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之前看到会议邀请函上突出了这样一个主题：“解放思想，推进辽宁的高质量发展”，我非常认同这个主题。思想解放或者思想的再解放，是我们辽宁和东北再次振兴某种意义上的先决条件和切入点。
从实体经济层面的发展来说，大家都看重要有潜力、活力的释放，那么经济学的原理是说整个有效供给的源头是要有有效的投资，而有效的投融资就碰到了一个问题：“投资不过山海关”，这是什么原因。在企业界里还是很有影响的冯仑说过：哪里是投资不过山海关？其实是北方普遍性的问题，是黄河以北颗粒无收。在这边开始可能受到的还是地方上接触的方方面面热情欢迎，但是后来某些案例上却碰到了“关门打狗”。这种问题确实在中国统一市场上要素流动过程中，从业界的感受来说，对我们的发展是一种负面的评价和影响。
我们得承认，不光是东北辽宁，一般来说在中国的北方，客观的讲，现在存在着比南方更浓重的官本位的思维惯性，就是碰到问题首先还是延续我们传统体制下根深蒂固的模子：总认为官家那是要摆在第一位的，考虑问题往往就是官本位。到了企业创业、科技创新这个层面，这种官本位非常容易引出的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僵化守旧、但求无过。这种思维惯性对接到实际生活中的一些僵化做法，是不利于真正解放生产力的这样一些阻碍因素。北方近年官本位的意识更强了，那么就是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实际地位，是更为偏低的。要是到了珠三角、长三角，客观地讲，那个社会氛围里对于企业，感觉到的是政府已经走上了一个转变了的轨道——他们真的就是觉得政府应该是服务型的，要千方百计给企业提供一些创业创新的便利条件。到了北方，往往这个氛围就不到位。
另外一个，和这种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相关的。是不是还有一个整个社会风气里，大家耳濡目染、越来越习惯于一种碰到事情拉关系处关系，而缺少规范化意识。这样一来，在整个创业创新的大潮里，这样区域的可预期性，就比较弱，不正之风所带来的一些腐败和种种扭曲相关的某些情况下，公共权力不受约束的“关门打狗”这些偏差行为等等，就都又连在一起了。冯仑说作为企业家他们观察某一个地方，如果说当地律师的地位实际上比较低，律师见到法官、见到官员，特别表现出要逢迎，得努力取得官方的认可，是他们认为使得企业家望而生畏的地方。换句话说，他们认为更多的要信任和依靠法治化环境下能有一种可预期的、主持社会公平正义的力量。那么从一些具体的现象视角来讲，律师地位高，是他们觉得心里踏实的因素。
解放思想还要认同什么？是要践行和落实“政府的自我革命精神”。财政系统说了几十年，一些有影响的老领导反复讲，我们首先要下决心革自己的命，约束自己手里的权力。现在中央指导精神讲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整个政府行为是财政为财力支撑的“以政控财，以财行政”的运行过程，这个运行过程里，财政资金保证着政府职能的履行，而现在中央的要求是事前、事中、事后都要做绩效考评，这是做什么呢？就是以自我革命精神约束自己的行为，必须接受绩效考评，这种考评还将越来越有量化特征并要带出问责制，与问责制跟着的是要有实实在在的奖惩，要有民众知情而参与的对政府的监督问责。这是一个真正法治化民主化的制度建设趋向。
怎么样真正在改革的深水区实质性推进政府体系的自我革命？在原则体系上来讲，思想解放指导下我觉得从上海自贸区开始，有一套在“多轮复制”过程中反复被强调的、很好的原则表述，就是我们所要打造的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有利于投融资活动、有利于实体经济潜力活力释放的这种环境，必须在企业方面是负面清单，企业不碰负面清单的话，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法无禁止即可为”——企业在自己产权得到保护，面对公平竞争市场的情况之下，可以放开手脚去试错，去探索性地做创业创新。竞争中大量的失败者，有现代企业制度而并不是过去所说的倾家荡产、流落街头，是有限责任，前一轮输光了以后，还存在着重整旗鼓再做创业创新的机会，但总体的环境就是负面清单，只要不碰负面清单，那么它就可以法无禁止即可为地去寻求试错中的成功。
反过来，到政府这方面，是实实在在的正面清单，“法无授权不可为”，即政府要约束自己的职责边界、行为边界，要在最高权力机构人大授权的视角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形成越来越清晰的事权清单——就是哪些是政府应做的事情，一二三四排列清楚以后，有权还必有责，财政资金管理中以支出责任的方式，一条一条对应上。而且，中央和地方怎么样共同承担一些事权和支出责任，要在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按照各种不同的情况都把它量化。中央政府层面已屡次下文件，对各种各样中央与地方共同承担的事权，要在全国各地分若干个大类，每一类分若干个台阶，具体事项上中央承担多少财力，地方承担多少财力，规定清楚，量化可操作，有权必有责，而且还要通过绩效考评来问责。这一套思想原则的贯彻对于我们解放思想开创新局非常重要。来源：贾康学术平台
贾康，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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