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集中营生活快乐的匮乏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消极的幸福———即叔本华所谓的“免于痛苦的自由”———而且即便这样的幸福也只是相对的。
2，在一个不再承认人的生命价值、剥夺人的意志并使之成为消灭对象（当然要先有计划地让他尽其所用）的重压之下，人的自我最终会遭受价值缺失之苦。
3，犯人们觉得自己的生死取决于看守的情绪，这使得他们更不像人。
4，集中营的犯人害怕做决定，也不敢采取任何主动行为。这是因为她们强烈地感觉到一切皆有定数，不要试图去影响命运，而应该听从命运的安排。
5，我们期望生活给予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生活对我们有什么期望。我们不应该再问生活的意义是什么，而应该像那些每时每刻都被生活质问的人那样去思考自身。我们的回答不是说与想，而是采取正确的行动。生命最终意味着承担与接受所有的挑战，完成自己应该完成的任务这一巨大责任。
6，如果你发现经受磨难是命中注定的，那你就应当把经受磨难作为自己独特的任务。你必须承认，即使在经受磨难时，你也是独特的、孤独的一个人。没有人能够解除你的磨难，替代你的痛苦。你独特的机会就依存于自己承受重负的方式之中。
7，这种独特性使每个人的情况千差万别，因此让每个人意识到生命的意义，也就使他有可能完成其创造性地作品，享受到人类之爱。一旦他意识到自己是不可替代的，那他就会充分意识到自己的责任。认识到自己对所爱的人或者未竟的事业的责任，也就永远不会抛弃自己的生命。
8，只要还活着，就有希望。健康、家庭、幸福、职业能力、财富、社会地位———所有这一切都有可能重新获得或者恢复原状。
9，每一次牺牲都是有意义的。这种牺牲的性质决定了它在正常世界即追求物质成功的世界看来似乎没有意义。但实际上我们的牺牲确有意义。
10，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他总是指向某种事物或某人（他自己以外的某人）———不论是作为有待实现的意义还是需要面对的他人。人越是忘记自己———投身于某种事业或献身于所爱的人———他就越有人性，越能实现自己的价值。
11，人主要关注的不是获得快乐或避免痛苦，而是看到其生命的意义。
12，我们目前的心理———卫生哲学强调的是，人应当幸福，而不幸福是调适不当的结果。这样一种价值体系可能会造成这样的后果：不可避免的不幸之重负由于对不幸感到不幸而变得更加严重了。
13，所有这些苦难、死亡到底有没有意义？如果没有，那么压根儿就不该忍受。基于这种偶然之上的生命———不论你是否逃跑———压根儿就不值得活下去。
14，现在一些人去看精神病专家问的都是以前向牧师或拉比提出的问题。
15，人需要做的，不是像某些存在主义哲学家所教导的那样去忍受生命的无意义，而是忍受自己不能以合理的方式去把握生命之无意义。意义比逻辑要深刻得多。
16，每个时代都有它的集体神经官能症，因此每个时代都需要相应的特定心理治疗方法来进行治疗。现代的集体官能症———存在之虚无———可以被表述为私人和个人的虚无主义，虚无主义认为生命毫无意义。
17，乐观主义不能通过命令获得。你甚至不能强迫自己在任何情况下对任何事情都无例外地保持乐观。对于行为来说是这样，对于“三位一体”重的另外两个因素，即信任和爱也是这样，它们也都不可能通过命令获得。在欧洲人看来，美国文化的典型特点是人们一次又一次地被命令“幸福起来”。但幸福也不是能够强求的，它只能是结果。人们一定要有理由才能幸福起来。一旦找到了那个理由，他自然而然会感到幸福。
18，吸毒不过时一种更加广泛的社会现象，即由于存在需求之挫折引发并反过来成为我们工业社会普遍现象的无意义感。
19，“失业型神经官能症”是由于两方面的错误认知而导致的：一是错误地把失业和没用等同起来，二是把没用跟生活没有意义等同起来。
20，99%的酒精依赖患者都有深刻的无意义感，100%的毒品依赖患者认为“生活中的一切事情看来都没有意义”。
21，尽管痛苦是存在的，甚至说可以通过痛苦找到意义，条件是痛苦难以避免，正如本书第二章所说。如果它是能够避免的，那么消除它的原因才是有意义的事情。因为遭受不必要的痛苦与其说是英雄行为，不如说是自虐。另一方面，如果你不能改变造成你痛苦的处境，那么你仍然可以选择采取何种态度。
22，人们一般只看到生命的短暂，而忽视和忘记了过去的辉煌，在那里他们收获过自己的生命：信守的诺言、付出的爱以及勇敢而有尊严地忍受过的磨难。
23，鉴于人们仍有可能在磨难中找到的意义，那么生命之意义简直就是无条件的，至少从潜在意义上讲是这样。无条件的意义伴随着每个人无条件的价值。正是这种价值使人的尊严具有了持久性。正如任何情况下生命都具有潜在的意义一样，每个人的价值也一直与他同在，因为这是基于他过去实现了的价值，而不论他现在是否有用。
24，今天社会的特点是看重成功，因此尊崇年轻人。这实际上忽略了那些不再年轻的人的价值，并且模糊了尊严意义上的价值与有用性意义上的价值之间决定性的差别。
25，弗洛伊德曾经说过：“要是将一定数目的形形色色的人置于饥饿状态，随着饥饿的加剧，他们所有的个人差别都会泯灭，取而代之的将是相同的饥饿表情。”谢天谢地，弗洛伊德没有亲身感受集中营的生活。他的主题都集中在维多利亚风格的松软沙发上，而不是奥斯维辛肮脏的集中营里。在集中营，个体的差别并没有泯灭，相反，人们的差异性变得更大。大家谁也不想掩饰什么，不管是猪猡还是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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