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转按：张居正作为政治人物，必然得罪一些人，有些人对他可谓极为仇恨。可是，张居正却是周公一般的人物，忠谋为国，不徇私利。他的改革，近乎完美——所谓缺失，多半是当时的邪恶势力和后世别有用心的人或糊涂书生，鸡蛋里挑骨头给整出来的——一个偌大的社会，再完美的改革，也有让人说三道四的证据。改革是否徇私，是改革正确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准。如果一场改革下来，自家人、自己人、官僚们最终获得了巨大利益，却对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造成了巨大伤害。那么，这就是坟墓式的改革。张居正有吗？张居正的改革有吗？他除了享受了封建首辅该享有的待遇外，没有谋私。设若明无张居正中兴，明朝就会大折阳寿，历史就会改写。远距离的后世人不能给他一个公允的评价，反而往他身上泼脏水，有些中国人真是邪恶至极！ 从某种意义上说，张居正的悲剧，也是其性格上弱点、缺点和错误未能得到有效遏制而造成的恶果。
比如，张居正主政期间，清名远播，人们却洞悉他性格上喜听奉承话的弱点，专门设法以巴结讨好、曲意逢迎与他套近乎。尤其是在“夺情秉政” 期间，那些意欲拍马屁的人纷纷前往表示亲近，“门生上谒者多用白刺，以示亲昵”（朱克敬《暝庵二识》卷二）。《陔余丛考》亦称其：“不通贿赂，独好尊大，故人以此媚之。”
显然，“上谒者多用白刺”是一种投其所好的献媚方式，事实上也是一种精神贿赂。刺，即为名帖，也就是今天所称的名片；“投刺”，就是明清之际兴盛起来的一种与他人联络、交际的时尚作派。那时，士人出门拜客，须先行“投刺”之礼；这种习惯，以士宦麇集的京师最为时兴。这种文化习俗一经广泛地应用于交际场上，便开始衍化为钻营巴结、暗通关节等丑恶现象。一些趋炎附势的人为了讨好权贵，想尽办法，甚至在名片上做文章。所以对于这类的人，据朱国祯《涌幢小品》记载：“张（居正）江陵盛时，谄之者名帖用织锦，以大红绒为字，而绣金上下格，为蟒龙蟠曲之状，江陵见之嘻笑，然不以为非也。”张居正未能免俗，一当接到下属送来设计新奇、创意独特、做工精美、价值不菲的名帖，便也“见之嘻笑”，面露嘉许之色。所以，这就为他人留下了可乘之机，以至在当时有些下属为了博他一笑，甚至花重金请能工巧匠专门设计、制作这种价值不菲的织锦名帖，继而给后人落下话柄。
刘一儒在写信劝张居正“培元气而养敦浑之体”，事实上也是对他本人的一种期待，可惜他没能听进去，最终被人以“器小易盈”作为口实，成了在道德上攻击他的一个突破口。刘一儒的信中写道：“窃闻论治功者贵精明，论治体者尚浑厚。自明公辅政，立省成之典，复久任之规，申考宪之条，严迟限之罚，大小臣工，鳃鳃奉职，治功既精明矣。愚所过虑者，政严则苛，法密则扰，今综核既详，弊端剔尽，而督责复急，人情不堪，非所以培元气而养敦浑之体也。昔皋陶以宽简赞帝舜，姬公以惇大告成王，沦洽当代，矩矱后世，愿明公法之。”（《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一）应当说，作为张居正的至戚亲友，刘一儒的这封信首先还是基本上肯定了万历新政的改革成果的。其具体反映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 立省成之典，即精简机构，裁汰冗员。嘉靖、隆庆年间，朝廷行政机构庞杂臃肿，人浮于事；张居正将各种政府职能依据隶属关系，重新划定责任，明确规章，并将其办事机构也作了必要的归并，把能合并的都合并了，再通过严格官吏考核制度，加强了人事管理，从而使政府工作状况得以迅速改善。如主管天下钱谷赋税的户部，原先划分为13个司，分别掌管其事，一有纷争，即互相推诿。他在王国光的协助下，实行了统收统支；对不尽职或只拿钱又无事可干的官吏，尽行淘汰。这样一来，既减轻了朝廷支出，又鞭策着官吏们更好地工作，提高了行政效率。
二. 复久任之规，即严肃法纪、信赏必罚。张居正认为“赏罚功罪，须至公至平，人心乃服，人心服，而后可责其用命。”因此，在他执政期间，凡是违法犯纪的人，不管是皇亲国戚，还是地方豪强，一概绳之以法。如黔国公沐朝弼累次犯法，因其为功臣世家，别人感到难办，但他仍然将沐朝弼逮捕治罪。因此，史称由他主持颁布的一切政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 其令行禁止之规制，在整个明朝时期不亚于洪武、永乐年间。
三. 申考宪之条，即整饬纲纪，澄清吏治。早在隆庆六年夏，他就奏请举行 “京察”。所谓京察，就是凡五品以下的官员，都由吏部、都察院会同考察；四品以上的官员，则责令自陈(即陈述自己的任职功过)，接受皇帝与内阁的考察。
四.严迟限之罚，即对于荒殆政务，办事不力的官员，从严处罚。比如，在万历三年，张居正提出了整顿驿递的计划：“凡官员人等非奉公差，不许借行勘合；非系军务，不许擅用金鼓旗号。虽系公差人员，若轿扛夫马过溢本数者，不问是何衙门，俱不许应付。抚、按有违明旨，不行清查，兵部该科指实参治。若部、科相率欺隐，一体治罪。” 明代从北京到各省的交通干线，都设有驿站，主要是为过往官员提供交通便利。日子一长，官员们便将无偿占用沿途百姓的人力、畜力和物力，视为他们应有的特权。鉴于陈规陋习积重难返，所以张居正在整顿驿递制度中，首先就把重点放在整治“相率欺隐”的官场恶习上，以加重处罚的行政手段，来确保政令的畅通。
刘一儒的这些见解，无论是从其动机还是从其内容上看，都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他所提出关于张居正“政严则苛，法密则扰”的一些做法招致怨尤的忠告，应该算是对朝中舆情实事求是的一种反映；究其本意，也是希望张居正在万历新政取得初步成效后，适当在政策和策略上作些调整，以利于“培元气而养敦浑之体”。【部队：刘一儒有多大才能是个大问题，因为中国像他这样善于坐议立谈说空话讲文理的人多不胜数。说话不嫌牙疼腰疼的人比比皆是。况且，软绵绵文绉绉又面面周到的改革存在吗？胸怀大局思虑成熟的伤筋动骨的改革需要钢铁般的意志和执行，左顾右盼只能无所作为。】 张居正到了执政后期，尤其是在发生了事关“夺情” 的廷争事件之后，已经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了。他对此没有理睬，刘一儒自觉无趣，从此也渐渐地疏远了他。从这件事情上，即可看出他在个人性格上的某些弱点、缺点和错误，就是基本上听不得不同意见，进而将许多原本可以站到他的旗帜下、或可以与之结为统一战线共同推行万历新政的正直官员，全都推到了敌对阵营。张居正最为不该以冷漠、疏远之态度对待的人，则是像丘橓这样既傲骨铮铮、清正刚直，又心地偏狭、睚眦必报的人。这种人，在那种等级森严的专制社会里长期沉沦于下僚，心中郁积了太多的愤懑和仇恨，一但有机会反啮，他一定会以十倍的疯狂、百倍的狠毒，给对手痛加捶击，置之于死地方后快！丘橓这个人喜欢以矫情博取浮名，本来是个人人讨厌的人，可他毕竟是个清介之士。别人送他五两银子做礼物，他居然去告发此人行贿，害得这人丢了官，也实在是不近情理；可是当他告假还乡时，他交不出国税银子，而知县为了着弄他，竟通过请示“两台”(即巡按使与布政使)，把他退回县衙的那些礼金充作税银缴公。此人的怪癖行径虽然乖戾做作，却也证明了他确实能廉洁处世。张居正既然一面在大刀阔斧地整肃吏治，另一面也在带头拒贿反腐，可见他还是可以理解丘橓这种人的内心世界的。后来，很多御使向张推荐丘橓，但终因张的厌恶，没能如愿。张居正一直不肯启用这位品行尚且端正之土，反而对旁人评议他“此君怪行，非经德也”，所以也就在深深地伤害了丘橓的同时，也为自己身后倾遭弥天大灾结下了一段孽缘。【部队：“丘橓这样傲骨铮铮、清正刚直，又心地偏狭、睚眦必报”你相信作者这样自相矛盾的鬼话吗？丘橓是正派人吗？这样的人谁会用谁敢用？】 明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内阁首辅张居正去世了。 张居正死后，明神宗开始着手清洗他留下来的一些亲信。万历十一年，被压制十来年、一直困在山东诸城荒郊乡野中郁郁不得志的丘橓，终于又被神宗召回朝廷，出任左副都御使，再迁刑部右侍郎。次年，皇帝一声令下，要查抄张居正的在京寓所，并立即派人赴荆州去籍没张居正家产，丘橓便立即与司礼太监张诚、锦衣卫指挥贾应魁等火速南下，直奔荆州。
万历十二年（1584）四月二十一日，籍没张居正家产的谕旨传至荆州。荆州府、县两级地方官不敢怠慢，即刻亲自率领衙役兵卒到张府封门。他们将张宅内的男女老少全部关进空房，不供食水，并且不许随意走动。张诚等在路上昼夜兼程，也走了半月有余。五月五日，他们抵达荆州；这时候，张居正一家老少人口已被饿死十余口。丘橓、张诚等置死人于不顾，竟马上命令吏卒抄掠财物，其酷烈之甚，令人发指！
丘橓的公报私仇，无疑令人深为不齿；而神宗正是利用了他的这种心理，才使出如此狠毒的恶招。所以，当张居正之长子张敬修自缢身亡前，便在留下的一份遗书中大骂：“丘侍郎、任巡按，活阎王！你也有父母妻子之念……何忍陷人如此酷烈？！”
看来，当初刘一儒在劝张居正时所称“以培元气而养敦浑之体”，实际上也就是希望他在任用官员时，应舍弃个人的好恶，注意培补朝廷正气，以期让上上下下的文武百官都能以敦诚浑朴的平常心，来调处相互间的关系。然而，张居正却未能听信这话，尽管他也任用了不少能臣贤吏，但也重用了许多如王篆、曾省吾、在傅作舟、朱琏，乃至于大学士张四维、潘晟等之类劣迹斑斑、巧言佞色之辈。所以，一当神宗要拿他开刀，至此则落井下石者众，而他自己也就只能陷于墙倒众人推的可悲境地之中了。
张居正的死，无论是对当时的整个政局，还是对他本人及其家属儿孙，都是一桩直接改变了其原有命运格局的极为重要事件；而受他牵连、首当其中蒙受朝廷贬斥的，是戚继光。
这事的缘起，据说久有渊源：被张居正驱逐出朝的前首辅高拱于万历六年临死前，曾写了本名为《病榻遗言》的小册子，他没有通过上层路线奏呈官府，而是采用民间传播渠道，只是通过人们的相互传抄而终于引起了神宗的注意。在《病榻遗言》中，高拱说，发生在万历元年的“王大臣案”，是张居正为了陷害他而设下的阴谋；而那个王大臣，乃戚继光的部下。
“王大臣案”，发生于万历元年神宗登基的半年之后。那天，皇宫的卫士发现有个鬼鬼祟祟的人化装成宦官在宫门前逗留，当即将此人逮捕。在讯问中，他招供说名叫王大臣，本是戚继光的部下。张居正闻讯大惊，惟恐王大臣说出什么来连累了戚继光，便与太监冯保合谋，企图让王大臣诬指是高拱派他来谋刺皇帝的。谁知在审讯时，王大臣当堂翻供，冯保乃给他灌下哑药，使之不能说话。没过几日，此人便被处死了。于是所谓“王大臣案”便成了明万历朝的一大疑案。
王大臣到底是不是戚继光的部下？当时谁也说不清楚。可神宗偏偏据《病榻遗言》认为戚继光与张居正曾有过不可告人的勾当。这时，兵科给事中张希皋不失时机地跳出来弹劾戚继光；戚手下的一个将领（据后人推断是西路副总兵陈大治），揭发他曾连夜派人给张居正送信，并发出疑问：“意欲何为？莫非反状乎？”无奈之下，戚继光只好上疏请求辞职，以剖白心迹，而神宗竟因疑窦未释，乃于万历十二年十一月解除了戚继光在蓟州的职务。
戚继光与张居正关系一向很好，如张居正为赴荆州给父亲下葬而南下之时，戚就特意派出一队火枪兵充作张的卫士；但若说戚继光有助张居正谋反之意，却显然是陷构诬蔑。神宗皇帝也不相信戚继光有何大逆不道之居心。但是，戚继光在北部边防重镇蓟州统帅着数万精兵，毕竟是件叫人放心不下的事。于是，兵部的一纸调令，便将他调到广东任总兵官。
在离开蓟州的次年十月，戚继光向朝廷辞去他的军职，从广东回到了故乡蓬莱——此时刚好距他于隆庆三年(1569)出任总理蓟昌保定练兵事务、镇守蓟州等地之际，刚好时隔16年。
张居正当了十年的政府首脑，他死后，人亡政息，到头来的下场竟是其在荆州的家被抄了，而他的儿孙们也早被神宗远戍于边疆烟瘴之地。相比较而言，戚继光认为自己能够保全性命而回归故土，也算是不幸中之大幸，所以他对儿子们说：“乃今功成身退，得保首领于牖下，此其以善息矣。”
戚继光（1528—1588），字元敬，号南塘，山东蓬莱人；他出生于一个军人世家，其父戚景通为登州指挥佥事。十七岁的戚继光在父亲死后，便承袭祖职，开始了他长达四十余年的军旅生涯。
嘉靖中叶以来，日本的一些亡命军人、失意政客，以及一些中国的海盗等纠结成伙，开始在东南沿海一带大肆抢掠，并日渐猖獗，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倭寇之乱”。由于当时的明朝政府政治腐败，武备不修，致使军队的战斗力几乎到了形同虚设的地步。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戚继光以都指挥佥事之职，调奉至浙江抗倭；次年（1557年），他升任宁绍台参将，此后即赴浙江义乌调选矿工，训练新军。戚继光为训练这支队伍，付出了很大的心血。他接受孙武、司马穰苴等古代军事家以诛杀立威的治军思想，以严酷的手段对待违犯军纪者，轻者处以体罚，重者割耳甚至斩首；既注重结营布阵，也注重锻炼筋骨，更重视训练士兵们的纪律观念。嘉靖四十年，戚继光率军在浙江与倭寇展开大战，九战九捷，直至将浙江一带的倭寇完全平定，由他所训练和统领的“戚家军”名扬天下！平定倭寇之乱，使戚继光的功业彪炳千秋，也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军事家之一。
隆庆二年（1568年）三月，朝廷调原福建巡抚谭纶任蓟辽保定总督兼理粮饷。谭纶上任后，立即上疏，要求调时任福建总兵的戚继光至北方负责练兵事宜。
谭纶(1520-1577)，字子理，宜黄人。他比张居正大五岁，为嘉靖二十三年进士，从科举资历上讲，也比张还早一科；但他一直是其推行边防改革的重要骨干。早年间，谭纶先后出任南京礼部主事、职方郎中、台州知府等职，只由于东南“倭患”积久日深，他不得以担当起了军事职责，任用参将戚继光“练乡兵御贼”，未久即成精锐之师相继在台州、仙居、临海一带抗击倭寇，三战三捷。倭寇不甘心失败，自象山突袭台州，谭纶率军连接攻破马岗之敌，又与戚继光共破葛埠、南湾之敌，朝廷嘉赏他“沉毅知兵”，在关键的时候调他来蓟辽主持北方数镇的边防大计。
经谭纶力荐，翌年五月，戚继光被任命为总理蓟昌保定练兵事务一职，蓟州、昌平、保定三镇总兵以下的将校均受其节制。戚继光从小生活在北方，年轻时曾在蓟门服役五年，对蓟镇一带比较熟悉。他赴任后，发现蓟、昌二镇的兵力不足十万，而老弱参半；这些部队分属诸将，竟散布于二千余里的防卫战线间。假若敌人聚力来攻，各分守部队必定首尾不能相顾，势必会陷入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被动挨打的局势之中。为了改变这种危局，他原打算在蓟镇训练十万精兵，并就士兵的选用、粮饷的筹集、武器的制造等事宜向朝廷提出了建议；可由于种种原因，他最终只被允许训练三万士兵。
后来，朝廷突然调走原蓟镇总兵，命戚继光继任此职。这样一来，戚继光与原归他节制的昌平、保定的总兵成了平级关系。为此，他深感愤愤不平。
张居正任首辅的十年间，一直将戚继光倚为干城，对其言听计从；因为担心戚受上司的掣肘，还特意安排他的学生梁梦龙担任戚的顶头上司蓟辽总督。为此，就有人妄加推测，以为戚与张的关系如此不一般，是戚经常给张送礼的结果。
但通过查阅张居正书牍的有关记载，人们发视戚有一次确实派其弟到北京给张送上了一份重礼；可张除了只是象征性地收下了一点之外，其余的便又都让戚弟带了回去。所以，对于戚继光与张居正的关系，诚如著名史学家谈迁在《国榷》中所说：“非戚将军附江陵也，江陵自重将军耳。”
显而易见，是张居正欣赏戚继光的军事才能而特别推重他，而不是戚继光要刻意去巴结、趋附张居正。至于他给张居正送礼一事，无非是出于对有知遇之恩者的一片答谢之情罢了。后来，在许多年间，朝内不时有人想找戚继光的麻烦，但都被张居正所一一代为化解；而对于那些心怀叵测之人，张居正即分别处之以罢黜或调离，为戚继光充分发挥自己的军事才能创造了一个极为宽松的环境。
戚继光为了答谢张居正的知遇之恩，开始在蓟镇大张旗鼓地训练士卒、建立新军、修筑长城，更新装备……万历元年，戚继光率部击败了朵颜部酋长董狐狸，迫使董狐狸投降。两年后，董狐狸与其弟长秃再次入犯边境，也被戚继光率军打得落花流水，长秃也被明军活捉。董狐狸只得再次投降，发誓朵颜部永不再犯。之后，蒙古诸部慑于戚继光的军事才略，一直不敢在蓟镇一带挑衅生事。
戚继光挥泪辞别蓟镇父老后，曾回蓬莱故乡盘桓了将近三月。在他与亲友辞行准备去南方的酒会上，他赋诗一首，寄托感慨：“五岭迢遥秋望迟，白头今复动离思。儿童遮道看传节，朋旧临歧为举卮。仰面还惊归鸟下，扪心拒遂片云移。东门尚有瓜田在，重语园丁好护持。”
戚继光的文学修养很高，诗作在当时便很有名气，被人们誉之为文武兼备的“儒将”。清初著名文论家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评介其诗说：“少保(戚继光)少折节为儒，通晓经术，携手徒步，人莫知为故将军也。少保绥靖闽浙，功在东南，生平方略，欲自见西北者，十未展一二。故其诗多感激用壮、抑塞偾张之词，君子读而悲其志焉。”
在这一首诗中，戚继光告喻故乡亲友：我老了，而到五岭之外广东的路却太远、太长；回顾往事，人事纷杂，秋风萧瑟，满目苍凉……他暗示自己不久即会解甲归田，仕途艰险，举世皆浊，东门外的田园是他人生的最好归宿，他早已嘱咐园丁好生护持，以待其寻机而退、终老乡梓。
联系到他对国事的牵挂，“东门尚有瓜田在，重语园丁好护持”之语，焉说不是对当朝衮衮诸公的一种冀盼和期许：庙堂已无张居正，而神州大地尚须有人撑持，各位“园丁”可要尽心护持我们的共有家园啊！
当晚年的戚继光回顾生平之时，他对自己能全身以退而备感欣慰。他在《祝文》中写道：“回首视之，或临锋镝，或逢水火，或督我愆，或忤当权，或为挂藉，或蹈嫌疑，实数滨于死地而邀天幸以全其生也。”
回到故乡蓬莱后，戚继光又度过了两年的寂寞时光。万历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1588）的凌晨，戚继光在家中与世长辞。一代名将，就此陨灭。
据《戚少保年谱耆编》记载，戚继光于“蜡之前一日病作，漏二鼓始入内，家人以后事请，一无所语，鸡三号遂安然体逝而终矣”。
弥留之际，戚继光没有留下任何遗言。何许，最终萦绕于他脑海中的人生片断，该是与恩相张居正惺惺相惜、共建北部边防的那一段美好时光吧。可是，眼前国事日非，风雨如磐，这一切又该向谁去倾诉呢？
大约还是他的老上司、老朋友、曾任兵部侍郎的汪道昆能够理解戚继光“一无所语”的心曲和隐衷，当他亲笔为戚将军撰写墓志铭时，怆然写道：“蜡日，鸡三号，将星殒矣。”
张居正、戚继光的命运，成为大明命运盛衰兴替的一个历史转折点，这是个人的悲哀，也更是整个大明的悲哀、乃至整个华夏神州的莫明悲哀！
原文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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