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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形监狱——PANOPTICON

圆形监狱的设计者是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提出于 1785 年。

边沁自己把圆形监狱描述为“一种新形式的通用力量 ”(a new mode of obtaining power of mind over mind, in a quantity hitherto without example)。按照边沁的说法和设计:圆形监狱由一个中央塔楼和四周环形的囚室组成,环形监狱的中心,是一个了望塔,所有囚室对着中央监视塔,每一个囚室有一前一后两扇窗户,一扇朝着中央塔楼,一扇背对着中央塔楼,作为通光之用。

这样的设计使得处在中央塔楼的监视者可以便利地观察到囚室里的罪犯的一举一动,对犯人却了如指掌。同时监视塔有百叶窗,囚徒不知是否被监视以及何时被监视,因此囚徒不敢轻举妄动,从心理上感觉到自己始终处在被监视的状态,时时刻刻迫使自己循规蹈矩。这就实现了“自我监禁”——监禁无所不在地潜藏进了他们的内心。在这样结构的监狱中,就是狱卒不在,由于始终感觉有一双监视的眼睛,犯人们也不会任意胡闹,他们会变得相当的守纪律,相当的自觉。



本瑟姆声称他的这个发现是一个“哥伦布之蛋”,因为他找到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们一直寻找的东西——权力技术。

边沁从一所巴黎的军事学校中得到启发,这所学校被设计得易于管理。而边沁的弟弟塞缪尔(Samuel)想出了这个方案的原型,但是他希望解决复杂的人是关系。于是边沁这在这个方案中加入了一些契约的技巧,那是与相互信任相违背的技巧。基于成本的考虑管理者们总想付出的更少,而圆形监狱则被设计为当时最便宜的监狱,它需要的职员更少。

当边沁被一个委员会要求参与改良刑法时,他说:“如果允许我建立这样一个监狱,你将会看到监狱不需要付钱,监狱将不会花费国家一分钱。”由于监视者不会被看到,他们不需要一直执勤。而犯人也被要求做一些体力劳动,他们要在一个大轮上走,以驱动织布机或者是水车。这样监狱也将有一定的收入。

在边沁之后,米歇尔·福柯开始了对圆形监狱的哲学思考,在福柯的眼里,圆形监狱不仅仅有一种物质形态的权力意义,更有一种形而上的意义。如果我们把宇宙看作是像穿过手指间的空气那样空灵,那么,我们人类建立起来的如此恢弘的历史、文明、文化……就像是天空之城。



  圆形监狱(Panopticon)理论,是引申自英国法学大师边沁(Jeremy Bentham)根据可视性原则设计的圆形监狱。在边沁的圆形监狱设计图中(如上图所示)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监狱是一个像圆环状的建筑,在其中央造一个塔楼,上面开很大观察窗面对圆环的内侧,四周是一系列按层次划分的牢房。每个牢房中有两个窗户:一个让光线照进来,另一个面对塔楼,塔楼通过这个大观察窗可以对牢房内部进行监视。于是牢房“变成了一个小剧院,每个演员都是单独的,即被完全个体化了又是时时可见的”。犯人不仅对监视者来说是可见的,且只为监视者所看见而不与之发生任何接触。任何在恰当的位置上的人都可能操作这种建筑机器,而任何人都可能受其管制。监视者很容易观察一个罪犯、学童或妻子。这种建筑如此完善,以至于在监视者不存在的情况下其监督机制仍能有效地运作。“犯人看不见监视者是否在塔楼里,因此犯人必须循规蹈矩——仿佛监视是永久性和总体性的。如果犯人不能肯定他是被监视的,他就变成了自己的监视者。”边沁声称他的这个发现是一个“哥伦布之蛋”,因为他找到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们一直寻找的东西——权力技术。 

        整个圆形监狱的圆环建筑是一个封闭式的建筑群,它自成体系。塔楼是在这一建筑群中央的高楼,这使得它既是这一体系内部的组成部分,又因为是塔楼而比其他的建筑高。它处于圆环的中央,与圆环上的其他建筑群相分离,保持一定的距离。塔楼最主要的作用在于透过它的大观察窗,对圆环上的牢房进行监视。为了扩大监视的视野,保证监视的效果,只有采取高一层的塔楼监视低一层的监狱,而不应该由同一层的塔楼来监视同一层的监狱。这一体系本身的布局,决定了监视者和犯人是相互独立的,他们分处于不同的建筑中,所以他们之间的监督与被监督关系是通过一种“遥控”的过程而建立起来的。监督者不需要时时工作而其监督作用却时时存在。这种“遥控”的工具可能是特定的法律法规,也可能是某种技术层面的东西。圆形监狱最大的好处在于即使花很少的成本,也能达到很好的成效,这是一种完美的权力实施技术。

        在边沁之后,米歇尔?福柯开始了对圆形监狱的哲学思考,他认为,圆形监狱不仅有物质形态的权力意义,更有一种形而上的意义。换言之,傅柯认为边沁圆形监狱当中展现的监视者与受监视者的特殊关系,活生生的上演于现代社会当中。有纪律的社会,便是以监控作为手段,渗透、侵入社会各个层面进行无时无刻的彻底监视。福柯认为是权力使人类构建起恢宏而透明的人类社会,一个透明的社会……一个没有任何黑暗区域的社会……每一个人,无论其地位如何,都能洞察整个社会,人的心灵可沟通,他们的视觉不受任何阻碍,公众的观点相互作用”[2]这透明既是哈贝马斯构筑公共空间所提到的沟通和交流的条件,又意味着监视。正如被塔楼监视的牢房,在这样的状态里,监视必然会导致不同程度的自律,而用以框就自己的纪律、规范就是权力的物理微观形态,这些规范所体现的并非什么中立的真理,而是权力意志。于是,权力对个体的监视顺理成章地参与了这个个体的生成,并且拥有了最基本的现实基础。监视是权力得以实现的基本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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