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终于有了第三张文凭。我的文凭是被爱情逼出来的,是被生活逼出来的,是被自尊逼出来的。虽然是“逼” ,我却感谢这些压力与挫折,没有它们,我能够走到今天吗?
第一次高考我以失败而告终。为摆脱那桩娃娃亲,我必须考上大学,所以我复读了一年。最终,我还是被一所末流的专科学校相中。毕业后,当我进了高中时的母校后,发现自己竟是为数很少的科班出身,大喜,自信犹如我的马尾巴一样高高地悬在脑袋上,一走一晃。爱情随即凑热闹,他的爱常使我觉得自己幸运得天下无双。
婚后,老公看着每晚眼盯着电视手穿梭于嘴巴与零食之间的我,第一次玩儿起了严肃:“文凭在这个时代多重要,你以后还是少看电视多看书,不管是函授的还是自考的一定得拿上本科文凭,否则咱们一辈子只能两地分居。”“放心吧!大专文凭绝对够我混的。你当你的城市小青年,我做我的乡村妇女教师,这样不是挺好的吗?”嘴上耍尽了风头,但随着肚子中新生命的孕育,我多么渴望结束两地分居的日子。这时,我抹掉眼泪拿起书本为函授作准备,谁料,校长瞅一眼我的大肚子,语重心长地劝我还是以身体为重,我想想也对,就放弃了入学考试。
孩子出生后,我搬进了丈夫的单位住。每天,我奔命于照顾女儿与应付我和丈夫的摩擦之中,充分理解了“相爱简单,相处太难”的含义。在贫苦的生活中对女儿的爱成了我生命的支点。那时,我不去回味别人误以为我是保姆时同情的话语,也不多感叹自己的工资买不到商场里时装的一个领子。发愁的只是自己如何做才能让女儿生活在一个较好的环境里。当我发现几乎所有的单位都拒绝大专文凭时,我才真正体会到文凭带给我的困境。
醒悟后,我去报名考试,工作人员说报名刚结束,等来年吧。经过与丈夫激烈的辩论,他怕我丢掉公职,让我回到原来的工作单位居住。1岁的女儿由丈夫早上送到保姆家,晚上接回来。对孩子的思念,使我像一只疯狂的老鼠整夜在宿舍里走来走去,焦躁不安,难以入眠。才两周的时间,孩子和工作把老公折磨得最终下定了决心,让公职一边待着,让我回到他们身边。辞职后,我鼓起勇气进了本市的一所私立学校(当时人们对私立学校的老师存有偏见)。一学期后,丈夫所在的大学附中招聘教师,我参加了应聘。
“我们学校是从不接受专科文凭的教师,你是从那样的学校毕业的,又是从私立学校过来的,但鉴于现在没有合适的人选,你先在这里干吧。这届学生对老师特别挑剔,我怀疑你是否能站稳讲台。”为了一家人的团聚,我的自尊外衣被人剥得赤裸裸还必须心存感激。
后来的日子里我像“二奶”一样虽然勤勤恳恳却无名无份。多少年来,我仍然耿耿于怀那位校长没把我介绍给全体教师认识。那时,我最害怕的是每月10日的到来,从会计老太手中接过的不只是比同事少得多的薪水,还有她那絮絮叨叨的同情。我被同情淹没,变得敏感而容易激动。我莫名其妙地自卑。我把这种情绪带回家,埋怨、争吵、哭天抢地地发泄悔恨,结果只能是在丈夫面前也失去了尊严。支撑我走过那段岁月的是我亲爱的学生,在他们眼里我是他们的女王、母亲、朋友,他们用成绩为我挽回了些许自尊。
得知与我同时应聘的几位同事解决了组织关系后,在组长“爱哭的孩子有奶吃”这句话的怂恿下,心颤颤地,我走进了校长办公室。“别人都有本科文凭,你有什么资格?”“我正在上函授。”“拿到后再说。”他的态度让我无法不苦恼。轻视我的人我会加倍地不尊重他。我就是不去拜访他,不去贿赂他。我梗起脖子发誓再不走进他的办公室。站在三尺讲台上,我依然激情四射,灿烂的笑容比天使还显得无忧无虑。不久后,轻视我的校长调走了。新校长开始为我争取正式职工的资格,但人事制度改革,高校无论从幼儿园到大学本部一律只有研究生或高职才有资格调入。
从此后,我告诉自己不要去想烦恼的事情,谁想跟我聊这个话题我会自然地引开。工作的繁重、家务的重担是我为自己不考研所找的借口,我无望地重复着太阳落下月亮升起的日子,直到两年后的一天,我与老公为“负担”一词而争吵,所有的往事在那一天重演、叠加,为了这一切,我终于下定了决心迈上考研的道路。
现在,我终于有了第三张文凭。我的文凭是被爱情逼出来的,是被生活逼出来的,是被自尊逼出来的。虽然是“逼” ,我却感谢这些压力与挫折,没有它们,我能够走到今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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