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勤全球行业领导合伙人盖瑞-科尔曼
腾讯财经 蒲彩 9月13日 天津报道
2012年夏季
达沃斯论坛于9月11日-13日在天津举行，本届论坛主题是“塑造未来经济”。腾讯财经全程直击报道此次年会。
德勤全球行业领导合伙人盖瑞-科尔曼（Gary Coleman）表示，生产本身在整个价值链中重要性已经不断在减少了，这也是中国必须要去应对的一个问题。他认为，“如果中国要继续在低成本的
制造业来发展的话，所面临的竞争会更激烈”。
他建议，在低成本战略的同时，中国可以一定比例的高端的制造业战略来补充、相辅相成，来进入到新的市场，这样才不至于落后于其他国家。
同一场合，德勤中国研究与洞察力中心主席杜志豪也对此观点表示认同。他称，对于中国来说有一个很好的消息，就是现在制造业中没有哪一个国家是占绝对优势的。
另外，德勤通过对150名行业高管的访谈发现，中国制造业最缺乏的是与之相关的商业管理类人才，而非工程设计类。
对于中国来说，如果要恢复商业文化，杜志豪认为还需要一段时日。“这个复苏的过程是比较缓慢的”。
不过，杜志豪表示，当创新性的元素慢慢发展到制造业领域中去，让商业性的文化恢复过来，那么大学、培训机构才能够跟随着这个步伐进一步去发展商业文化，从而培养出符合市场需求的人才。
以下是对话实录：
腾讯财经：德勤刚刚完成了一份《中国制造业》的报告。我们看到的数据是显示制造业的景气程度是不断下降的，不知道您个人对中国制造业是个什么样的判断，请帮我们分析一下？
Gary Coleman：从短期来看，确实制造业有明显放缓的迹象，但是我们要更加放在更加全面的框架下来看，因为现在中国制造业的产出是占全球制造业产出的20%，与
美国基本上是持平的，而且中国有非常丰富的方面的人才，包括科学方面的工程师。而且与德国和日本相比，中国生产的成本还是比较低的，所以我们要在看待中国制造业放缓趋势的时候，要放在一个全球的视角上来看。全球的经济应该重塑，届时全球的需求会回到正常的水平，现在对于中国制造业来说面临的一个问题，当制造业的需求在复苏之后，中国的制造业到底是会采取一个不同的战略，还是只会等待复苏。
杜志豪：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制造业，我们如果只是整体来看中国制造业的话是不太对的，其实制造业是有各种不同的类别，从两个角度来看待制造业的分类，比如说一类制造业产品主要是在中国使用的，相当于在中国生产在中国使用，比如说水泥是用于建筑行业。
还有一种制造业的类型，就是在中国生产，但是销售市场是在海外，比如说太阳能板，所以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对制造业进行简单的分类。
这两类面临的情况也是不同的，同时我们还要看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我们在看待制造业的时候，有一种制造业是有中国自己的品牌，就是在中国生产设计，而且在销售出去。比如说华为的一些例子，比如高端一点的牌子，他就跟
富士康生产的
苹果是不同的类别，所以就是对于不同类别的制造业来说是面临着不同的问题、不同的机遇和挑战。
其实我们来看制造业对于中国经济，包括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所要分析的一个关键问题，到底什么样的制造业能够给中国经济带来更大的附加值，能够创造更大的价值。在这个方面我们非常赞同中国政府所推出的“十二五”计划，在“十二五”计划当中强调了七大关键的技术、七大战略性产业，包括生物科技、
新能源、高端的生产，还有新材料，还有新能源汽车等等。那么在“十二五”计划当中同时也提到了要去发展中国的品牌，要让中国的品牌底下所生产的产品不仅能够销往中国大部分市场，而且也更能面向海外的市场，所以在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回顾到昨天Gary参加了中央电视台的一个辩论，这个环节就谈论到了中国的制造业方面的投资到底应该专注于高端的发展，还是向中端或者保持低成本的优势，与昨天的辩论就有比较大的关系。
腾讯财经：刚才杜志豪简单地说光伏产业要区别对待，我们知道欧盟刚刚启动了中国光伏反倾销调查，美国之前也有很大的动作。我们国内很多的经济学家，包括产业界的专家指出是世界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我不知道两位专家是怎么看待这种说法的？
杜志豪：确实是存在着贸易保护主义，但我们应该从更全面的全球的视野来看，因为这个全球的视野还包括中国。其实从全球的层面来看，自由贸易的程度远远多于贸易保护主义的现象。比如在上周的时候召开国家经济会议，这个会议的结果就是我们在报刊上也能够看到，就是在会议结束之后有一个成员国之间的宣言，宣言里面就明确指出了会进一步去促进自由贸易，要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所以从全球的层面来看，贸易是在不断发展着的，与贸易保护主义相比的话，贸易发展的程度要高得多。所以随着贸易的发展，尤其是涉及到在新的数字技术的发展之下，中国与世界所面临的这方面的差距会有所减少，这也会对中国的制造业带来很深的影响。
在这里我还想补充两点，第一点就是现在中国的媒体非常关注欧洲市场和美国市场，其实我们从全球的视野来看，其实最大的贸易壁垒是存在于
金砖四国当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因为在欧洲的市场其实要经过一段时间，经过多年才会再复苏。而美国的虽然会继续增长，但是增长的速度会放缓，所以能够享有最快增长速度的应该在金砖四国。包括中国、印度、巴西，我们希望进一步推动制造业的发展，我们需要去开拓贸易，来开拓更加自由贸易的话，就是要通过谈判来解决这些贸易壁垒的问题，这样才能够享有比较高速的发展。
另外一点，刚才也提到了中国的太阳能行业所面临的问题，包括提到贸易壁垒在美国。其实在美国对中国的太阳能行业有所贸易壁垒之前，中国的太阳能行业已经面临了很大的问题。比如说利润空间已经非常小了，而且有一定的损失。所以当一个贸易壁垒发生的时候其实是两方面共同促成的，一方面是生产国的产能过剩，另外一方面是进口国的失业率比较高。这是两方面的因素才造就了贸易的分歧、纷争的问题，比如说钢铁行业，还有碳的行业都是这样的原因。所以是两方面，生产国的产能过剩和进口国的失业问题和经济问题造成了这个问题。
腾讯财经：这段时间中国的制造业的制造优势下降了，人口红利已经看不到了，所以有些制造业转到其他国家。这是中国制造业必经的过程吗？还是说因为经济环境不好造成的？未来我们制造业的发展方向在哪里？
Gary Coleman：有一些非中国的企业把他们制造的工厂搬到其他国家，其实是因为他们看到了生产本身在整个的价值链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少了，整个的价值链包括了产品开发、设计，还有品牌、营销、销售，包括物流等等。随着这个比重越来越少的话，他们就把生产的设施迁移到了其他国家。所以正是由于这样的问题，我们这些企业就会更容易把生产的基地放到本来就有自己的销售、分配，或者产品研发的国家，这样就觉得更有竞争力。对于他们来说这种方式也是更加容易的，因为生产本身在整个价值链中重要性已经不断在减少了，这也是中国必须要去应对的一个问题。因为中国要继续在低成本的制造业来发展的话，所面临的竞争会更激烈。而且低成本的制造业在价值链本身所有占的比例越来越小，包括整个设计、研发、制作等等。
腾讯财经：今天早上发改委的副主任张晓强也讲到，需要坚持中国和国际机构的一些合作，或者企业、跨国公司、政府之间，甚至于大学之间进行技术合作来创新，然后发展中国的制造业。往往有些时候欧美一些发达国家掌握了
核心技术，往往在核心技术监管上处于一种没有放开的。我们如何放开这些技术来保证正常的合作？如何来建立这种信任？
杜志豪：其实Gary刚才已经强调了一点，在我们中国的发展当中已经有了很多技术方面的专家，包括技术方面的工程师毕业了，有这样人才方面的优势。其实对于一个创新来说，创新当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必须要在本国必须来开发的，只有在本国所开发、所创造的东西，才能够称之为创新。如果是在其他国家一些新产品、新东西引进到中国，这并不是名副其实的创新。
我并完全赞同刚才所提到的观点，就是加强与外国国际研发机构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必然的解决方式，因为这是每一个国家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的组成部分，在我们的研究报道当中已经表现得非常清楚，就是对于制造业来说最有价值的就是创新和人才，那么这是很明显的。所以在这方面来说其实是属于一个国家的资源，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包括中国来说可能都不会愿意把最好的这方面国家资源很大程度地分享出来。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我想在美国生产白酒，我到中国的
茅台厂说我要到美国生产白酒，是否能够把你们的技术分享给我们，这样就可以在美国生产白酒。你们可以想一想茅台的人会有怎么样的回应。因为像刚才所提到的这些都是国宝级的东西，所以一个国家能够进行分享的程度是非常有限的，因为这是他们最好的创新、最好的技术、最好的产品。
Gary Coleman：刚才已经提到了中国已经有很多的科学家、工程师，比如说我们每一年毕业的人数都是成百万、上千万的。但同时中国又是一个低成本制造业的中心，这就意味着一方面我们希望有更多贸易的发展、贸易的繁荣。同时我们刚才也提到也会经历更多的数字基数的更新。这样的话随着我们这方面的发展，其实我们在生产产品所需要的人数是越来越少的，而我们会有越来越的人有一些技能，他们的技能包括了产品开发、市场调研、销售、市场物流、分配，包括很强的售后技巧，这应该说是制造业的未来。如果我们只是看低成本的制造业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所需要的人是越来越少的。
与此同时，我们可以说领先的制造业其实是没有边境的东西，比如领先的制造业会有一些资产在全球进行分散的。他们除了生产之外还会有方方面面其他的活动，从事这些活动的人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我们来看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就觉得中国的战略如果仅仅是集中于低成本制造业的话不是一个必胜的战略。在低成本战略的同时，我们还以一定比例的高端的制造业战略来补充、相辅相成，来进入到新的市场，这样的话中国才不会落后于其他的国家。如果我们仅仅致力于低成本制造业的话，我们所建立起的低成本制造业的产能或许到后来没有那么多的需求。
腾讯财经：之前曾经有说过在800多家公司当中只有7%的公司有资格成为全球价值链的复杂性驾驭大师，这个标准有什么依据吗？中国需要做哪些方面的努力？
Gary Coleman：如果我们看之前，我们在评价有竞争力制造业的时候主要的标准就是成本，包括了广告的成本、资源的成本和能源的成本。但是在今天我们来未来制造业评判的标准，主要就是人才，尤其是创新性的人才。因为在这个新的制造业当中具有全球性的创新性的人才，他们不仅是能够提高在生产方面的效率，而且能够提高全球价值链的价值。他们包括在产品开发、产品研究、生产、产品配送，还有客户的支持方面。
杜志豪：我给大家讲一个例子，在1992年、1993年的时候曾经研究过制造业的，就提出过一个问题，我们在制造业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当中，在中国生产的这些产品当中到底有多少价值是保留在了中国。他就说，如果是100块钱产品的话，起码有4%的价值是留在了中国。
所以在应对这个
研究报告结果的时候，中国就开始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就是往价值链的上游发展。就拿刚才录音笔的例子，我们就要学会怎么样去生产显示屏，怎么样生产集成线路，还有包括怎样生产电池，这样的话这些产品就不用进口了。这样我们就向价值链的上端移动，就可以获得更多的价值。这样的话通过这种方式就把中国提到的保留价值提到7%到8%。但是中国所没有做到的，就像刚才Gary 所提到的就是去开发自己的品牌，然后进行产品的创新，包括去拓展市场的渠道，发展物流，同时还要发展与客户之间的关系。其实我们对市场有一些了解，但是这个了解其实还可以进一步加强。所以我们的问题并不是说中国到底生产什么产品，生产家电，生产电子产品，还是生产消费品，其实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我们怎么样在价值链当中获得更多的价值，这就涉及到刚才所提到的品牌、创新性的产品，在价值链当中才能够获取更有价值的部分。iPhone好像这两天就上市了，应该是昨天在新加坡上市了，我们其实可以问一个问题就可以明白刚才所提到的问题，在iPhone5上市当中到底是谁所获利最多，因为在中国生产的，所以是中国的制造商获利最多，还是苹果公司的收益最大。如果你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你就明白刚才所提到的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