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国邮驿之始
1 古代世界的邮政
古往今来，许多国家都曾有过邮政的悠久历史。公元前6世纪时的波斯帝国，著名国王大流士以京城苏撒为中心，开辟了一个四通八达的驿道通信网。驿道十分宽敞，沿途设有驿站，随时有信差备马以待，把国王的命令传达到帝国各省，各地的消息也通过这一通信网源源不断呈送到国王面前。从苏撒到小亚细亚西端的萨底斯，全程有3000公里。通过驿站信差们的日夜分段传递，只要七天信息就到达了。可见其效率之高！所以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用格言的形式，写下了当时波斯驿站的效能：“不管雨雪纷飞，不管炎热难当，不管黑夜的朦胧，信差们都要以最迅速的方式完成任务，把文件投递到所指定的地方。”人们常说“条条大路通向罗马”，是说古罗马的首都有着连接四方的宽阔大道。我国史书《后汉书·西域传》里，曾提到古罗马“列置邮亭”的情况。那里“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即驿）”。各国使者进入其境，都可直接乘驿达其王都。据统计，公元2世纪时，罗马境内驰道共有372条，总长度达八万公里。这些大道也是驿道，把各地的信息及时地传送到罗马城。
关于古代传递信息的情况，最为生动的莫过于马拉松的故事了。公元前49O年，强大的波斯军队，在希腊雅典东北的马拉松附近登陆，对希腊进行侵略，雅典只有11000人的军队，抵挡着数倍敌人的进攻。希腊将士同仇敌忾，再加上统帅米太雅得的英明指挥，竟然使希腊军取得了辉煌胜利。因为这场惊心动魄的战斗，关系着雅典人民以至全希腊的生死存亡，所以当激烈交战时，雅典人都自动地汇集在雅典城的中央广场，翘首等待马拉松前线的信息。前线统帅米太雅得为了尽快让大家听到胜利喜讯，派出了快跑能手斐力庇第斯跑回雅典报信。这时斐力庇第斯已经受了伤，但他毅然接受了任务，当斐力庇第斯满身血迹、精疲力尽地出现在雅典人民面前时，他激动地高喊了一声：“欢乐吧，我们胜利了！”便倒地牺牲了（希罗多德《历史》）。这个古代英勇信使的故事流传了2000多年，至今仍使人激动不已。人们为了纪念他，在奥林匹克体育运动会上，规定了一项马拉松长跑竞赛的项目，并把战场至雅典的距离42公里195米，定为马拉松竞赛的长度。
公元前500年，在古代波斯还有过“小马快递”的邮务。这种投递书信的方式，类似我国古代的“马递”。是用一种良种快马，选用最精干的邮差，以最快速度传递军事文书和信件。过了将近2000年，美国东部城市又一度风行这种邮政业务，小马快递的驿夫单人匹马，荷枪实弹，艰难地来往在驿路上。那时，从纽约发一封信到旧金山，需要20天以上才能到达。
上边说的古代世界上一些国家的通信方式，既有用快马传递的，也有用急行人传递的。我国古代的邮政，却具有自己的独特形式。
我国古代，把邮政叫做“邮驿”。何谓“邮”？何谓“驿”？据我国东汉时学者许慎写的字书《说文解字》解释说：“邮”，字形■，“境上行书舍。从邑垂，垂，边也”。学者们因此认为“邮”是指古时边陲地区传递书信的机构。所谓“驿”，《说文》解释说：“驿，置骑也，从马，睪声”。“驿”在古代即指传递官方文书的马、车。
自周秦以来，邮驿又各有不同的称呼。周代称“传”或“驲”〔rì日〕，春秋战国称“遽［jù巨]”或称“邮”称“置”。秦时统一叫“邮”，汉代叫“驿”，魏晋时“邮”、“驿”并称，唐时又把“驿”叫做“馆”。宋时则出现了新的名称“急递铺”，元又有“站赤”之称，明代又把元时的站统称为“驿”，清时将“邮”、“驿”合二为一。现在习惯上把我国古代的邮政，简称为“邮驿”，或称为“驿站”和“邮传”。
2 禅让时代的“喉舌之官”
我国古代通信，由来久矣。据古书《古今注》记载，尧曾经“设诽谤之木”。这种木制品，形似后世的华表，既可以在上面书写对政府的意见，又可作为路标。是用一根横木交叉在柱头上，“形似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在各路的交通口都有设置。这大约是我国文字记载的向上表达意见的一种最早方式，也可以认为是上古时代原始形式的上书通信。
尧时很注意道路的修整。为了交通的通畅，他在都城平阳（今山西临汾一带）修了一条通衢大道，称为“康衢”，后来改此地为“康庄”。现在我们常说的“康庄大道”，就源于此。道路的宽广，说明了那时信息的传递较为迅速方便。
到舜的时候，这种以“诽谤之木”采纳意见的方式，形成为政治制度。舜设有专司通信的官。司马迁的《史记》说，舜曾设置22名“纳言”的官，“明通四方耳目”。这些官员，“夙夜出入”，到各地听取民间意见，并把舜的意图传给大家。他们被称为“喉舌之官”，实际上是当时起上通下达作用的通信官吏。纳言制度，也就是上下交流意见的有组织的通信活动。
上古时候，究竟用什么样的通信方式呢？史书上没有留下详细的记载。但是，民俗学的材料告诉我们，原始社会的居民，确实已经在进行各种各样的很有趣的通信活动。云南的佤族，直到解放前还进行着原始的木刻通讯联络：如甲乙两寨发生了纠纷，甲寨便命人给乙寨送去一件木条，在木条上方刻两个缺口，代表甲乙二寨，下方刻三个缺口，表明乙寨在三日内前去甲寨和解，前面再刻一斜角，表示事关紧要，不可延误。这种原始的通信方式，考古学家们在青海乐都柳湾也同样发现过。那里原始遗址出土的记事骨刻，其所刻缺口与佤族十分相像。说明了距今数千年前母系氏族时代的我国原始居民，已经有了简单的通信活动。
到了公元前21世纪的夏王朝时，我国中原地区进入了奴隶制社会。那时候，交通工具已较前代发达。古书上说，“夏后氏二十人而辇[niǎn碾］”，是指用20个奴隶拉着大车子。若是没有宽阔的道路，2O人拉的车是无法通行的。《左传》引用上古文献《虞人之箴》说：“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记载大禹治理水患后，把全国划为九个州，修整了九条宽广大道。以后，夏朝统治者规定了定期整治清除大道的制度。《夏小令》中称为“九月除道，十月成梁”，是说每年秋九月全国有一次扫除道路的任务，十月则修治桥梁。这说明夏王朝对交通管理十分重视。正因为道路的通畅，夏朝命令才下达迅速有效。《史记·夏本纪》说，夏王朝统治区东到大海，西至大漠，“声教讫于四海”。
这时，人们的通信活动也比以前复杂化了。流传下来的《夏书》说，有一种政府宣令的方式，是每年春三月，由称为“遒［qiú求]人”的宣令官，手执木铎，在各交通要道，宣布政府的号令。这是我国早期下达国家公文的方式。国家组织人们治理洪水，需要完善的通报组织系统；政府对地方实行有效的管理，也需要较为严密的通讯联络网。所以，夏朝设立了“牧正”、“庖正”、“车正”等官吏。牧正是专管畜牧的，庖正是管理膳食的，车正就是统管民间通信系统的官吏，负责天下“车旅”。传说，夏禹治水时“陆行乘车，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檋［jú局]”（《史记·夏本纪》）。有了这么多种交通工具，这时的通信就比以前方便了。
远古传说中说，尧为了鼓励人民提意见，曾设置了木鼓。谁有建议或不满，可以击鼓示意。这种方式与至今尚在非洲大陆流行的“鼓邮”颇为相似，鼓手能在两面或多面鼓上敲击出不同的声音和节奏，表达不同的语言，起着邮传通信的作用。可以推断，我国使用击鼓传递信息，最早当在原始社会末期。
3 神话中的商纣“声光”通信
古代神话中有一段关于商纣王使用烽火的记载，把我国早期的“声光”通信，提到大约3000年以前。据王子年写的《拾遗记》记载，昏暴的纣王想要吞并邻国诸侯，命令宠臣飞廉到附近邻国去搞颠覆活动，并在当地点燃烽燧向纣王报告。纣王登台看到了烽火起处，立刻兴兵前往，灭掉那个国家，俘虏其民，抢掠其妇女，供己淫乐。这一行动引起了天神的愤怒，天神派神鸟下凡，口中衔火如星之照耀，以惑乱飞廉的烽火之光，致使纣王找不到目标，茫然无措。商纣只好停止了攻伐邻国的活动。这段神话告诉我们，可能在商朝末年，我国已经知道用光来通信的技术，比后来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还要早400多年。
据甲骨文记载，商纣王时候，已经普遍利用了音传通信的手段。史学家郭沫若和陈梦家曾在自己的甲骨文专著中，几次引到“■”这个词。郭老说此词“读若戚”，“其字形像于鼓”，好像旁边有人跪而戍守（《卜辞通纂考释》第431、512、513片）。陈梦家进一步解释说：这是古代的击鼓之人。通过响亮的鼓声，“边地诸侯报告敌国之入侵”（《殷虚卜辞综述》239页）。这是一种古代的边报。此字的频繁出现，说明商代末年已出现了有组织的音传通信活动，最广泛的使用是在当时的边境地区。
4 商代的邮驿发展
从夏朝到商朝，信息传递发展得很快。甲骨文里常有信息往来的记载。比如，商代名王武丁的王妃妇好是著名女将，常带兵出征，武丁不放心，往往用卜辞问：“妇好有信？”或“妇好无信？”这个“信”，既是信息的意思，同时也就是问有无信使到来。据文献和考古材料推断，商朝的道路交通网络比夏朝大大扩展。《诗经·商颂》曾称赞规模宏大的商朝都城：“商城翼翼，四方之极”，意为整齐壮观的王都，是四方的表率。据考古学家发掘，商都城内城外，大道纵横交错，有宽广大道11条，四通八达，其中有整齐石板铺的专供车马行驶的“马道”，可以直登城墙之上。根据甲骨文提供的材料，商王都通往各地的道路，有几条主要干线：一条通往徐淮地区，一条通往湖南、江西，另两条一达西边的渭水流域，一达西北陕北甘肃一带。这几条称为“王道”的通路，既宽广，又平坦，道路笔直，十分便利于车马行进。
商朝对道路管理有严格的制度。甲骨文里记载说，为了旅途方便和防止不测，在通衢大道沿线，商朝政府设立了许多据点和止宿之处，这就形成了商朝最初的驿站制度。起先这些据点称为“堞［dié蝶]”，大约是用木栅墙筑成的防守工事。照韩非子计算法，当时50里设置一处。后来这些堞发展成为“次”。“次”是止舍安顿的意思，即逐渐成为可以暂住的旅舍之类。当时有霍次、齐次、淮次等名目，就是在霍、齐、淮地止宿的临时客舍。再后，又在此基础上正式建立“羁”，古人注羁为“过行寄止者”。这是商王朝专为商王、贵族建筑的道边旅舍，学者们认为这就是中国最早的“驿站一类的特别设置”。商朝时候，羁还未冠以特别的地名，是按道路前进的次序依次排列命名的，甲骨文中曾出现一羁至五羁的记载，也即第一站到第五站。据估计当时“三十里一宿”，第五羁当距王朝约150里之遥。这些羁，不仅供止宿，而且供应饮食。
商朝已有专门传递信息的信使，在甲骨文中写作“ 〔Zhī支〕”或“ 
”。商王出行时，往往身边都要跟随几个 ，供他随时向臣下发布命令。甲骨文里常有“王其田， 往”，“盂田，其 散”等，意思是商王去田猎，有 跟随左右。商时地方有许多附属于商的方国与部落，他们也往往派 向商王汇报情况，互通消息。甲骨文所谈“大使其 ”，是说大这个地方派 来商；“亚旋其陟[Zhì质]， 入”，是指亚旋地方的 入商汇报。商朝时还没有像后世那样分段递送信息的常设的驿传之制，消息命令一般都由一个专人传送到底。所以信使行途都是很辛苦的，有时还会遇上盗寇蛇虫的凶险。有一片商王武丁时的甲骨片记载说，有一个年龄高迈的信使，在路上走了26天，行了600里的路，没有到达目的地就死了。有的驿使，行程更长，有一片商王祖庚时的甲骨卜辞载，有一位 ，从一天的黄昏时分启程，在途中行了48天，终于到达目的地，估计共走了1200里左右。从这个例子看，距今约3000多年前的商朝，我国驿传已有相当的水平了，在当时的世界居于先进地位。
有了夏、商的通信设置基础，到西周时候我国的通信邮传制度，才得以大大发展起来。
5 完备的西周邮传
公元前11世纪，我国历史上最长的一个朝代周朝建立（从公元前11世纪至前771年），都城在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号曰西周。公元前770年以后，都城迁到洛阳，历史上又称为东周。
西周是我国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我国各种制度开始完善的时期，邮驿制度在此时形成一个比较规整的系统。西周时，政府特别重视修整道路，《诗经·小雅·大东》上有“周道如砥，其直如矢”的形容，即是说，大道平坦似磨石，笔直像箭杆。据《周礼》载，道途专管庐舍候馆的官员，称为“野庐氏”。他负责筹办京城500里内所有馆舍的车马粮草、交通物资；要保证道路畅通，宾客安全；要安排白天轮流值班和夜间巡逻之人；还要及时组织检修车辆平整道路等。
周王朝在国都镐京和东都洛邑之间，修建了一条特别宽广平坦的大道，号称“周道”，又称为“王道”。数百年后墨子评论这条大道说：“王道荡荡，不偏不党；王道平平，不觉不偏。其直如矢，其易若底。”意思是周道坦荡宽阔，平直易行。按照周制的规定，京都的王道，应宽九轨。一轨为1.8米，九轨约合16.3米。这样宽的路面，行走自然要方便迅速多了。除王道而外，周朝尚修了几条通往大诸侯国的通道。例如从洛邑通往鲁国，称为“鲁道”，也相当宽阔，《诗经》颂它：“汶水汤汤，行人彭彭。鲁道有荡，齐子翱翔。”意为：汶河不停地流淌，鲁道上行人来来往往。在这条平坦大道上，东方的齐鲁国人自由翱翔！道路的平直加上车辆的进步，自然提高了行路的效率。据说西周周穆王驾着八匹高头骏马驾驶的轻车，日行千里。这当然有些文学夸张，但从正式史书《左传》的记载看，一天行车260里大致是没有问题的。
西周时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邮驿制度。各种不同的文书传递方式有不同的名称，比如：以车传递称为“传”，这是一种轻车快传；还有另一种车传称为“驲”。又一种称为“邮”的，在周代主要指边境上传书的机构。还有一种叫做“徒”的，则为急行步传，让善于快跑的人传递公函或信息，有点类似古希腊马拉松的斐力庇第斯。大体上，西周时单骑传书还不多，一般为车传。
在西周的邮传驿道上，沿途设置了休息站，叫做“委”、“馆”或“市”。《周礼》记载，当时国家大道沿途，10里设庐，庐有饮食；30里有宿处，称之为委；50里设市，市有候馆，接待来往信使宾客。有一些讲究的馆、市，是为来往的各地高级信使准备的。这些馆、市，设备考究，有楼厅、有浴室，可以在这里充分地休息，解除旅途的劳累。
西周政府里有一整套自上而下的邮驿通信职官系统。在天官冢宰的统一领导下，有秋官司寇负责日常的通信，夏官司马负责紧急文书，地官司徒负责沿途馆驿供应和交通凭证以及道路管理。负责日常通信事务的司寇下还有一系列专门人员，有大行人、小行人、行夫等。其中行夫是管理来往信件、信使的具体执行官。
从史料看，西周的通信邮驿，效率是很高的。《尚书》曾记载了周初的一件史事：武王去世时，成王即位，由周公辅政。周公命召公去经营洛阳新都。新都建成前后，周、召二公之间有许多通信往来，都靠传递两地公文的信使去完成。当时史书上把这种信使称为“使”或“伻[bēng崩]”。还有一个故事，说周公被封于鲁，姜尚封于齐。姜尚到齐后不讲政策，滥杀了当地两个不服管治的贤士。周公闻听此事后，立刻乘“急传”赶到齐都临淄，制止姜尚的专断行为。急传能如此及时迅速地赶到，说明当时驿路的畅通。
当然，这仅限于西周的中心地区。边陲地方通讯联系不会这样方便。比如史书记载，西周初年，今两广和越南地区的越裳氏来朝，因为山川险阻，道路遥远，他们担心到达不了镐京，同时派出了三队使臣，分头前来，最后都到了周朝，这使周公十分感动，后来，周公派人送他们回去，路上走了一年多才返回。可见那时南方大部分地区道路还是相当难行的，通信困难重重。
西周时军事上的烽火通信，已经成为正式的制度。最初，人们在道口田陌之间，树一大木，上缀毛裘等物，可使信使和行路人在很远地方就知道站馆所在，古文里称之为“邮”。这一设施，既是通信网络，又是一种防卫象征。后来逐渐形成为防护堡垒，再发展就成烽火台。台的规模越来越大，以至于“四角面百步，筑土四方，上有室，室上有柱，出高丈余”，台柱上有烽有鼓。烽火台正名曰烽燧台。燧是一堆堆柴禾和狼粪，用火点着发出狼烟，无风笔直上升，老远就能望见。到晚上，在台上再架起桔槔，上置大铁笼子，内装柴草。遇有紧急情况，烧着后形成高耸入云的大火把。从京师到边境，每条大道都建起一座一座烽火台，专门派人守望。边境告急，消息会很快传到京师；京师遇难，消息又会从都城传到边关。这是我国古代一种十分有效的烽火通信系统，从西周一直到汉朝，都在沿袭使用。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是历史上著名的实例。周幽王是西周最后一个国王，昏暴异常，办事尤其荒唐。他纳了一个名叫褒姒[sì四]的美女为妃。褒姒终日不笑，幽王想出了烽火戏诸侯的办法取悦于她：他命令兵士们在镐京东郊的骊山点燃烽火，擂起大鼓，谎称京城告急。骗得周围各路诸侯都急急忙忙前来援救，有的诸侯将官连衣冠都没有来得及穿戴整齐，便火急赶到。结果虚惊一场，扫兴而归。而褒姒和幽王却在了望台上哈哈大笑。诸侯们知道上了当，以后幽王再点燃烽火，谁也不来了。而西周就这样亡于西戎。这个故事，主要是给人以鉴戒，不可失信于民。但同时也证明了西周末年烽火击鼓这种声光军事通信，已经成为国家固定的通信制度。
6 单骑通信和接力传书的开始
公元前770年，我国进入东周时期。东周又分为两段：从公元前770年至前476年为春秋，公元前475年至前221年为战国。春秋战国是我国历史上从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的关键时期。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日益强大，他们各自在自己统治范围内大力进行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改革，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通信设施也进一步完善。西周中央王朝和各诸侯国都争相建设国道、通信设施和邮驿馆舍。鲁国在庄公、襄公时候，几次修筑“王姬之馆”和“诸侯之馆”，以接待来自周王室和各国的诸侯信使（《左传·庄公元年·襄公三十一年》）。齐国是春秋时代首先强盛称霸的诸侯国，邮驿制度较他国完善，早在管子相桓公时，就使驿传井井有条：“三十里置遽委焉，有司职之。”遽指邮驿，委是储备物资的所在，“有司职之”意为有专人负责。假若有使者从远方来，齐国遽的负责人就立刻派人帮客人卸下行李，配备饲马的人员和准备饮食（《管子·大匡》）。楚是南方新兴大国，“以驲传命”也成为定制，设驲的地方，配置了大批驲车和驲马。楚都附近的大道，常常驲车相望于路，颇有声势。北方的燕国，虽发展较中原为晚，春秋时道路和邮驿也迅速跟上，境内大道沿途庐室林立，馆舍整洁，大路两旁还种着树木，打有水井。信使传递消息十分方便，“夜可以寝，昼可以憩，有井以备饮食，有舍以为藩蔽”。
由于驿道的发达，以致当时竟将驿传制度的完善与否，作为一个国家文明的尺度。著名政治家子产，高度评价晋文公邮驿的成就：“文公之为盟主也，宫室卑痹无观台榭，以崇大诸侯之馆。库厩缮修，平易道途。馆室诸侯宾至，甸至庭灯，仆人巡官，车马有所宾从”（《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晋文公不修宫室台榭，却花大钱整治各国信使的宾馆马厩，道路整齐平坦，客人到来沿途灯火通明，仆役随时服务，使贵客的车马都安排得很周到。单襄公奉王命到楚国访问，路过陈国，见该国道路不修，馆舍荒芜，十分感叹，断定陈国定有亡国之险（《国语·周语》）。正因为春秋时期各国交通、馆舍和通信事业的发达，才有可能使得当时许多会盟得以成功举行。据统计，自春秋初年的公元前722年到春秋末的前481年，各诸侯国共举行会盟达187次，有些会盟有数十国参加。这样大规模的会盟集会，若没有完善的交通与邮驿、馆舍设施，是很难想像的。这时期邮驿制度的重要发展标志，是单骑通信和接力传递的出现。这是我国邮驿制度史上的一次重大变化。单骑快马通信的最早记载是郑国子产的“乘遽”。《左传》记载，公元前540年秋天，郑国公孙黑叛乱，正在都城远郊办事的相国子产闻讯，立即赶回。因为怕乘普通的车赶不上平乱，他临时乘了单骑的“遽”归来，这个“遽”，便是那时邮驿中新出现的速度最快的单骑通信。接力传递的最初记载，也出自《左传》，那是在鲁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秦景公的弟弟鍼去晋，在秦晋间开通了一条邮驿大道，每隔10里路设置一舍，每辆邮传车只需跑10里便可交给下一舍的车辆。这样一段一段地接力，共历百舍即达千里，正好由秦国的都城雍（今陕西凤翔）直达晋国的都城绛（今山西绛县）。这样的接力运输和传送信件方式，自然要比单程车传要快得多。
不过，春秋时期，上述两种先进的邮传方法，还仅仅在少数情况下使用，到春秋晚期，才逐渐普及。当时大部分场合，还是传统的通信手段——“传车”和“驲”。传车即前面已经说过的车传通信。“驲”是一种高级急行车，一般用于高级人物需办的急事。比如，齐国大臣晏子出奔，使齐国国君十分震惊，立即乘上了“驲”去追赶，终于在边境上把这位贤臣请回。
祁奚乘驲，是另一个春秋时代邮驿发达的实例。祁奚是晋国的老臣，公正无私，“外举不弃仇，内举不失亲”，为众人所敬重。大臣叔向受到政争的牵连，被晋政府囚禁起来。叔向希望祁奚能出来说话。祁奚闻知此事，立即“乘驲”赶来晋见当政的范宣子，向范宣子证明叔向是既能谋而又少有过错、多惠于人的贤臣，要保证“社稷之固”，就应当10次赦免他。范宣子终于听从了祁奚老臣的意见，赦了叔向的罪。而《左传》上“祁奚乘驲而见宣子”的名句，也就成为春秋史上的佳闻。这一记载，也被后人视为中国邮驿史极可珍贵的资料。
春秋时期，战争频繁，“驲”有时还用来迷惑敌人。有一个著名的“楚子乘驲会师于临品”的事例：南方的小国庸乘楚国闹饥荒纠集一些小国攻楚，楚处在困难的境地。楚国国君乃采取麻痹庸国的战略，故意先打几个败仗，同时秘密从各路调军。楚君乘坐了平时用作传信的“驲”亲临前线，约定各路将领在临品（今湖北均县东南）会师，攻伐庸国。“驲”车迷惑了庸国，庸国对战争毫无防备，楚国轻而易举地拿下庸国。从庸人对驲习以为常的现象可以说明当时这种通信工具已经在南方用得很普遍了。
春秋时传车通信的效率很高。当时除楚之外，处在南北交通要冲的郑国，通信设施也相当完备。著名的弦高犒师的故事，就证明了这一点。弦高是郑国的一个商人。有一天，他正在路上经商，突然发现了秦国偷袭郑国的秘密部队。弦高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急中生智想出一条妙计，谎称自己是郑国派来犒劳秦军的使者，给秦军送上四张熟牛皮和十二条牛，把秦军稳住；同时利用边界上设置的传车火急向郑国送去紧急情报，让国君赶紧准备对策。结果，秦军误以为郑国早有准备，不敢贸然行动。郑国国君从边防邮驿获得情报，派来使臣到秦国驻军处交涉，严正指出秦军的不正当的偷袭行为。这次秘密军事行动就这样结束了。这件事发生在公元前626年，说明在公元前7世纪时，我国中原地区的通信设施，效率已相当高，能够迅速、及时、准确把边防消息传递给国家的政治中心。
春秋时期，早期的声光通信活动仍在发展，越来越被军事家们所广泛采用。当时著名的军事家孙武，在自己的兵法中把金鼓与旌旗喻为“一人之耳目”，而他的后辈孙膑更明确指出，在发现敌情时，“夜则举鼓，昼则举旗”，这实际上就是利用声光通信的原理进行通信。
这种声光通信，在战国时大思想家兼科学家墨子的著作中，也曾有过记载。《墨子》记载，战国时一些堡垒，常常树上大旗竿作目测标志，又以大鼓声作为耳听信号，根据不同战况，举起二旗至六旗，鼓声则从三声至八声。敌人越攻至近处，旗鼓越多。到夜间，则用“五烽五鼓”，即燃起五处烽燧，敲大鼓五次（《墨子·杂守》）。
春秋时，声光通信也曾闹过一次很有趣的笑话：据《韩非子》记载，楚厉王有一次喝得酩酊大醉，在宫中擂起了大鼓，弄得都城惶惶不安，以为有什么重要军事行动或有重大敌情，纷纷拿起武器集结在王宫门前。结果弄得楚厉王很尴尬，只好出来向大家道歉，说明这只是一场虚惊。这个故事从侧面告诉人们，那时楚国在利用声光通信方面，效率是很高的。
“邮”字正式而大量的出现，是春秋时期的事。这时的“邮”不是现在所理解的一般民间“邮政”的邮，而是仅仅作为边防上专门传达书信的机构而见于记载。孔子有一句话说：“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即是说，德行的广泛传播，比邮传还要快。当时已经把“邮”字作为比喻而用在讲话和文章里，这说明这个词那时已在社会上相当流行了。
7 简书与符信的时代
公元前475年开始，我国进入战国时代，封建社会从此形成、发展，前后长达2000年。
作为封建社会的开始，战国时代生机勃勃，社会经济迅速发展。通信事业随之而有了巨大进步。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的交往空前频繁。那时，以东周王都洛阳为中心，东至齐鲁，西到关中，北抵燕赵，南达吴楚，四通八达，都有驿道相通。因为当时诸侯国频繁角逐，各自有一批说客谋士，他们往来在各国间游说谋划，也促使邮驿空前繁忙起来。
战国时期，邮驿通信繁忙的标志之一是简书与符信的风行。
那时候，纸张尚未发明，而商周时期的甲骨文已被淘汰，逐渐兴起的是竹木制作的简书通信。简书是把书信或文章刻写在竹木简上，西周开始出现。《诗经》上便有：“王事多难，王遑启居。岂不怀归？畏此简书。”意为：国事多艰，周王得不到安宁。我岂不想早日归乡？害怕的是政府又发来军事文书。这里“简书”就是竹木简书信。战国时候，大凡日常公文、官吏奏报、官方通信、说客上书，全用简牍。简信一般字面向内，捆上加封，长信则把简片用皮条连系成册，卷成一卷，装外加封。这样的公文书信，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都比以前甲骨轻便多了。
符信是通信的信物，即通行的凭证，有符有节。节，是身份证明，供使者或商人在路途中使用。持有此节者，沿途住宿伙食一律由传舍供给。在湖南长沙出土过一枚战国时的铜节，为马形，又称“铜马节”。据古文字学家于省吾考证，这是作为“骑传侯”的身份证明。“侯”，是掌管骑传的官名，“骑”是单骑通信的称呼，“传”指“驲”这种华贵的传车。骑传侯是专理车传和马传的专职官吏。有了这一份证明，在邮驿大道上就可以畅行无阻。符与节略有不同，大半是军事凭信，也可作为国家治安所规定的通行证件。一般说符分左右两半，一半为国王所持，另一半发给带兵将领，调兵时把两符相合，以为验证。
战国时期，驿途上也用过一种称为“封传”的证件。据《史记》载，孟尝君从秦国被释放回齐国时，秦昭王后悔了，想派人把他追回来。但孟尝君已经乘快车逃跑了。他更换了“封传”，变换姓名，夜半混出了函谷关。秦昭王命快速邮车迅速追赶，也没有追回。唐朝学者考证，这种封传，就是后来的驿券，一种在驿道上行驶的证明。上述故事，就是孟尝君利用门下食客鸡鸣狗盗之徒伪装鸡叫赚开关门的典故。秦国通过关卡的通行符证制度很严，据说，此制为商鞅所定，而后来，商鞅自己因被陷害要逃离秦国时，在一客店里却因无证件而被扣留，终于被秦军所获。
战国时期，别的诸侯国也用符信。1957年在安徽寿县曾发现“鄂君启节”，就是楚怀王发给鄂君启的水陆通行符节。节为青铜制，有两组，每组原为五枚，合之成竹筒状。上面有错金铭文，写着持节者所拥有车船、通行路线等事项。持此节者，在沿途各驿站，可以免费食宿。
战国时期，符节的名称和种类很多。就用途说，有路节、门前符节等。从形状讲，则有鹰节、雁节、龙节、虎节、马节、熊节等。
关于符，战国时期有一个“窃符救赵”的有名故事。说的是战国末年，秦国重兵包围了赵国首都邯郸，赵国平原君写信向魏国信陵君求救，信陵君几次请求他的胞兄魏安釐[xī西]王出兵，都未得到允许。信陵君依靠魏王宠妃如姬的合作，盗出虎符，夺得兵权，率领八万精兵救了邯郸之围。这一虎符便是当时调兵的凭证。这是战国时期调兵遣将的信物，必须由通信使者持虎符的一半去和军管将领手中的另一半合符，命令才能生效。
持有符节的使者，有通信过程中拥有特权。如果遇到交通阻塞的情况，他可以优先通过；宣布戒严时期他也可以不受限制破例放行；他还可以迅速地见到君王。但是他们的通信时间，由有关部门给他们规定了期限，必须在什么时候到达何地，都有一定规定。这叫做“皆以道里日时课”，保证了通信的按时到达。
战国时期的通信工具比前代有所进步。单骑通信越来越多，“遽”这个字也即有了骑马通信的含义。除国家重大事务交由专使、特使去办理而外，当时一般通信的权力逐渐下移，交给职务较低的下层官吏负责，这些人名称叫“信臣”、“候吏”、“传言”等。众多名称的出现，说明通信业务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
8 战国时期的私人通信和私人传舍
先秦时代，除官方通信外，我国尚没有正式的私人通信机构，一般百姓只能通过来往熟人捎带书信。《诗经》中曾有几首关于戍边兵士希望有人捎信的诗篇。有一首叫做《采薇》，有几句唱道：“忧心烈烈，载饥载渴，我戍未定，靡使归聘。”意思是：心中忧闷如烈火中烧，又饥又渴驻地没有一定，哪能找一个便人，给家中捎个平安书信？另外还有一首题为《匪风》的，则有这样两句：“谁将西归？怀之好音。”意思是：谁将要回转西方？我要请他给家捎个平安问候。
战国时侯，一般百姓和普通官吏也没有直接通信的可能，只有当时握有大权的少数贵族才可以握有私邮的权力，建立起自己的通信联络组织。那时侯，有一批新兴地主兴起，他们常常拥有大批的人员，组成私人通信情报网。著名的“战国四公子”，即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和楚国的春申君，都有自己的情报通讯机构。《史记》上有一段情节是这样记载的：一次，魏国官方通信机构接到边境的烽火情报，说是赵国兵陈边界，要向魏国进攻。魏王十分恐慌，找信陵君商量对策。信陵君却稳若泰山，告诉魏王说这仅是赵王出外狩猎，不是举兵攻魏。不久，前方来报证实了信陵君的话是正确的。魏王很奇怪信陵君为何能未卜先知，信陵君才解释说这是他家里的食客向他报告的。这一例子说明信陵君拥有着效率很高的私人通信情报机构，能迅速、准确、及时地向他通报情况。
随着卿大夫势力的扩大，战国时代出现了若干由大贵族私人兴建的驿馆传舍。这些驿馆，既可以作为他们私人的驿传设施，也可用来聚养大批为他们出谋划策的“宾客”。战国四公子门下都招揽许多谋士。据《史记》记载，在四公子的客馆里，宾客多达数千人。齐国的孟尝君所设驿舍，有等级各异的不同规格，最上等称为“代舍”，中等的称为“幸舍”，下等的称为“传舍”。著名的弹铗客冯驩[huān欢]原不被重用，置于一般的传舍，冯驩觉得慢待了他，弹剑唱曰：“长铗归来兮，食无鱼！”故孟尝君先后把他迁至幸舍和代舍。冯驩为报知遇之恩，为孟尝君作出了焚烧债券的惊人之举，大大收买了人心。赵国的平原君在本国传舍也拥有很大势力。《史记·平原君列传》说，秦国军队围困赵都邯郸时，平原君很着急，邯郸“传舍子”李同来到平原君处请战，后来李同战死沙场，他做传舍长的父亲被封为李侯。传舍长就是管理邮驿的长官。
从史料看，除贵官们凭威势兴办驿舍外，春秋战国时还出现一般商贾开的旅舍。《国语·晋语》说，晋国太傅阳处父去卫国访问，中途曾住在一个叫宁嬴氏开的“逆旅”中。这位逆旅主人本想追随阳处父去干一番事业，后见此人好说大话，言不由衷，便改变主意离开了。后来阳处父果然落到了被杀的下场。除上述记载外，战国时期的史料还记载了许多名人曾居住在邮驿、馆舍、逆旅的事。如著名的纵横家张仪、赵国名相蔺相如，都在传舍、逆旅中住过。这说明由于邮驿的发达，路边接待信使、行客的小客店也逐渐普遍化了。
二 秦汉大一统时代的邮驿
1 统一的秦朝邮驿
秦王朝是我国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时代的开始。秦始皇所制定的统一文字、度量衡、车轨、道路等制度，对我国后代有深远影响。
在开创统一的邮驿制度方面，秦朝也有不世之功。
虽然秦王朝仅仅存在15年，但以惊人的努力完成了全国范围的交通和通信网络。驰道是秦朝道路网的主干。它以首都咸阳为中心，“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观毕至”（《汉书·贾山传》）。秦朝驰道十分壮观：“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锥，树以青松”。一步为5尺，50步合今25丈（约80米），10米左右就栽一棵青松。一路绿影婆娑，十分美观。这样的大道遍布全国。另有一条专为抵御北方匈奴的“直道”，从咸阳北的云阳开始，途经黄河，直抵今包头市的秦九原郡。这是由名将蒙恬指挥修筑的，全长1800余里。此外，在南方还修了到两广和西南的“新道”。这样，就在全国形成一个纵横交错的交通网。
这些大道，路平道宽，沿路驿站、离宫、馆舍和军事设施遍布。考古工作者近年曾在陕西旬邑县子午岭发现一处秦朝直道建筑遗址，是一座约40亩左右的大平台。专家们认为这可能是当时既作防卫又作信息传递站的驿站。有的专家则戏称为“一号兵站”。
秦朝修筑的大道至今也还有遗迹可寻。考古学家在直道遗址进行了勘测，测出当年直道最宽处为50米，转弯处更宽到60米。路基全是夯打结实的坚硬层面。据历史记载，当年秦始皇曾出动大小华贵车辆80余辆，官员兵丁1000余人，在此大道上浩浩荡荡前进，足见路面的宽阔平坦。
秦朝的邮驿统一了称呼。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对邮驿通信的称呼都不一样，秦朝把“遽”、“驲”、“置”等不同名目一概统一称呼为“邮”。从此，“邮”便成为通信系统的专有名词。在秦朝，“邮”负责长途公文书信的传递任务，近距离的另用“步传”，即派人步行送递。在邮传方式上，秦时大都采用接力传送文书的办法，沿政府规定固定的路线，由负责邮递的人员一站一站接力传达下去。
邮路沿途，都有固定的信使进食和住宿处所。这些休憩处或称为“邮”，或称为“亭”。有的研究家认为，这些称呼，是按不同的邮递方式来决定的，比如说，步递停留之处称为“亭”，马递站称为“驿”。其实，在秦朝时还不像后来那么严格。如为秦统一立下汗马功劳的名将白起，最后被迫自杀的地点，有的书上称为“杜邮”，但有些书又称为“杜邮亭”。这就说明邮、亭实际可以并用。在始皇陵西侧，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一片瓦，上有瓦文“平阳驿”，说明“驿”在秦时也是邮路上居停点的习惯用法。秦朝还有“传舍”的称呼。如秦末汉初刘邦和说客郦食其见面，便是在一处叫“高阳传舍”的地方（《史记·郦生列传》）。楚汉战争中，高祖刘邦去夺割据势力张耳、韩信的大权，也曾住在修武的一处“传舍”里（《史记·淮阴侯列传》）。关于“亭”，有不同的认识。有的学者认为秦朝的亭是一种负责地方治安的组织。有学者却认为亭负担的更多任务是依次递送公文和邮件。秦制30里一传，10里一亭，亭设有住宿的馆舍。按秦法，亭应及时负责信使的传马给养、行人口粮、酱莱和韭、葱等，甚至供应粮食的升斗、酱和莱的数量，都有严格的规定。近年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里，对此有明确的记载。这些记载，给后人留下了2000多年前我国邮驿状况的生动情景。
为了保证公文和书信的及时、迅速而准确地到达，秦王朝规定了一系列严厉的法律。秦朝的《行书律》规定，文书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为急行文书，另一类为普通文书。急行文书包括皇帝诏书，必须立即传达，不能有片刻稽留。普通文书也规定当日送出，不许积压。律文中说：“行命书及书署急者，辄行之；不急者，日毕，不敢留。留者以律论之。”意为：诏书和注明为急文书者，要立刻送出；不急的文书，也要当日事当日毕，不许耽搁。有耽误的以法律处置。
秦朝继续使用前朝的符节制度。1973年在陕西西安郊区发现了一枚秦朝的铜制“杜虎符”，符上明白写着：“兵甲之符。右在君，左在杜（杜为当时的一个县）。凡兴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君符，乃敢行之”。意思是此符君王与杜地将领各执一半，如用兵50人以上，必需合符才可行动。这说明秦代的中央集权具有绝对的权威。此符上还刻有另外10个字：“燔燧之事，虽毋令符，行也。”这是指当时仍旧使用着烽火情报制度，不用符也可点燃。秦朝时把烽火通信用于长城，在沿长城内外，都设有烽火台，顺着烽火台的走向，可以迅速传递事先约定好的信息，把边防情报及时传到京城咸阳。
秦朝时邮传事务的传递者，身份更为低下，已经不再由士以上的官吏担任，而转用民间役夫。
秦时特别重要的文书，规定由特殊的人员传送，而且所经之处，任何人不得阻拦。这些特殊人员自然要十分可靠，还需体格强壮，行止轻捷，从他们的名称上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名称各为：轻车，赾[jǐn谨]张，引强，中卒。这些人平日有特殊训练（《云梦秦简·秦律杂抄》）。
为了保证途中不泄密，秦王朝作出若干法律规定。比如：不同的文件由不同的文字书写，简册用大篆小篆，符传用刻符，印玺用缪篆，幡书用鸟书，公府文书用隶书，等等。这些规定，有效地防止了文书的伪造。另外，还规定，简书一般都在绳结处使用封泥，盖上玺印，以防途中私拆。此外，秦朝《行书律》又规定了文书的收发制度：“行传书，受书，必书其起及到日月夙暮”，即记录始发与收到文书的月日晨暮。上述这些规定，都说明邮驿通信制度规范化了。
秦朝的通信干线贯通东西南北。北边：由关中直达九原塞外，至今内蒙古河套附近；东边：由函谷关向东，经河南直到今天山东的临淄；南边：由武关经南阳直抵江陵。
秦朝有效的通信系统，起着巩固中央集权制度的作用。中央政府可以源源不断接到各地方的情况通报。由于政府规定了地方向上汇报请示必以书面形式，秦始皇每天要阅批的奏章就重达120斤的（竹木简片）。秦政府还通过这些通信系统，及时了解边防和民间的动态，采取果断的军事措施。
2 现存最早的两封家信
这里我们要穿插讲到两件稀见的古代通信文物。这就是于湖北云梦睡虎地所发现的距今22O0多年前秦代士卒所遗留下的两封木牍家书。
这两封家书是1975年冬我国考古工作者在云梦所发现的大批秦简中的一部分。家书的内容是秦始皇统一战争时期两个秦国军人黑夫和惊，向家中的同胞兄弟中所写的两封家信。两封家书的开头都向兄弟中问好，并请他代向母亲请安，然后说到他们在前线的情况。信的中心内容是向家中要钱和衣服。信中提到了当时的战况，谈到黑夫即将参加淮阳的攻战，“伤未可知”。信的反面还有几句附语，皆是向家中各亲友问好之意。
两封木牍家书，是在云梦睡虎地四号秦墓中发现的。至今保存完好，正反面的墨书文字，字迹尚清晰可辨。从这两封家书，我们可以了解当时许多社会经济情况：
第一，了解到秦朝被征发的军人，所有衣物皆家中自备，服役有一定期限。他们在军中的生活是很艰苦的，所以黑夫和惊都十分想家。
第二，当时秦国战事十分频繁，所以影响到生产的正常进行。黑夫家的三个兄弟，竟征发了两个上战场，这势必使得其家中的劳力不足。但从家信叙述中可以看到，当时秦军一般士卒家中经济还过得去，所以黑夫才有可能向家中要五六百钱及“ ［fǔ府]布”和“［dān耽]裙襦”。
第三，我们从这两封家书可以推断当时通信制度的一些情况。家书是从河南淮阳发出的，如今在湖北云梦出土，说明了书已到达家中。专家们考证，黑夫和惊决没有可能把信交由官邮递送。因为战国末期和秦时，官邮只传递官府文件，不许私带书信。当时除战国四公子等大贵族之外的一般人，谁也没有可能有自己的私邮。这两个身份不高的一般士卒，就根本不可能利用私邮了。专家们认为，这两封家书很可能是由军队中服役期满的老乡回家时带到家中的。这种不正规的私书捎带通信方式，秦朝以后在我国一直继续了若干年，一直到1000多年后的宋朝，政府才有了“私书附递”的规定，明朝以后方出现民邮组织。可见古时的民间通信是何等艰难！
另外，从这两封家信，我们还可以看到秦汉时候书信的写作体例和格式，和今天我国民间通行的有较大区别。首先，写信的时间，不写在信尾而写于信头。如黑夫和惊合写的第一封木简书信，正面一开头文字便是：“二月辛巳”，是个日期，而现在日期都是写在信的最末的。其次，书信时间以后立即跟上的不是收信人的称呼，而是写信人向收信人的问安：“黑夫、惊敢拜问中（黑夫、惊的兄弟）、母毋恙也！”不像今天我们习惯的书信格式把问安放在信末。此外，通过这封信还可以了解当时书信的常用词汇，如“毋恙也”、“敢拜问”、“敢问”等等，有些词至今尚在中国人的信中习用。这对今天研究古人的书信文体，不啻是件弥足珍贵的材料。
3 两汉邮驿的发展
通常都说，汉承秦制。汉朝的一切制度都在秦时奠定了基础。在邮驿制度方面也是一样，但汉时又比秦朝有更大的发展。
刘邦建汉之初，就懂得邮传对王朝统治的重要性。因此建国伊始，便抓紧对战争时遭破坏的邮驿设施的恢复。后来，西汉王朝的巩固，颇得力于邮传的便利。比如，刘邦在平定汉初异姓王英布的叛乱时，就有效地利用了英布手下将领贲赫“乘传”到长安及时递送情报。后来，大将樊哙有反情，刘邦也是即刻派陈平“乘驰传”，带着周勃去接收了樊哙的兵权。汉景帝时，爆发了吴楚七国之乱，大将周亚夫奉命讨伐叛王，为了迅速到达前线，他也乘了“六乘传”，及时赶到。
西汉时，邮传还被利用来向全国宣告一些叛国分子的罪行。吴楚七国之乱的头子吴王刘濞被处死后，汉政府命令将他的头“驰传”当地示众。有时邮传的道路同时也就是押送犯人充军的道路。淮南王刘安被判充军后，发配四川，他的囚车便是顺着邮车的大道次第前进的。
汉时邮传的功效还体现在国防上。边防上一些重要紧急文书，都是靠邮传递送的。汉武帝时大将李陵北征，兵达受降城，他马上通过邮传给武帝上书报告。后来桑弘羊要在西域轮台屯田，也准备通过邮驿来密切汉政府和西域的关系。东汉时我国和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密切起来，班超和甘英的出使西域和大秦，使丝绸之路更加畅通。汉政府在西北的邮驿十分发达，出现了“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的繁华局面。当时西方的罗马也正处于繁荣时期，那里也是邮驿畅通，沿途“列置邮亭”，所以当时中间诸国的商人和使者，可以从东汉边境通过邮驿一直驰骋到罗马首都。
两汉政府十分重视邮传的施行。在中央部一级的九卿官职中，有许多是和邮驿制度直接关联的。比如，少府中的尚书令和符节令，便是专管政府公文收发和符节的分发和管理。大鸿胪，兼管邮使的接待。御史大夫也兼管邮传，对邮传使者的凭证进行监察。和邮传关系最直接的是九卿中的卫尉，他的属下有一官员叫“公车司马令”，负责接待由传车征召来上书的民间贤士，所以又叫“公车上书”。后来近代史上著名的康有为等“公车上书”，得名便由于此。三公中的太尉、府中的法曹也主管邮驿，负责邮驿规章制度的制订和一般管理。
汉时，地方邮驿管理也比前代更为正规化。邮驿系统由州、郡、县三级管理。郡太守府里最受重视的一个官吏便是“督邮”。他不仅主管邮书，还兼管督察长吏，是个实权官吏。《三国演义》中有一个张飞鞭打督邮的故事。那个督邮到张飞任职的那个县大发威风，惹起张飞的不满。说明那时督邮的确是很威风的。
4 驿置和邮亭的分流
汉代邮传制度的最大进步是驿和邮的分流。
这时，西周春秋战国以来盛行的车传已经逐渐被淘汰了，骑传成为长途通信的主要方式。
汉朝初年，邮传制度的一个常见名称曰“置”。东汉人应劭写的《风俗通》说：“改邮为置。置者，度其远近置之也。”意思是说把原来称为“邮”的邮传设施，改称为“置”。什么叫置呢？就是根据测量出来的远近来设置办公机构。置，实际上是邮传信使的中途休息站。“驿”的名称也是在两汉时普遍出现的，其具体时间大约在汉武帝稍后。由于传车过于笨重，同时也因为武帝以后汉政府财政困难，设备繁杂豪华的传车也就顺应时势，逐渐让位给轻便的单骑传递了。而这种以马骑为主的信递方式，便以“驿”正式命名。至于原来“传”的名称，两汉时虽仍然在使用，但已大部分用于表示一种国家招待所的性质，仍称为“传舍”，变成专门迎送过往官员、提供饮食车马的场所。驿加上传，往往合称为“驿传”或“驿置”。这两个字在两汉的史书中是常见的。
1958年，在贵州赫章县可乐镇，出土了一件刻有“武阳传舍比二”的铁炉。据考古学家考证，这是反映汉代传舍生活的炊事用具。这件铁炉厚重坚实，通风性能良好，提携方便，十分适用于旅途炊煮。武阳是汉朝犍为郡的首府，故地在今四川省成都以南。“比二”是说同样的铁炉有两个，是一炉铸造出的。估计贵州出土的这件文物原为四川古武阳所造或从属于武阳的驿站传舍所用。这说明两汉时川贵间有驿道相通。
除以马传为主的“驿置”外，汉朝时候专门用“邮”来称呼那些短途的步行传书方式。管理这种短途步行投递书信的机构，称为“邮亭”。亭，也作为步传信使的转运和休息站。汉朝时候，亭的称呼更普遍，邮亭的通信业务是大量的。这种步传通常是接力运递。《汉旧仪》所谓的“十里一亭，五里一邮，邮人居间，相去二里半”，就是指此。大体上是说，邮间距离是五里，亭间距离为十里。邮亭的信差，在两邮中间的两里半处接力。有学者考证，至今在河北一些地方尚有“二里半”的地名，即系古时邮亭制的遗风。
但汉时的亭，并不全是负责邮传的任务的。兼管邮务的亭，一般在交通要道沿线。而大部分秦汉的亭则是地方基层行政单位。这种普通的亭，管得很多，负责征丁收税及治安捕盗之事。汉高祖刘邦曾出任过泗上亭长，就属于这普通的亭。交通沿线的亭，则加上运寄政府公文、军事书信的任务。在这些特殊的邮亭中，有专门负责传书的“邮人”。
驿置，是指长途传递信件文书的设施。汉朝的紧急和重要公文都由它来传运。驿置的长处在于传递迅速，通常以轻车快马为主。驿与驿之间的距离一般为30里，又称为一置。驿置预先备好车马，随时供兼程来往的驿使使用。东汉初年，刘秀在河北与地方割据势力王郎角逐时，即曾利用过这种驿置交通工具。当时，王郎企图收买大将耿纯，但耿纯心向刘秀，连夜逃出县城，并调用驿舍的车马数十乘，齐奔刘秀。刘秀凭着这些快马，壮大了自己的实力。汉宫中常年要求南海向长安进贡荔枝，也是通过快马速递，而把新鲜水果及时送到都城的。史书记载说，送一趟鲜荔枝，路途十分辛苦，需要超人的毅力才能完成这一任务。谢承的《后汉书》说：“旧献龙眼荔枝及生鲜，献之驿马昼夜传送之，至有遭虎狼毒害，顿仆死亡不绝。”做这种邮差，是很有风险的。
5 官邮和私邮
汉朝的邮传与前期一样，也主要是官邮。邮亭和驿置最经常传递的是国家的官文书。这些官文书中最大量的则是皇帝下达的军政命令。皇帝诏令一般由丞相府下达郡县，然后再层层传送到每一个边防烽燧。除此而外还有中央一级大臣发给州郡的文书，也由邮驿传送。东汉末年，东郡太守桥瑁就曾诈称“三公”，“传驿州郡”发文讨伐董卓。再有，便是中央和地方之间日常行政事务的联系，其中如年终人口钱粮的统计、盗贼狱讼等向中央的定期汇报，亦都通过邮驿的途径。
汉朝没有合法的私邮制度。官员互相之间的通信联系，往往通过官邮系统来进行。有时通过向上汇报情况时顺便捎带几封私人书信，有时则凭借自己的权势，迫使官邮为自己服务。例如，在出土的汉朝简牍里，考古学家也整理出不少当时的私人往来书信。在出土的居延汉简里，有两封书信特别耐人寻味。这可能是当地的两名下级官吏各自写给妻子的书信。一封是名叫赏的写给妻子子卿的，现存原信文字约50字，内容是感谢在家的贤妻恪尽孝道，代他敬事父母，并嘱她冬寒要注意身体，多穿衣服，按时酒饭。另一封是名为宣的边城某候所官，写给家中名叫幼孙的妻子的信，内容是要妻子转向妻兄和岳父请安，并告诉妻子寒暑时节“强衣足食”，注意身体。还谈到妻兄幼都曾乘便来到边境探望宣，可惜幼都行时仓促，未曾见到幼孙，故写此信告知此事。信中还提及宣前曾通过邮亭另写信给妻弟幼孝一事（《居延汉简甲编》）。从上两封信可以了解两汉时民间通讯仍是极为困难。赏和宣由于身为边境小吏，才有可能乘便捎信。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封私人书信的书写格式基本仍同于秦朝，开头各为：“赏伏地再拜请子卿足下”、“宣伏地再拜请幼孙少妇足下”。夫妻间如此客套，这自然很好笑，但明显这是当时书信的必需规格。从两封汉简中，丈夫称妻子为“少妇”，称岳父为“丈人”，可看出秦汉时彼此称呼与今约略相同。从前举云梦睡虎地秦简中夫称妻为“新负（妇）”、称妻长辈为“丈人”、“姑姊”等，可看出秦汉称呼也相仿。这些可贵的资料，对今人研究人际关系史，有重要参考价值。至于那时的普通百姓，通信就更为困难。他们即使要用书信向政府反映情况，也不可能通过官邮进行，只有当事人通过“公车上书”，专程到京。汉武帝时名臣朱买臣就是通过这一途径晋见武帝的。
在留下的汉朝古诗里，有不少反映当时私人书信往来困难的情况。《古诗十九首》中，有一首说，“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置书怀袖中，三年字不灭”。一封信在袖中藏了三年，可见了书信的珍贵，也足见通信之难。在出土的汉简中，也常有牍书谈及通讯困难的情况。敦煌汉简中有一件政致幼卿君明的书信，说到五年多来由于政的“官薄身贱”，书信不通。可见，即使是边防小吏，也会由于身份低下，不能利用方便的通邮条件。
由于通信的限制，有时书信往来的疏密，竟能成为判定朋党的依据。《后汉书》讲了一个案例，说到名士杜安，“少有志节”，称为“奇童”。有一贵戚想拉拢他，给他写些书信，杜安素节自守，不愿和贵戚往来，把这些书信原封不动地藏在壁中。后来这个贵戚犯了事，官府清查党羽，杜安将原信全交了官，洗刷了和这个贵戚的干系。他这种清廉自律的行为，受到当时人的称赞。
汉朝只有一种人据有私邮设置，那就是一些有权有势的“诸侯王”。西汉初年，有不少同姓王曾设立自己的私人通信网。淮南王刘安手下便有不少宾客，为他收集各地情报，自组一套通信系统。汉武帝时具有特殊权势的酷吏王温舒，也自组一班人马作他的私驿，据说他曾拥有“私马五十匹为驿”。从河内（治所在今河南省武陟西南）到长安几达700余里，王温舒的私驿马跑两天接力便可往还。不过上述情况在整个两汉时期不是经常的，一旦割据局面结束，皇权加强，这些临时性的私驿也就销声匿迹了。
两汉的官邮，制度很严格。邮亭的来往文书要登记造册，称为“邮书簿”。来往邮路上的驿使或邮差有一定的服色，他们要头戴红头巾，臂着红色套袖，身背赤白囊，在驿路上奔驰起来十分醒目，有利于对专职邮使的认别。那时邮驿通信的速度是比较快的，马传一天可行三四百里，车传则可行70里左右，步行较慢，一天约可走四五十里。从西边的金城郡（今兰州市西北）用快马到长安，间隔共1450里，七天就可跑一个来回。据史载，东汉著名科学家张衡，制造出世界上最早的测示地震的候风地动仪。当有一天地动仪西边的一个龙头的含珠掉落在蛤蟆嘴中时，洛阳城许多人还不相信会发生地震。过了几天，陇西就有驿传飞马来报，证实了那里发生了地震。这一事例，足以证明当时邮驿制度的完善，传达信息迅速而且准确有效。
汉朝通信关禁制度很严，沿驿路出入关口，都要符信。在汉朝又叫“过所”，是驿者和行人的身份证明和通行许可证。在秦朝时本为木制，《古今注》说：“长五寸，书符信于上”，用板封上，再盖以御史的印章。这样的符信，在居延汉代遗址有不少发现。汉朝还有另一种以缯[zēng增]帛制成的符传，用两条书帛，过所驿者和检查者各持其一，对合后方可过关。《汉书》记载，名士终军，从济南入京当博士，步行入关，关吏验看他的身份证明，他说：“大丈夫西游，终不复传还”，扔下繻[xū需]制符信拂袖而去。从这一故事，说明汉时无论对邮驿使者，或对普通行人，关禁是很严的。居延肩水关出土了一件“汉张掖都尉棨［qǐ企］信”，用一种红色缯帛制成，上有墨笔篆书。专家考证，这就是当时作为身份证明的一种符信，悬于竿上作为出入关证件。
6 发达的汉代烽火通信
汉朝的军事通信，通常是烽火通信和邮驿通信并举。
两汉有着发达的烽火通信设施。考古学家们近年来在新疆、甘肃、内蒙古一带，发现了汉代北部的烽燧、亭障和长城遗址多处，这些设施分布长达两万多里，形成一道坚固的北境城防。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说：“在汉代沿长城全线西至罗布泊沙漠，直达克鲁库特格山麓，皆列置堡垒烽燧，即汉书上所谓亭障，以为瞭望敌人及传达烽火信号之用。”“万里相望，于是中国的西北，筑成了一条坚强的防线”。我们至今在往日的丝绸之路沿途，尚可看到当日的这些军事设施的遗址：一座座烽火台巍然高耸，附近还常有当年边防人们所住的小城遗址，构成一幅幅壮丽的图画。
所谓“烽”、“燧”，都是点燃易燃物发出亮光的通信标志。汉朝时候，一般说是“五里设一燧，十里有一燉，三十里一堡垒，一百里一城寨。烽燧是系列军事设施的最基层的单位。这些烽燧，常常设在靠近水源、地势较高便于瞭望的地方。
怎样利用烽火来通报敌情呢？汉朝对此有严格的规定。一般说，烽是指在五丈多高的土台上置一烽竿，类似汲水的桔槔。烽竿上缠上纺织品，平日放下，遇有敌情立即举起，称为“表”，一般为白色，便于醒目。夜晚看不见，便点燃成火炬，称为“烽”。一般在烽火台旁总是随时准备些燃放烟火的积薪。
在现存的汉简中，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当时烽火的信号。假如发现有敌人一人或数人犯塞，则焚一捆薪，举起两个烽火。如果发现的是10人以上的敌军进犯，除举火外，还须将烽高高扬起。假如是50O或100O名敌人来犯，则除焚薪外，需举三烽。这些预先约定的信号，可以使军内迅速而准确地知道敌情，以作必要的准备。
除上述规定外，尚有一些其他规定。如规定，敌人入塞，举放烽火时，所有边亭负责尉吏都必须到位，并及时将敌人入攻人数和到达部位，报告上级都尉府。若遇大风大雨，施放烟火不成，则必须及时派出快马“亟传檄台，人走马驰”，报告上级。若敌情万分危急，或敌已攻下烽火亭障，该亭不能按时举火，则应由相邻亭台点火，依次通报下面的烽火台。一些汉简中还反映，边境有警，边塞县的屯田官吏，还有责任组织百姓转移，驱赶牲畜，脱离险境。
据历史记载，汉武帝时卫青、霍去病与匈奴作战，以烽火作为进军号令，一昼夜就可使河西的信号传至辽东，远达数千里。当时人用诗来形容当时信息传递之迅速说：“候骑至甘泉，烽火通长安”。甘泉在今陕北，离汉都长安大约300公里，烽火通信迅速可达，可见当时军事通信的效率极高。
中国有句俗话说：“军令如山倒”。两汉时，边境烽火警报对屯驻官兵来说，无疑是至上的命令。《史记·司马相如传》记载说：当时“边郡之士，闻烽举燧燔［fán凡］，皆摄弓而驰，荷兵而走，流汗相属，唯恐居后。触白刃，冒流矢，义不反顾，计不旋踵”。汉文帝时名臣贾谊形容当时边疆的将士，在敌情严重时，日夜不眠，将吏都穿着甲胄，随时听命待发（《汉书·贾谊传》）。西汉名将赵充国对这些烽火制度有很高的评价，认为“烽火幸通”是“以逸待劳”的好办法（《汉书·赵充国传》）。有一件居延出土的汉简生动地描述了当时因烽火信号及时，汉朝军队避免损失的情况：“在早晨五点钟……临木燧的士兵，举起了信号旗，并燃起了一个信号火堆。敌人后来向西北方向撤退，没有造成损失”（《简牍研究译丛》，据英国学者鲁惟一的翻译）。
烽火的军事通信，在当时内陆也在广泛运用。笔记小说中曾记载东汉光武帝时曾派将军刘尚攻打武溪夷，夷首领田氏兄弟三人各守一城，共约以烽火为号。有一天，老三钓得白鳖，竟然举烽请二位兄长赴宴，共品美味。当刘尚大兵来讨时，老三再举烽火，两位兄长以为仍是鸡毛细事，再不着急来救。老三孤军作战，终至败死。这个例子说明其他朝代也有“烽火戏诸侯”那样的人，也都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
汉时广泛运用烽火作为军事通信的同时，一般的邮驿军事通信也还是很重要的，常常相辅相成。军事机构之间的通信使者，一般由戍卒担任。他们有时作为烽火通信的补充：当天阴雨湿烽火一时不能燃起时，军方便立即派出飞骑或快跑步递向兄弟堡垒传递情报。汉时留下的一份烽火台规则《塞上烽火品约》提到：匈奴人入塞，天大风或雨，烽火不燃者，亟传檄告，人走马驰以疾。就说的是上述意思。
7 汉简：汉代通信的实录
汉代的邮驿通信和烽火通信情况，我们在历年发现的汉简里，可以得到很详细的记录。
汉简是汉朝当时人留下的刻写在木简或竹简上的信件和文书。从汉简里我们可以较为细致地了解汉代的边防通信情况。所幸的是这些汉简近年来考古发现很多，仅居延一带就发掘出三万多枚，它们成为研究汉代邮驿的珍贵资料。
在甘肃敦煌、居延出土的几份《塞上烽火品约》，是目前知道的最为详尽的汉代烽火通信的重要资料。所谓“品约”，就是规则。这样的规则通常由郡一级的地方机关制订。从这些品约规定可以看出，当时按敌情不同，把情报分为五品，即五个等级。敌人在10人以下者称为一品，情况不十分紧急；敌人10人以上500人以下者称为二品，情况稍急；敌人有千人以上且入塞者称为三品，情况更为紧急；敌人千人以上而且攻打亭障者称为四品、五品，情况至为紧急。敌情的不同级别，有不同的举报烽火的信号。汉简中还记录了当时边防烽火的施放部位，告诉人们施放烽火的地方有高台，有望楼，有坞墙，有小城，还记录有各种放烽火的器具材料。这些珍贵的资料，使人们对汉代烽火通信制度能有一个详细的了解。
大量汉简中还可以看出当时邮驿通信的程序。简中所说的“以邮行”、“马行”、“驰行”，说明了当时邮驿制度根据轻重缓急的不同情况，规定信件的投递方式。“以邮行”就是步递，“驰行”是快马急传的文件。这些规定都在邮件的封面上明白写清。这好像相当于现今平信、快信的分等。另外，汉简中还可以看出当时公文信件标明的发出方向，有的简上写着“入西书”，有的标明“南书”、“北书”，就像如今的邮政编码，使投递时不至混乱。
从汉简上还可看出汉代人封发公文的格式。一般在公文中都写上寄件人发信日期、地址以及姓名，同时写上收件人的官名、地址和姓名。这些格式都和现代相仿。可以看出，汉代的邮递制度已经有了严格的程式。
在汉简中还可看出，汉时对公文信件的收发规定是很严格的，若投递转送中有失误，要负法律责任。有一份汉简中有这样的记载：“日限奉书，不及以失期，毋状，当坐罪留。”是说限制书到的日期，假如按期不到，则应受到法律的处罚。
从上述汉简的这些记载，可以看出，汉朝时的各种通信，已经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它保证了公文发放的及时。当然，也就维护了国家政策的有效施行。
8“鸿雁传书”的故事
两汉时，关于通信，流传着许多生动的故事。其中最有名的是“鸿雁传书”的典故。
据《史记》记载，汉武帝时，使臣苏武被匈奴拘留，关押在北海苦寒地带多年。后来，汉朝派使者要求匈奴释放苏武，匈奴单于谎称苏武已死。这时有人暗地告诉汉使事情的真相，并给他出主意让他对匈奴说：汉皇在上林苑射下一只大雁，这只雁足上系着苏武的帛书，证明他确实未死，困在大泽中。这样，匈奴单于再也无法诡称苏武已死，只得把他放归汉朝。从此，“鸿雁传书”的故事便流传开来，成为千古佳话。而鸿雁，也就成了邮使的美称。
与此相类似的还有“青鸟传书”的神话。据说西方女神西王母曾给汉武帝写信，而传书的使者是一只青鸟。它把信一直送到汉宫承华殿前。从此，青鸟也成为通信使者的另一代称。还有一个“鲤鱼传书”的故事，也发生在汉朝。说的是东汉末年著名文人蔡邕，曾写了一首诗，其中有这样几句：“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言加餐食，下言长相忆。”意思是说，有远方来客，送给蔡邕一对鲤鱼，命儿辈剖开鲤鱼烹食，却发现鱼腹中有一尺长的帛书。书信上讲的是劝他多加餐饭，同时还表达了长久思念之苦。这就是“鲤鱼传书”的典故。其实，这故事的源流还更久远。我国古代神话中说，早在商朝末年，当姜太公在渭水边垂钓的时候，他就曾捕获一条鲤鱼，这鱼肚里有一封信，预告他以后被封在齐地。后来他辅助周武王打天下成功，果真被封在那里。
上述的一些神话和故事，当然不都是事实，但这些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民间通信的困难。普通百姓几乎没有专门的通信设备，所以他们只好幻想出让天上和水里的动物来给他们传递家书，以抒发自己的思乡和思亲之情。
汉代还有两封名垂千古的书信。这两封信感人至深，至今尚可作为激励人们上进的精神食粮。一封是《李陵答苏武书》，是汉武帝时被迫投降匈奴的大将李陵给不屈的苏武的一封回信。当苏武被扣留在匈奴时，汉朝大将李陵在一次战争中失利而被匈奴俘虏。李陵在匈奴与苏武不断有书信往还，苏武曾安慰和勉励过李陵。苏武被释放回汉时，李陵写给他一封充满感情的信，便是有名的《李陵答苏武书》。信中说道：“昔者不遗，远辱还答，慰诲勤勤，有逾骨肉，陵虽不敏，能不慨然？”意思是：从前承蒙不弃，几次通信相答，有不少宽慰勉励的话，实在情同骨肉。这些对李陵这个不成材的人来说，岂能不感慨万分！信中还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人之相知，贵相知心”，这是人生最可贵的。这封信被收在《古文观止》中，成为历代学子们的范文。还有一封是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司马迁因替李陵辩护而被汉武帝处以宫刑，他的朋友任安也因犯罪而即将判处死刑。司马迁闻听此讯后，给任安写了一封书信，表达自己不屈的斗志，和著述《史记》的决心。书信中“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成为有名的格言。
这两封信成为千古范文，说明汉朝时候书信这种文字体裁已经相当成熟，也同时说明了当时文人之间书信往来的频繁，已经被当作一种感情抒发的工具。
有一点值得提起的，就是由于两汉时纸的发明，到东汉中后期，我国民间纸已逐渐成为信件的书写普及材料。史料中有不少这样的记载。比如，《艺文类聚》留下了一篇东汉著名文人马融给窦伯向的书信，信中提到：“孟陵奴来，赐书，见手迹，欢喜无量，次于面也。书虽两纸，纸八行，行七字，七八五十六字，百一十二言耳。”又如张奂《与阴氏书》，亦有“笃念既密，文章灿烂，名实相副，奉读周旋，纸弊墨渝，不离于手”之语。另，《北堂书钞》引延笃给张奂书，也说到“惠书四纸，读之反覆，喜不可言”。这几段史料，既说明了当时由于交通阻隔书信的不便，因而更为可贵，同时也指明了纸已作为书信材料逐渐普及。马融、张奂都是当时文化名人，纸的普及对文化交流作用十分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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