，而且也根本不可能持续。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国际产业结构的迅速变化，不会总给我们提供利用“人口红利”的机会，就算有，我国的物质资源和自然环境也无法永久支撑这样的增长方式。“高能耗+高环境成本+廉价劳工”的增长方式事实上已经难以为继，“人口红利”出现拐点或消失不过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转型的表征而已。
其三，从人口构成上看，“人口红利”主要来源于我国农村人口。严格来说，只有在农村和农业中不再有剩余人口和富裕劳动力的条件下，“人口红利”的拐点才真实来临。但事实远非如此。按照农业劳动力的人均耕地来看，我国农业的集约化程度和劳动生产率极低，农业劳动力在全世界范围看，也属于极度过剩的国家。考虑到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和未来农业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我国劳动力人口总体上仍然是严重过剩的。从这个角度看，“人口红利”消失的说法，可能夸大了劳动力供给的问题。
其四，中国未来经济成长所面临的真正困难，绝不是劳动人口数量的减少，而是劳动力人口素质的提高，是如何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庞大，数量上相当于发达国家劳动力资源的总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不会缺少劳动力，但考虑到素质、技能等因素，劳动力供给的结构性短缺将日益凸显并长期存在。人口素质已成为影响我国竞争力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主要因素。如果不把人口问题的关注重点转移到人口素质上来，我国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始终会遭遇瓶颈而无法从根本上突破。
最后，一旦放开二胎，必然导致我国生育水平迅速回升，总和生育率很可能再度超过人口替代比。而哪怕仅仅超过替代比0.1，也将终止我国人口趋势中潜在的负增长机会，总人口在100年内增长至16.28亿。那样的话，我国社会发展仍将继续背负着沉重的人口压力艰难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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