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宝艺术网http://news.artxun.com2008-03-24 19:01:54
■陈麦青
随着照相术的发明东传，以及近现代印刷技术的兴起发达，碑帖影印本以其较钩摹、椎拓等传统复制手段更为保真传神和便捷高效的优势，对自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来直至今天的书法教学、书学研究、品赏鉴定，乃至其他相关学术等，都有着极大的推进作用和不容忽视的深远影响。而关于由此存世的众多碑帖影印之本及诸多相关问题，虽然已经并将日益受到学界艺林的关注重视和研究探讨，但与那些钩摹、传拓之本相比，还有不少差距和空白。本文拟就碑帖影印本之作用、要求，先述管见，期作引玉之砖，以就正于世之方家同好。
一、碑帖影印本之作用
碑帖影印本，尤其是那些慎选底本、精印完备者的作用，从学术、资料价值等角度而言，略有以下数端。
一是能比钩摹、椎拓等更为真实有效地将原作，尤其是一些平常不易一睹的珍稀孤本，化身千百，从而满足研究、临习甚至鉴赏的不同之需。正如施蛰存先生所言：“近代影印碑帖，既不失真，又复美观。机轮乍转，化身千百，更较椎拓为便捷。”并且还能视特殊要求，如字迹较小的竹木简上所书，按需全部或局部放大，巨细无遗。随着照相、印制技术的日新月异、不断进步，影印的质量也日趋精善，其程度已远远不止古人所夸“下真迹一等”，而几可谓差能乱真了。加上其收罗、流布均能克服原件固定深藏各处的局限，使珍稀文物成常见资料，无论对推进学术研究还是提供临习范本，乃至品鉴参考等，皆堪称功莫大焉。
二是当原作、尤其是那些名作孤本不幸毁佚之后，因先有影印而仍得传其真貌。如众所周知的“书圣”王羲之墨迹，在经过一千多年无数天灾人祸、沧桑变迁后的今天，不仅真笔早已荡然无存，即便是那些“下真迹一等”的钩摹古本，也稀若拱璧，屈指算来，数十而已。其中有一件清末流往日本、为安达万氏所得的《游目帖》（一称《蜀都帖》），虽其临摹时代尚有可推敲之处，但原件竟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广岛原子弹爆炸的无情战火之中。所幸有昭和初年摄下的影片，世间才存有这件王书传本诸迹中的特殊之本。又如五代书法大家杨凝式的代表作之一《韮花帖》，世传三本，其中有二种是摹本：一为民国间收藏家裴景福壮陶阁旧物，有正书局曾经影印；二即原藏清宫、后辗转归无锡市博物馆的《三希堂法帖》所据之底本。而真迹则历经宋、元、明、清诸家递藏之后，民国中为罗振玉所得，并影印于其《百爵斋藏名人法书》之中。1945年佚失，至今未明下落。倘无罗氏精印之本，除非此名迹重现，就恐怕再也无缘见其原貌了。另有一件与刻本笔体相同的三国魏钟繇《荐季直表》墨迹，原为南宋内府中物，元代在陆行直家，明中叶为著名画家沈石田所得，旋归华氏真赏斋，刻入其《真赏斋帖》中。复入清内府，并摹刻于《三希堂法帖》。至民国间毁佚，遂使仅存的一纸照片奇货可居，身价不凡。而钟繇、王羲之、杨凝式及其书迹，在中国书法史乃至整个艺术史上的地位和价值，都是不言而喻的。
民国间著名金石文献学家罗振玉，因嗜于此，更深悟其理，故每知有善本孤帙，即想方设法，以谋影印；且往往品质精良，颇为学界艺林宝重。他曾在吴湖帆处获见南朝梁永阳王萧敷并敬太妃夫妇墓志，“因劝吴君以写真玻璃版早日印行，俾传艺林，至今尚未见传本。今年吴中兵事，闻尚未入劫灰，则印行之事，不可再缓。暇当移书湖帆，更申前请。”后终有印本，更幸其原件亦至今无恙。
三是当极具文物价值、甚至是国宝级珍品的原件不幸残损之后，能为其修复提供可靠的依据。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在书法史上赫赫有名的宋代米芾精品《苕溪诗》卷。此卷原为清宫旧藏，辛亥革命后被废帝溥仪“赏”出，流落民间。复惨遭劫损，不知去向。后虽然侥幸于20世纪60年代初又被发现，但已失去明代李东阳所篆引首，前后隔水及书心本幅也被搓揉撕坏，致残缺原作中“岂念”、“冥不厌”、“载酒”等字，至今无法找回。赖有延光室所摄完好之本，修复时才得据以钩摹补全，从而不仅使这一国宝差无残缺之憾，并且所留未残时所摄影本，就保存该卷最真原貌的资料价值而言，似有略胜现存摹补原件之处。但另一件同为国宝级巨迹、现藏辽宁省博物馆的唐摹《万岁通天帖》卷，在乾隆内府时也曾被火灾，使前半段下端有数字残损，其中最严重的是卷首王羲之《姨母帖》第五行最后一个“顿”字，已缺整个右半“页”部。虽然该卷在被烧损之前，先后有明代华氏真赏斋、文氏停云馆等精刻摹拓之本，但相对据原迹拍摄的影印而言，肯定还是有相当差距的。如果被火之前已有照相影印，则完全能存其最近原迹之真貌。
四是能将原本散存异处的名迹珍品，合而为一，便利研究使用。如上世纪初在敦煌发现的唐欧阳询《化度寺邕禅师舍利塔铭》残拓剪裱本，虽仅存每面四行、行五字共计十二页236字，但仍对该铭版本问题等研究，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价值，故吴湖帆破例将影本精裱，附入其珍为“四欧堂”之首的该铭“王孟扬本”之后，并请发现者之一法国伯希和氏用法文亲笔题识，再由吴江陆翔汉译，一并装入。然该残拓原件实际上因当年由法人伯希和、英人斯坦因二人分获，而成前二页存巴黎，后十页在伦敦的现状，恐已永远无缘剑合。是罗振玉曾以珂罗版精制合印，方成取用方便之“完璧”。吴湖帆当年附装者，也即为罗氏所印之本。
又元代书家赵孟頫为鲜于枢之父鲜于光祖所书《鲜于府君墓志》，为研究同是元代书家鲜于枢家世之重要史料。该志原拓今存世仅二：一为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原刘鹗、罗振玉旧物，已残缺自“适李择善铭曰”至“又命其友余”六面（每面四行、行十五、十六字不等），由沈吾抄补。另一为陆恭松下清斋旧藏、现在上海图书馆，虽为完本，但椎拓却晚于北大藏本，因而文字损泐亦较北大藏本为甚。倘能以较早拓的北大本为主，复取上图本补其所缺，配合影印，不即可成一新的“更善”之本乎？
五是能产生一种图文结合的全新著录形式，更便研究。因为在有影印本之前，各种有关书迹碑刻的著录，多仅有文字记述，而没有条件附原件存真图版。影印普及之后，就出现了图录式著录，从而能较单纯文字描述更直观、更清楚、更确切地反映所录作品的风格面貌、细节特征，以及其他无法用文字表达的内容。上世纪三十年代，容庚先生即汇印王羲之、王献之等存世传本墨迹共十三种，详附考录，成《二王墨影》。虽限于当时所见，未能收入《行穰》一帖，但至今仍为研究二王书法的重要资料。笔者数年之前也藉资料新出、技术进步之利，取王羲之传本墨迹中精善者十种并《兰亭序》，原色精印为《王羲之传本墨迹精品》。一一著其质地尺寸、现存处所及参考释文，并据自己经年积累，结合题识印记，广征文献资料，述其递藏经过、流传始末等，期成更佳之本。而上世纪五十年代赵万里先生的《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近日新刊的朱家溍先生等编《欧斋石墨题跋》彩色附图本等，更是这方面卓有创见、广博精深的巨著力作，为有关研究不可或缺的权威典范。随着近年来《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历代金石拓本菁华》（文物出版社）、《北京图书馆藏龙门石窟像造题记拓本全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上海图书馆藏善本碑帖》（上海古籍出版社）等图录式碑帖著录巨编的相继问世，终于使碑帖影印为有关学术研究提供高质量的精本图文著录，作出了前所未有的重大贡献。
二、碑帖影印本之要求
无论何种碑帖的影印之本，一般都不同程度地讲究以下几个方面的要求。
一是定位。碑帖影印本据其取用目的之不同，有只印碑帖本身而舍其题跋等附属者；有从头至尾、巨细无遗地完整影印者；更有完全仿真、原色原装者。如作为临习范本，一般影印碑帖本文即可。甚至为求清晰，对一些字字独立、不太牵涉到整篇行气、章法的篆、隶、楷书碑帖，还可仅选其完好之字而剔除其损泐模糊者。但必须是原作原字，切忌填描笔画、修饰失真。总之，要在传真的基础上做到一个“清”字。倘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要求，则又须“全”。因为附属于碑帖的所有题识序跋、收传印记，乃至粘条旧签等等，无不为最直接的相关研究资料。即便如明末书画收藏家项元汴等喜标注的作品银价数目，也不失为我们今天考究当时艺术品价格的有用史料。更何况不少碑帖题跋的本身，又都是历代名家手迹，如有“天下第三行书”美誉的宋代苏轼《黄州寒食诗》，卷后有同列“宋四家”之一的黄庭坚大字长题，亦为传世题跋的名迹。另有些名家不一定专以书法名世，故其手迹传世颇稀，而在一些法书名画的题跋中，则往往能获一睹，如宋代米芾《虹县诗》卷后，就有存世极罕的金代著名诗人元好问的题跋书迹。至于作为鉴赏把玩者，除“全”之外，更要求尽量逼真的“下真迹一等”、甚而“几可乱真”的精印精制。因为对鉴赏、鉴定这一特殊研究来说，碑帖原作原拓本身那细小入微的层次变化，神气爽利的字口锋颖，古雅清朗的纸色墨韵，朱墨灿烂的钤记题识，皆非一般印本所能传真再现。如唐代书法大家颜真卿的《刘中使帖》（一称《瀛洲帖》）真迹，就书于一种非常特别、十分少见的蓝笺之上。却有某种算是比较有名的清人著录，误记为黄绵纸。如不是据原迹原色精印，则恐怕无从辨别。因此，虽然原色原貌的精印复制成本很大，但就最大可能地有助于鉴定研究或品赏把玩而论，应该说还是物有所值的。这也就是尽管日本二玄社复制的中国古代法书名碑标价极高，却仍受欢迎的主要原因之一。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与原作原拓相比，迄今为止的任何一种碑帖影印本，无论其印制怎样精到，终有其局限：如原作纸、绢的品质，就无法真正复制还原；原拓的凹凸手感，也不易再现触及；甚至某些拼接处因装裱时接叠不善而掩盖笔画，经影印后又反成字迹残损的错觉等。而所有这些，就严格意义上的科学鉴定而言，恐怕都还是无法离开或替代原作原拓的。
二是底本。碑帖影印本所据底本的品质，是决定其价值的关键。
就碑刻拓本而言，首先是那些原石久佚、且传本举世无双的孤品，无疑最具价值。如清代何绍基旧藏的北魏《张黑女墓志》，原李氏“临川四宝”、后流往日本的隋丁道护《启法寺碑》、唐虞世南《孔子庙堂碑》原石本、褚遂良《孟法师碑》、宋魏栖梧《善才寺碑》，原罗振玉旧藏的唐沈传师《柳州罗池庙碑》等，无不为价值连城之瑰宝。但是，所有这些孤本，往往有翻刻之本，且常被作为“原本”影印，射利欺人。如艺苑真赏社曾以重刻为底本影印的《孟法师碑》之类，即属于此。对此，须结合有关著录记载，明其递藏的来龙去脉，如原吴湖帆旧藏、后售予上海市文管会的南朝梁《永阳王萧敷墓志》并《永阳敬太妃墓志》孤本，至今仍在上海博物馆；《张黑女墓志》原由无锡秦氏在沪后人宝藏，因“文革”而进入上海博物馆，后又发还；“临川四宝”除《启法寺碑》归日本大西氏之外，其他三种并《柳州罗池庙碑》，今均在东京三井文库等。将其“户籍”所在，一一了然于胸，然后再找机会按图索骥，通过对原作原拓或确属可信之精印复制的观摩比照，以助验明其底本之唯一“正身”。
其次是原石虽已不存，但传世拓本不止一本的，则当取其精善者；若几本各有特色，亦可并存。如隋《董美人墓志》，清嘉（庆）、道（光）间在陕西出土时的最初原拓“关中本”，极为难得；后原石被著名金石书画鉴藏家徐渭仁罗致运沪，竟又不幸毁于小刀会起义的战火。吴湖帆曾藏徐氏载归后所拓剪裱本，已视若至宝，据说生前常拥之共衾，并有影本传世。数年前上海图书馆在抢救整理有关文献时，发现了陈景陶旧藏的该志淡墨婵翼精拓整张，正是关中最初原拓中的至精之品，因有“海内第一初拓”之誉。倘得良工精印，当有胜于吴氏藏本之别样神韵。
至于原石迄今尚存者，则重其初拓精本。因为碑立人间，难免风化剥蚀；墓志一经出土，亦有此虞。若大家名作，求者更众；椎拓频繁，剔剜复加。凡此种种，轻者泐坏点画，重则残毁原石；且历时愈久，势必愈甚。唯初拓之本，能保全存真。如东汉《张迁碑》，传世多本，唯朱翼盦旧藏、后捐赠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明拓“东里润色”四字未损本，最为完善。而其他各本，不是因后拓损字较多者，便是以嵌填、补刻等手段作伪之物，甚至索性是重刻翻本。故虽同号《史晨》、《乙瑛》，欧（阳询）、虞（世南）、颜（真卿）、柳（公权）诸作之拓，其质量却因拓时先后所造成的差别，不可以道里计。即为同一时代之拓，也由于纸墨、拓工的讲究与否，又有精到粗率之别。如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出土的东汉《鲜于璜碑》，据当时传拓者所记，就有精拓和一般拓之分。但有些碑刻的稍后精拓，因主事者极精此道，或以升碑之举，现其湮埋文字，或因洗剔得法，更显字口风采，再辅以好纸佳墨，精工细拓，有时也能略胜于一般初拓。如东汉《朝侯小子残碑》，初拓只得碑阳，且墨色一般；归周（进）氏居贞草堂之后，始发见碑阴文字，即以浓墨精拓，遂完好传世。不过倘无专家内行经纪其事，又往往会将原字笔画剜肥失真，甚至挖讹出错。而世重诸如“簠斋（陈介祺）监拓”等名家名手之本，亦缘于此。当然，若有同为早期之拓、且各具价值者，则可并重。如原为明安国“十鼓斋”旧物的宋拓《石鼓文》“先锋”、“中权”、“后劲”三本，近世经艺苑真赏斋秦氏之手流往日本，遂有后来二玄社据三井文库所藏原色精印之本。而此三种，无一不为存世仅有的真正善本。
对于墨迹、刻帖影印本来说，同样也有底本的真赝优劣问题。如前述五代杨凝式《韮花帖》，传世诸本之中，当以罗氏《百爵斋藏名人法书》所印为上。即便一时尚无定论、或同属摹本者，也有高下之分。如宋米芾《多景楼诗》册，世传二本，一为吴湖帆旧藏，今归上海博物馆；另一为叶公超原藏，现在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近据有关专家比对研究，认为前者为米氏真笔，后者系晚清旧摹；而前此又有专家指出吴本亦伪。但说吴本优于叶本，当无多大疑问。又如王羲之《行穰帖》，所传虽均为摹制，但其中原由张大千在香港购获、后售于日本藏家，复又流归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馆的一本，号为唐摹，则被公认为远胜于今存台北故宫博物院中的那件晚明仿造之本。
那些据墨迹上石刻木的法帖，更有复杂的版本问题。如著名的唐人小楷《灵飞经》，世有明万历间所刻《渤海藏真帖》本和清乾隆时的《滋蕙堂帖》本。据有关专家研究，后者远逊于前者，且妄添印章、增删题跋，甚至有是否从前者翻刻之疑。惜原艺苑真赏社、有正书局等所印，皆据《滋蕙堂帖》本。直到后来上海书画出版社影印时，方取《渤海藏真帖》之精善初拓为底本。而对于虽出自不同版本，但各有其源流系统和特色价值者，则又另当别论。如王羲之《十七帖》，就有所谓唐摹馆本、缺十七行本、传贺知章临本等。其同属唐摹馆本中的快雪堂藏本（今在开封市博物馆），上野本（今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明张正蒙跋吴宽旧藏本（今在上海图书馆），却因都是各具价值的宋拓善本而屡经分别影印。
无论是碑刻拓本，抑或是墨迹法帖，均当以从原拓原作直接摄制的印本为佳，则是不言而喻的。这不仅因为其能最大程度地存旧保真，更是由于有些原拓原作的精善之本，在影印过程中往往因一些意想不到的因素，造成与底本相去甚远、甚至面目全非的结果。如有正书局曾经以珂□版影印的周文清旧藏北宋未断本王书《圣教序》，底本极精，而印本却大相径庭，几全失其原本神采。倘据此种印本再印，则更不堪设想。因此，即使限于条件，不得已取旧印复影，也须择优而行。如唐柳公权《神策军碑》宋拓孤本，曾为谭敬区斋所有，并以珂□版据原本影印，极精。故后来艺苑真赏社、日本二玄社《书迹名品丛刊》等影印所据，皆取谭氏当年精印者。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因北京图书馆已于五十年代以重值将其从香港购藏，才有文物出版社据原拓重新再印之本。
三是研究。碑帖影印本除根据功用定位并精选底本之外，还能在吸取历代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附加原作原拓所无的学术资料含量。最常见的是由专家学者撰写“前言”、“解题”一类的研究介绍文字，举凡有关其作者之时代生平，作品之艺术特色、历史地位、收藏始末、版本异同、参考释文、名家品评、临习要点，乃至长短优劣、轶闻趣事等，均可在考述之列。如文物出版社全彩精印的《唐摹万岁通天帖》，后附启功先生所撰《唐摹万岁通天帖书后》，即为经典范例之一。而日本二玄社“原色法帖丛刊”对部分原石已佚、又无参照之本，据文献考证做出原拓整张的复原图版，上海古籍出版社新近影印“上海图书馆馆藏珍本碑帖丛刊”时，指明原本错简倒乙之处，并附相关其他版本之局部关键图影，以供参阅等等，无不对原作原拓的学术资料价值，多有发掘和提升。最值得称道的，是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所刊林业强先生编著的《汉西岳华山庙碑顺德本》一书，不仅原寸原色精印该本全貌，且以“百衲”之法，取他本补其所缺二页九十六字，并附《华山庙碑四本逐字剪装比较》，及考订之一《汉延熹西岳华山庙碑简介》，之二《汉延熹西岳华山庙碑补说》，之三《华山庙碑杂考之一：金农与顺德本》诸文，在通过对该碑仅存的长垣（日本书道博物馆藏）、华阴、四明（俱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顺德（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四本逐字详校细勘的基础上，复经仔细目验四本原拓后发现的纸张残破而非损泐、拓时墨浓掩字、拓纸接叠不善而失字画等问题，最终判定：就拓本时代来说，顺德本最古，惜有残缺失字；长垣本次之，但存字比较完整；华阴本又次之，而拓工最精、题跋最多；四明本虽然最晚，却是现存唯一的该碑整纸全幅。并进一步网罗几乎全部现存能觅的相关文字记载、临仿诸作、书札，乃至图版、照片等文献资料，全面分析，深入考订，为该碑拓本迄今为止最权威的综合研究，堪称典范。如此之本，除无原拓本身之文物价值外，其在学术含量、资料价值、研究参考等各个方面，均可谓集历代研究成果之大成而远胜原拓的新善本。（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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